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远水的棺材是林清石从镇上买回来的。
    杉木的，没有上漆，木头还是原色，淡淡的黄白色，散发著新鲜的木头气味。棺材不大——陈远水瘦到最后，已经不需要多大的棺材了。林清石在棺材铺里挑了很久，挑来挑去，挑了最小的一口。棺材铺的老板认识他，问了一句“给谁买的”，他张了张嘴，那个字卡在喉咙里，怎么都吐不出来。
    “给阿爸。”他最后说。
    老板看了看他，没有再问，帮他用麻绳把棺材固定在三轮车的车斗里。林清石推著车往回走，走在永春到达埔的那条山路上。棺材躺在车斗里，盖著一块雨布，雨布被风吹得啪啪作响，像有人在拍手。路上遇到几个认识的人，跟他说“清石你今天没送货啊”，他说“嗯”，没有停下来，推著车继续走。
    他走得很快，比他以前任何时候都快。上坡的时候也不喘气了，闷著头往上推，车轮碾过碎石，哐啷哐啷地响。他不想在路上遇到任何人，不想跟任何人说话。他只想把这口棺材推回家，推到陈远水面前——虽然陈远水已经不需要了。
    到家的时候，陈阿圆站在院子门口。她看见车斗里那口棺材，看见上面盖著的雨布，看见林清石被汗水湿透的脊背，看见他低著头不敢看她的样子，走过去，伸出手，接过了三轮车的车把。
    “我来吧。”她说。
    “不用。”
    “你去歇著。”
    “我不累。”
    两个人推著三轮车走进院子。棺材被抬下来，放在灶间旁边那间空屋子里。那间屋子以前是堆柴火的，后来林家铺子搬到了路边的砖瓦房里，这间屋子就空了出来，堆著一些不用的罈罈罐罐。林清石把罈罈罐罐搬到院子里，把地面扫乾净，铺了一层稻草，和陈阿圆一起把棺材抬了进去。棺材落在稻草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稻草被压得沙沙地响了几声，然后就安静了。
    陈阿圆站在棺材旁边，伸出手摸了摸棺材的木头。木头很光滑，没有被漆过的木头摸上去涩涩的，有一点扎手。她摸了几秒钟，把手收回来，转过身。
    “清石，”她说，“我想给阿爸洗个澡。”
    苏阿梅端来了一盆温水。水是灶上烧的，不烫不凉，刚好。她把盆放在石凳旁边，盆里的水纹丝不动，倒映著天上的云。她蹲下来，把手伸进水里试了试温度，然后站起来，看著坐在石凳上的陈远水。
    他已经换了一身衣裳。衣裳是苏阿梅给他换的，一件藏青色的中山装，是林清石前年过年的时候给他买的，他只穿过一次，嫌太紧了，就掛在衣橱里再也没穿过。现在穿在身上，空空荡荡的，肩膀的地方垮了下来，领口像一个大大的洞，他的脖子细得像一根竹竿，从那个洞里伸出来。
    苏阿梅看著他，看了几秒钟，然后把他的衣裳一颗扣子一颗扣子地解开。她的手在抖，解第一颗扣子的时候解了好几次才解开。第二颗快一些，第三颗更快。解到最后一颗，她停了一下，看著陈远水裸露的胸膛。
    他的胸膛瘦得只剩一副骨架了。肋骨一根一根地凸出来，像一排被雨冲刷出来的田垄。皮肤贴在肋骨上，薄薄的，透透的，能看见下面青色的血管和微微起伏的心臟——心臟还在跳吗？苏阿梅盯著他的胸口看了好几秒钟，看见那层薄薄的皮肤下面什么都没有动。
    她已经知道他不会再动了。但她还是看了好几秒钟，像是在等一个奇蹟。
    没有奇蹟。
    她把毛巾浸进盆里，拧乾，开始给他擦身体。从脖子开始，擦到肩膀，从肩膀擦到胸口，从胸口擦到肚子。她擦得很仔细，每一条皱纹都擦到，每一个凹陷都擦到。她的毛巾在他的皮肤上慢慢地移动，像一个在乾涸的土地上行走的人，一步一步，走得很慢，很小心，怕踩坏了什么。
    陈阿圆站在旁边，看著母亲给父亲擦身体。她站在那里，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握成了拳头。她的指甲掐进掌心里，掐得生疼，但她没有鬆开。她怕她一鬆开手，就会去抢母亲手里的毛巾，抢过来替她继续擦，替她把这件事做完。但她没有动。这是母亲的事。母亲伺候了父亲一辈子，最后这一件事，也应该让母亲来做。
