默西的晚潮反覆冲洗著锈红色的河岸，河里上百支桅杆的旗帜，最先被风扯得哗啦作响，它穿过利物浦的红砖房，在阿德尔菲酒店的石墙外打了个旋，然后消散在暮色里。
    这是一栋接待贵族和富商四十余年的奢华酒店，格莱斯顿在此下榻进行巡迴演讲。
    理察受邀来到酒店顶层的一间私密包厢，这里暗红的大马士革锦缎墙纸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光滑的橡木护墙板不知打了多少次蜡。
    巨大的落地窗两侧垂著厚重的天鹅绒窗帘，景色与私密就在这一拉一放之间。
    理察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坐垫很软，以至於他的背陷了进去。
    面前的茶几上放著一瓶已经开了塞的红酒，旁边是一只水晶高脚杯。
    他倒了一杯，端起来晃了晃，然后凑近鼻尖嗅了一下。
    黑醋栗、李子、还有一丝橡木桶的香味是如此醇厚，你不必懂酒也闻得出来，这是顶级的红酒。
    “嗯。”他抿了一口，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感嘆。
    格莱斯顿的演讲应该刚刚结束，理察能想像得到几千人眾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的模样。
    接著，门被侍者推开。
    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走了进来。
    他的头髮已经灰白了，双颊因为长期奔波而凹陷下去，颧骨的轮廓被煤气灯刻画得格外锐利。
    但他的眼睛里面燃著火。
    他刚从演讲台上下来，几千人的呼吸和心跳中凝聚的热量还没有从他身上散去，理察几乎能看见那层磁场。
    格莱斯顿仿佛刚刚战胜了自己的某个宿敌，精神高亢而身体疲惫。
    理察站起来。他站起身的速度比平时快了一些，但忍著伤口的不適，走到格莱斯顿面前，伸出手：“格莱斯顿先生，晚上好。”
    格莱斯顿欣慰地笑笑，握住理察的手，用力摇了一下。
    “你就是布莱恩先生。”他的声音有些许沙哑，连续几个小时演讲他的嗓子一定快冒烟了。
    但即使是这样，他咬字依旧十分清晰：“亨利议员在信里说，你比伦敦所有的商人都有远见。”
    理察微微欠了一下身：“您过奖了，先生。”
    格莱斯顿是商人出身，虽然做过两任財政大臣，但他不是贵族，因此二人的姿態是相当平等而和谐的，如合伙人或朋友之间的交往。
    他转过身，对站在门口的侍者说：“麻烦你，一杯蜂蜜水，温的。”
    侍者点了点头，无声地退了出去。
    格莱斯顿在理察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不必过谦，布莱恩先生，你的名字和事跡已经飘到了威尔斯，不单单是因为你的mkii步枪贏下了陆军的竞標，或是你的体系被伍利奇皇家兵工厂採纳，但当然，这两件事本身已经足够让人记住你。”
    侍者端著托盘走进来，上面放著一只白色的瓷杯，杯里冒著细微的白烟。
    格莱斯顿接过来，吹了吹，端起来，咕咚咕咚地喝完了，像是在沙漠里走了太久的旅人终於找到了水。
    他放下杯子，用手背擦去嘴唇上的水渍。
    “你对於爱尔兰工人的態度和事跡，我在报纸上读过了，令人印象深刻。”
    “我本可以做得更好的。”理察点了点头，“工人需要的不是善人的施捨，是一份可以养家的体面薪水和安心养伤的权利。这是生而为人最基本的尊严。”
    “没错，尊严。”格莱斯顿用手点了一下桌面，“这也是我主张废除爱尔兰国教会的原因，从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的口粮钱剜去一块，去供养一个他根本不信仰的教会，这是不公且耻辱性的”
    “是的，”理察赞同道，“这確实是当下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否则爱尔兰人永远无法对联合王国產生归属感。”
    这时，侍者又端了一杯蜂蜜水进来，这一次杯子里多了一片薄薄的柠檬，换走了那杯已经空了的白杯。
    格莱斯顿端起来，这次他喝得慢了些。
    “但今天请你来，”他说，“不是来討论这个的。”
    理察直起了身子，他知道前面那些关於爱尔兰教会的对话，是格莱斯顿在確认他是不是那个亨利议员所描述的人，他是不是在思想上与自己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
    至於教会、土地改革，格莱斯顿自己就能解决。
    他即將推行的改革法案都在他的脑子里，那些是他的战场。
    但现在他要说的，是一个他解决不了的麻烦。
    “普鲁士人，”格莱斯顿说，“他们的克虏伯大炮，在两年前的普奥战爭中大显神威，奥地利人连普鲁士士兵的人影都没见到，炮弹就把他们的指挥系统打上了天。”
    格莱斯顿端起蜂蜜水又抿了一口。
    “可我们也强不到哪去，开炮之前，我们的炮手还要向上帝祈祷它不会炸膛。”
    理察的眉毛动了一下。
    这不是夸张，阿姆斯特朗炮確实是世界上最早的后装线膛炮，是大英帝国的骄傲。
    但在实战中，它暴露了许多问题。
    炮閂闭锁不严，火药燃气从缝隙里泄漏出来，炮管的材料不够可靠，膛线磨损太快，炮管隨时可能出现裂缝，但这不全是设计的问题，而是材料。
    理察抬起头对格莱斯顿说：“阿姆斯特朗爵士的设计理念没有问题，后装线膛炮的方向是对的。但英国兵工厂用的是熟铁炮管，熟铁在发射时都会膨胀变形，导致膛线在一次次高温高压中磨损，炮閂和炮膛之间闭锁不严。”
    理察接著解释道：“而普鲁士人的克虏伯大炮用的是高强度铸钢炮管，钢在高温下更稳定，因此炮管寿命更长，这是材料上的差距，不是设计上的。”
    “而且普鲁士人的零件都是標准化批量生產，”理察的手指在桌上画著圈，“而我们还在坚持让工匠打造大炮，每一门都是独一无二的，这门炮的零件换到另一门就不灵了。”
    “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陆军和海军在普鲁士人面前会像纸一样脆弱。”格莱斯顿的手轻轻地扶住额头。
    理察担忧地点了点头。
    二人沉默了一会，格莱斯顿盯著他那边的红酒杯，若有所思地问理察：“那你的建议呢？”
    理察知道火候到了，自己只需要顺水推舟。
    “其实您不必担忧，”他说，“我已经有对策了。”
    格莱斯顿的眉毛挑了一下：“哦？”
    “我打算先去一趟斯旺西，见一个人。”
    “谁？”
    “查尔斯·西门子。”
    格莱斯顿的眼睛亮了一下，因为那个名字在当时的英国，比许多贵族都要响亮。
    查尔斯·威廉·西门子，英国皇家学会院士，这是一个在工程师和科学家心中比爵位更重的头衔。
    这一年他刚完成了加尔各答到伦敦的印欧电报线，这是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工程成就之一，他的名字在每一个学工程的年轻学子间响亮地流传。
    但格莱斯顿的眼神又忽然暗淡下来，他问：“他是个科学家，你让他造大炮，他会听你的吗？”
    理察笑笑，他就知道格莱斯顿会问这个。
    “这个嘛……”他端起酒杯，“听说迪斯雷利是不可能打败的，可您不是也做到了吗？”
    格莱斯顿愣了一秒，然后，他也笑了，他知道自己眼前这个年轻人不是空来的自信。
    他端起那杯蜂蜜水朝理察举了一下：“那就全权交给你了。”
    理察把酒杯往前送，和他的杯子轻轻碰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