    苏阿梅擦完了上半身，换了一盆水，开始擦下半身。她脱下他的裤子，动作比刚才自然多了，像是做了一辈子的事。她把他的腿抬起来，膝盖弯著，露出那条瘸了的左腿。左腿比右腿细了很多，肌肉已经萎缩了，骨头突出，像一根被剥了皮的树枝。她看著那条腿，手上的毛巾停了下来。
    这条腿，是在云南摔断的。
    一九四三年，在滇缅公路上，他们在一条山沟里遇到了山体滑坡。碎石从山坡上滚下来，陈远水推著箩筐往前跑，一块石头砸在他左腿上，他摔倒了，箩筐翻了，两个孩子从筐里滚出来。他爬起来，先把两个孩子捡回去放回箩筐里，然后才低头看自己的腿。腿已经断了，骨头从皮肉里戳出来，白森森的，沾著血和泥。
    他用两根树枝和一条布带把腿绑住，继续走。
    走了三天，到了下一个村子，才找到一个人帮他把骨头接回去。没有麻药，他用牙咬著一根木棍，咬得木棍上全是牙印。接好后也没有好好养，第二天又开始走路，腿肿得像水桶，他用布条缠著，继续走。
    走了一个多月，肿才消了。但腿已经歪了，从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再也没有好过。
    苏阿梅看著那条腿，看了很久。她的手指轻轻地摸著腿上的伤疤，从膝盖摸到脚踝，又从脚踝摸回膝盖。伤疤很多，大的小的，深的浅的，有的已经变成了白色，有的还是紫红色。每一个伤疤都有一个故事，有的她记得，有的她不记得，有的是他受了伤都没有告诉她。
    她把他的腿放下来，给他穿上裤子，盖上被子。
    然后她端著那盆水，走到院子外面，泼在了那棵龙眼树下。
    水渗进土里，很快就看不见了。但苏阿梅知道它在下面，在树根够得到的地方。树根会把它吸上去，送到树干、树枝、树叶里，送到明年春天新长出来的花苞里。花开了，落在地上，又变成土，土又被树根吸上去。
    她蹲在龙眼树下，看著那一小片被水洇湿的泥土，看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回了灶间。她不知道什么是轮迴，什么是转世，什么是生命循环。她只知道，水泼在地里，树会喝到；树喝了，花会开；花开了，人会看到。人看到了，就会想起浇水的那个人的手。
    她的手，粗糙的，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指甲缝里永远有洗不掉的泥。这双手洗过无数的衣裳、无数的碗、无数的尿布，揉过无数的麵团、无数的茶叶、无数的金桔。这双手给陈远水洗了无数次的澡，擦了无数次的身，在他还活著的时候，在他已经走了之后。
    她把手伸进水盆里，洗了洗，在围裙上擦乾。
    “阿圆，”她喊了一声，“棺材的盖子，什么时候盖？”
    陈阿圆站在灶间门口，听到这句话，像是被人从背后推了一下，踉蹌了一步，扶住了门框。
    “明天。”她说，“让阿爸再待一晚。”
    苏阿梅没有说话。她走到石凳前，在陈远水旁边坐下来。他的身体已经凉透了，但她坐在他旁边，像是他还是活的一样。她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手是凉的，硬邦邦的，骨头硌著她的手心。她握著那只手，看著院子里那棵龙眼树。
    龙眼树的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禿禿的枝条在风里微微地摇晃，像一个人在招手。树下那摊泼过水的地方，泥土的顏色比旁边深一些，在夕阳的余暉里泛著暗暗的光。
    她握著陈远水的手，在那棵龙眼树下坐了一整夜。
    那天晚上，陈阿圆没有睡。
    她坐在灶间的灶台前，灶膛里没有生火，冷冰冰的。她穿著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手里拿著那把断了齿的梳子，在灶台前坐了一整夜。
    她没有梳头。她只是握著那把梳子，拇指在梳子背面那朵刻花上一遍一遍地摩挲。刻花的纹路已经很浅了，浅得几乎摸不到，但她还是能感觉到。那朵花在她的拇指下面，像一颗被埋在土里的种子，看不见，但她知道它在那里，它在等她把它挖出来。
    她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四岁那年，在缅甸曼德勒的广东大街上，她从箩筐里探出头来，看见父亲的背影。他的背很宽，肩膀很宽，挑著两只箩筐走得很稳。即使走在坑坑洼洼的路上，箩筐也只是轻轻地晃，不会把她顛出来。她那时候不知道那条路有多长，不知道父亲走了多久，不知道父亲的肩膀上压了多少重量。她只知道那个背很宽，很稳，很安全，可以让她放心地坐在箩筐里，看著天上的云一朵一朵地飘过去。
    想起七岁那年，陈家铺子开张。她站在柜檯后面，踮著脚尖，把金枣一颗一颗地摆在粗陶碗里。父亲从柜檯下面摸出一颗金枣，放在她手心里，说“你漏了自己吃掉的那一颗”。她那时候以为父亲是在教她算帐。后来她才知道，父亲是在教她——吃了就是吃了，欠了就是欠了，走过的路不会白走，咽下去的苦不会白咽，它们都会变成你身体里的一部分，变成你的骨，你的血，你的肉。
    想起十二岁那年，土改工作队来陈家铺子。父亲蹲在灶间门口抽著烟，说“阿圆，以后有人问你阿爸在缅甸的事，你就说，你阿爸是种地的”。她那时候不明白，为什么种地的比做生意的安全。后来她明白了。在那个时候，种地的不会被人问“你在缅甸到底做了什么”，不会被人怀疑“你是不是国民党的特务”，不会被人在半夜敲门。父亲用一把锄头，把自己从“华侨商人陈远水”变成“种地的陈远水”，把可能砸到家人头上的石头，一块一块地搬到了自己身上。
    想起十六岁那年，出嫁。她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回过头，看见父亲站在人群后面，手插在裤兜里，眼睛一直看著她。她没有哭。但她知道父亲哭了。父亲没有让別人看见他的眼泪，但他口袋里的手帕是湿的。她后来从母亲嘴里知道，父亲在她走后，一个人坐在陈家铺子的柜檯后面，坐了一整个下午。没有算帐，没有拨算盘，没有泡茶，就那么坐著，看著门口那条她消失的路。
    想起生家安那天，父亲在医院走廊里坐了一整夜。她生完孩子从產房被推出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父亲坐在走廊的椅子上，头靠著墙，嘴角掛著一丝口水，睡著了。他的手里还攥著那根竹竿，竹竿倒在地上，他攥著的那一头已经被他的汗浸得发黑。她看著他睡著了的样子，想起四岁那年，她坐在箩筐里，看著父亲的背影。那个背影和现在这个背影不一样了，那个背影又宽又直，这个背影又瘦又弯。但它们是同一个背影。都是她阿爸的。
    想起家兴满月那天，父亲坐在石凳上看著远处的山坡，说“桃花开了”。他那天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怕惊动了什么。她那时候没有在意。现在她知道了，那是父亲在跟她告別。他看了桃花，看了龙眼树，看了院子里的鸡，看了灶间的烟囱，看了她。他把这些东西一样一样地看了一遍，在心里收好了，然后就走了。
    他把该看的都看了，该收的都收了，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了。
    她靠在灶台上，手里握著那把梳子，闭上了眼睛。
    她没有睡著。她只是想闭上眼睛，在黑暗中把那座从缅甸到泉州的山路再走一遍。在黑暗中，她看见了父亲。他走在她前面，瘸著腿，拄著竹竿，竹竿点在地上的声音，篤、篤、篤，像钟声。她叫了一声“阿爸”，他没有回头。她又叫了一声，声音大了一些，他还是没有回头。
    他没有回头，但他在往前走。
    他一直在往前走。
    天亮了。
    陈阿圆睁开眼睛，灶间的窗户纸上透进来一线灰濛濛的光。她站起来，腿麻了，扶著灶台站了一会儿，等麻劲过去，然后走出灶间。
    院子里的石凳上，苏阿梅还坐在那里，还握著陈远水的手。她坐了一整夜，眼睛红红的，但没有哭。泪已经在前几天夜里流干了，流到后来，眼睛干得像两口枯井，什么都流不出来了。
    “阿母。”陈阿圆走过去，蹲在她面前。
    苏阿梅抬起头，看著女儿。她的眼白上布满了血丝，眼瞼肿得像两只桃子，嘴唇乾裂，脸上一层灰扑扑的、像尘土一样的东西。她看著女儿，像是没有认出来，看了好几秒钟才回过神来。
    “天亮了啊。”她说。
    “嗯，天亮了。”
    “棺材的盖子，该盖了。”苏阿梅鬆开陈远水的手。那只手从她手里滑出去，落在石凳上，弹了一下，然后又不动了。
    陈阿圆没有叫林清石。她自己走进那间空屋子，把棺材的盖子搬了出来。棺材盖子是杉木的，不重，但她搬了一整天才搬过来——不是搬不动，是捨不得搬。她走一步停一步，走一步停一步，从空屋子到院子，短短几十步路，她走了好几分钟。
    她把棺材盖子靠在石凳旁边，然后蹲下来，和陈远水面对面。
    他还穿著那件藏青色的中山装。衣裳太大了，领口敞开著，露出瘦骨嶙峋的锁骨。他的头髮被苏阿梅梳过了，整整齐齐地往后梳，髮胶用一点，是林清石从镇上带回来的，透明的那种，抹在头髮上能把头髮固定住，硬邦邦的，像一顶头盔。他的脸被擦乾净了，眉毛一根一根地描过，鬍子刮过了，下巴光光的。
    他看起来不像一个要死的人。他看起来像一个要去参加很重要、很正式的场合、特意把自己收拾得乾乾净净的老人。
    陈阿圆看著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伸出手，帮他把领口扣好。
    “阿爸，”她说，“你的衣裳太大了，你应该早点说的，我可以帮你改小一点。你现在这个样子，我改不了了。”
    她的声音很平，像在跟一个有耳朵、会回答的人说话。但陈远水不会回答了。她知道他不会回答了，但她还是想跟他说话。有太多的的话在过去的十三年里没有说，在她更小的时候没有说，在缅甸的时候没有说，在泉州的那些年里没有说。
    她以为以后还有机会说。她以为父亲会活很久。她以为他那种人，走到哪里都不会倒的人，应该会活很久。
    她错了。
    “阿爸，你还记不记得，在缅甸的时候，你每天晚上给我们讲故事？你讲的那些故事，我现在还记得。你说海上有一种鱼会飞，翅膀是蓝色的，张开来比你的手掌还大。你说山里面有一种树，一千年开一次花，花开的时候整个山都是香的，但花只开一天就谢了，谢了以后又要等一千年。你说人的眼睛为什么是圆的，因为要看得见四面八方，人的心为什么是红的，因为血是热的，血不会凉。”
    她停了一下。
    “阿爸，你没有骗我。海上的鱼真的会飞，我在泉州港看到过。山里面的那种树，我没有看到过，但我相信它存在。人的眼睛是圆的，人的心是红的，血不会凉。你走了一辈子的路，血也没有凉过。”
    她站起来，弯下腰，把手伸到陈远水的身体下面，托住他的肩膀。
    林清石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她身后。他伸出手，托住了陈远水的腰。两个人一起用力，把陈远水从石凳上抬了起来。
    他太轻了。
    轻得像一捆晒乾了的稻草。
    轻得陈阿圆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不是流，是涌。像泉水从地底下涌出来，止不住。
    她抱著父亲的肩膀，他的肩膀窄窄的，硬硬的，骨头硌著她的手臂。她把他从石凳上抬起来，转过身，一步一步地走向那间空屋子。她的眼泪滴在他的衣裳上，滴在那件藏青色的中山装上，一滴一滴的，像雨点落在乾裂的土地上。
    棺材放在屋子中间，底上铺了棉被和枕头。苏阿梅把棉被铺得平平整整的，枕头放在棺材的一头，用手拍了拍，让它鬆软一些。陈阿圆和林清石把陈远水慢慢地、仔细地放进棺材里，把他的头放在枕头上，把他的身体摆正，把他的两只手放在身体两侧。
    陈阿圆低下头，最后一次看著父亲的脸。
    他的脸很安详。眉头没有皱，嘴唇没有抿，眼睛闭著，像是睡著了一样。他嘴角那缕花白的头髮又被別到耳后了，別得端端正正的，没有一丝乱。
    “阿爸，”陈阿圆说，“你走好。路很长。你走过了缅甸到泉州的路，现在要走另一条路了。那条路我不知道在哪里，我不知道有多远，我不知道要走多久。但我知道你能走到。你这种人，走到哪里都不会倒的。”
    她直起腰，退后一步。
    林清石拿起棺材盖子，慢慢地、慢慢地盖上去。杉木的盖子一点一点地遮住陈远水的脸——先是额头，再是眉毛，再是眼睛，再是鼻子，再是嘴巴，再是下巴。最后，整个脸都被遮住了，看不见了。
    林清石把盖子盖好，拿起锤子和钉子，开始封棺。
    锤子敲在钉子上，叮，叮，叮。每敲一下，陈阿圆就抖一下，像钉子不是钉在棺材上，是钉在她的心上。她站在那里，两只手握在身前，指甲掐著手背，掐出了一道一道的白印子。
    钉子钉完了。林清石放下锤子，站在那里，低著头。
    屋子里安静了。
    陈远水被装进了一口杉木棺材里，棺材被钉上了四根铁钉，钉子钉进了木头里，木头合上了。他一个人躺在里面，穿著那件大了一號的中山装，头髮梳得整整齐齐的，脸上乾乾净净的，手放在身体两侧，像是在等什么人。
    但不会再有人来了。
    他等的人都已经来过了。苏阿梅来过了，陈阿圆来过了，林清石来过了，家安、家寧、家兴来过过了。他们该说的都说了，该哭的都哭了，该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就是把他送到山上，埋进土里。
    送葬的队伍很短。
    走在最前面的是林清石，他扛著那根从缅甸挑回来的扁担。扁担上繫著一块白布，白布在风里飘著，像一面小小的旗。他跟陈远水非亲非故，但他扛著这根扁担走在最前面，像是要把陈远水最后再送一程。
    后面是棺材。四个人抬著，林清石的朋友和邻居，都是陈远水在永春这些年里认识的人。棺材很轻，四个人抬著毫不费力，但他们走得很慢，好像怕走快了会顛著里面的人。
    棺材后面是苏阿梅。她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就那么走著，眼睛看著前面棺材。风吹著她的头髮，花白的头髮在风里飘著，像蒲公英的种子，不知道要飘到哪里去。
    苏阿梅后面是陈阿圆。她牵著家安和家寧的手，家兴被林母抱在怀里。她没有哭。从棺材盖上的那一刻起，她就没有再哭过了。她的眼睛乾乾的，红红的，像是被风沙吹过的两块石头。
    再后面是一些邻居和亲戚，不多，二十来个人。他们走在山路上，脚步踩在碎石和枯草上，发出细碎的声响。
    山上的桃花已经落了。
    花瓣铺了一地，粉白色的，薄薄的，踩上去软软的，像踩在棉花上。送葬的队伍从花瓣上走过，花瓣被踩进泥里，被脚底带起来，黏在鞋底上，又落在地上。队伍走过去之后，地上留下一串一串沾著花瓣的脚印，弯弯曲曲的，像一条花蛇在山路上游过。
    到了山坡上，林清石选了一块向阳的地方。
    地是林家的地。林父说了，远水哥不是永春人，但他在永春住了这些年，他的根已经从泉州扎到永春了。就埋在这里吧。想他的话，出门就能看见。
    坑已经挖好了。是林清石昨天一个人挖的，挖了一整天。坑不深，但很宽，棺材放进去刚刚好。他在坑底铺了一层稻草，稻草上撒了一把茶叶——是陈远水自己醃的茶叶，他从罈子里抓了一把，撒在稻草上。
    棺材被放进了坑里。
    又是一声沉闷的响，跟昨天棺材落进空屋子里的声音一模一样。但这一次，陈阿圆知道，棺材不会再被抬出来了。它將永远地留在这里，在这个山坡上，在桃花的下面，在稻草和茶叶的上面。
    泥土开始落下去。
    第一锹土是苏阿梅铲的。她拿起铁锹，铲了一锹土，撒在棺材上。土落在棺材上，发出沙沙的声音，像雨打在屋顶上。她没有哭，但她撒完那锹土之后，站在那里，手握著铁锹，手在抖，整个人都在抖，像一棵被风吹弯了的树。
    第二锹土是陈阿圆铲的。她从苏阿梅手里接过铁锹，铲了一锹土，撒在棺材上。土落下去的声音比刚才大了一些，闷闷的，像拳头捶在沙袋上。
    她站在那里，看著棺材上那层薄薄的土。土是褐色的，湿湿的，黏黏的，盖在棺材上，像一层被子。棺材已经看不见了，被土盖住了，只露出一点白色的边角。她看著那点白色，看了几秒钟，然后转过身，把铁锹递给身后的人。
    她没有再看。
    她牵著家安和家寧的手，走下山坡。家安走著走著，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阿母，”他说，“阿公在土里会不会冷？”
    陈阿圆没有回答。她牵著家安的手，走得更快了一些。家安被她拉著跑起来，踉蹌了几步，差点摔倒。
    “阿母，你走太快了。”
    陈阿圆放慢了脚步，但没有停下来。她牵著两个孩子的手，走在开满野花的山坡上。风从山下吹上来，吹乱了她的头髮，吹得她的蓝布衫紧紧地贴在身上，像是有什么人从背后抱住了她。
    她回到院子的时候，苏阿梅已经坐在灶间里了。她坐在灶台前的矮凳上，面前放著一个陶罐，罐子里的水凉了，她不知道，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放下。她看著灶膛里的火，灶膛里没有火，但她还在看，像是在等什么。
    陈阿圆走进去，在她旁边坐下来。
    “阿母。”她喊了一声。
    苏阿梅没有应。
    “阿母，你饿不饿？”
    苏阿梅摇了摇头。
    “阿母，你哭出来吧。哭出来会好受一些。”
    苏阿梅看了看她，摇了摇头。“哭不出来了。眼泪在缅甸就哭干了。”她转过头，看著灶膛，看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轻得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
    “你阿爸这个人，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
    他十六岁离开家，在缅甸苦了二十年，好不容易盘了个铺子，日本人的飞机来了。逃了三年难，腿瘸了，耳朵也聋了一只。回到泉州，开了个铺子，土改来了。他不敢再做生意了，去种地，种了几年地，供销社来了，生意更不好做了。来到永春，日子刚好过一点，身体又不行了。
    他这辈子，就像那根扁担，断过三次，绑了三次。每一次都以为接好了能一直用下去，但每一次又断了。”
    她停了一下。
    “但他从来没有说过一个『苦』字。在缅甸的时候没说，在逃难的路上没说，在泉州的时候没说，在永春的这些年也没说。他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没事。阿梅，没事。』”
    她把陶罐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捧著，拇指在罐沿上慢慢地画著圈。
    “他走的那天下午，我跟他在院子里坐了一会儿。
    桃花开了，他说，你最喜欢桃花，在缅甸的时候曼德勒没有桃树，你说你想看看桃花。不是你想看桃花，是他想看你看到桃花的样子。他这个人，什么事都是为了別人。年轻的时候为了家里人，结了婚为了老婆，有了孩子为了孩子。他把自己活成了扁担，两头挑著別人，中间压著自己。”
    苏阿梅的声音终於发抖了。
    “我想告诉他，你这一辈子够了。你走过的路，比三辈子的人加起来都长。你受过的苦，比十辈子的人加起来都多。你没有对不起谁，你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也做了。”
    “你要是想走，你就走吧。”
    “不要回头。”
    “前面的路不好走，但你什么路没走过呢？瘸了一条腿，不是也走了三千里吗？”
    “阿水，你走好。”
    陈阿圆坐在苏阿梅旁边，听著母亲说这些。她没有哭。她的眼泪也在昨天流干了，流得一滴不剩。她只是坐在那里，看著灶膛里那堆冷透了的灰。
    灰是灰色的。不是黑的，不是白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介於黑白之间的顏色。它曾经是木柴，木柴曾经是树枝，树枝曾经是树，树是种子长出来的。种子是陈远水从山上捡回来的，捡回来种在院子里，长成了龙眼树。龙眼树的枝被砍下来，劈成柴，塞进灶膛里，烧成了灰。
    灰又回到土里，土里的灰又被树根吸上去，变成新的树枝，新的叶子，新的花，新的果。
    陈阿圆看著那堆灰，看著看著，忽然觉得阿爸没有死。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著。他变成了那棵龙眼树，变成了那把梳子，变成了那根扁担，变成了罈子里的醃茶叶，变成了金枣。他变成了风，变成了雨，变成了泥土，变成了种子。他变成了她身体里的血，变成了家安、家寧、家兴眼睛里的光。他变成了这个家族里每一个人的骨头，变成了他们走路时不自觉挺直的脊背，变成了他们在困难面前说“没事”的时候嘴角那个弧度。
    他死了。
    但他活著。
    在她活著的地方。
    她伸出手，从灶膛里抓了一把灰。灰是凉的，细细的，滑滑的，从指缝间漏下去，像沙漏里的沙。她把手翻过来，看著手心里剩下的一点灰，吹了一口气，灰飞了。
    飞到灶台上，飞到案板上，飞到门口，飞到院子里，飞到龙眼树下，飞到山上，飞到天上。
    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她站起来。
    “阿母，”她说，“吃饭吧。”
    她走到灶台前，生火，烧水，淘米，煮粥。她做这些事的时候，动作跟以前没什么不一样。切菜的声音还是咚咚咚的，有节奏的；烧火的时候还是蹲下来，往灶膛里塞干稻草，划根火柴点著，等著火苗舔著锅底；放盐的时候还是用手指捏，捏一小撮，撒在锅里，用手指头搅一搅，尝尝咸淡。
    跟以前一模一样。
    但不一样了。
    以前她做饭的时候，陈远水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看著她。有时候她会从灶间的窗户探出头去，喊一声“阿爸，粥好了”，他会应一声“嗯”，然后拄著竹竿慢慢地走过来，坐在灶间的门槛上，端著碗，一口一口地喝粥。喝完了，她把碗接过去，他会说一句“今天的粥稠了”或者“今天的粥稀了”，或者什么都不说，站起来，拄著竹竿，走回石凳上。
    现在不会再有人应她的“粥好了”了。
    不会再有那一声“嗯”。
    不会再有那根竹竿点在地上的篤篤声。
    不会再有那件洗得发白的灰布衫坐在灶间的门槛上，低著头，一口一口地喝粥。
    粥煮好了。她盛了一碗，放在灶台上，凉著。
    她不知道这碗粥是给谁的。陈远水不在了，但她还是习惯性地多盛了一碗，放在灶台上，等著那个人来端。
    粥慢慢地凉了。
    表面结了一层皮，薄薄的，白白的，像一张纸。她用筷子把皮挑起来，吃掉，把碗端到院子里，倒在龙眼树下。
    粥渗进土里，跟昨天苏阿梅泼的那盆水混在一起，分不出来了。
    那天晚上，陈阿圆做了一件事。
    她走进那间空屋子，棺材已经抬走了，屋子里空荡荡的，墙角堆著几块砖，地上有几根稻草。她站在屋子中间，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墙角，蹲下来，用手指在墙角的地面上画了一个圈。
    圈不大，刚好能放下一只粗陶碗。
    她把那只缺了口沿的粗陶碗放在圈里。
    碗是她从泉州带过来的。是她七岁那年第一次站在陈家铺子的柜檯后面、踮著脚尖摆金枣的那只碗。碗沿上那个缺口，是她的牙磕掉的——不是牙齿磕的，是碗沿磕在柜檯的棱上，崩了一小块。苏阿梅当时看了一眼，说了一句“小心点”，然后把那只碗照样摆回了柜檯上。
    那个缺口留了下来。
    留了將近三十年。
    她从罈子里舀了一勺醃茶叶，放进碗里。又从另一个罈子里舀了一勺金枣，也放进碗里。又从柜子里拿出那包用油纸包著的、陈远水从泉州带回来的茶叶，捏了一撮，撒在碗里。
    她把这碗东西放在墙角那个圈里，对著它，双手合十，闭著眼睛。
    她不知道她在拜什么。不是拜佛，不是拜神，不是拜祖先。她拜的是那一碗东西，是碗里的醃茶叶、金枣和茶叶。这些东西是她和陈远水之间唯一的、最后的、任何人都拿不走的东西。
    那是她的手艺。
    也是他的手艺。
    她拜完了，站起来，把那碗东西留在墙角，走了出去。
    她没有回头。
    她知道那碗东西会留在那里，留在那间空屋子里，留在墙角，留在那个圈里。会慢慢地干，慢慢地硬，慢慢地变。会长出霉菌，会引来蚂蚁，会被虫子爬过，会被灰尘覆盖。会变成泥土的一部分，变成那个墙角的一部分，变成那间屋子的一部分，变成陈家的一部分，变成林家的一部分。
    像她阿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