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远水下葬后的第三天，苏阿梅做了一件事。
    她一个人走到山坡上，坐在那座新坟旁边，从早上坐到傍晚。她没有带任何东西——没有纸钱，没有香烛，没有供品。她只带了自己。她坐在坟边的草地上，草是枯黄的，扎得屁股疼，她没有动。风从山下吹上来，吹乱了她的头髮，她也没有动。她就像一块被种在那里的石头，从早晨种到太阳偏西。
    林清石下午收工回来，发现苏阿梅不见了，问陈阿圆：“阿母呢？”
    陈阿圆正在作坊里揉茶叶，手上的动作没停。“在山上。”
    “什么时候去的？”
    “早上。吃了早饭就去了。”
    林清石放下手里的东西，转身要走。陈阿圆叫住了他。
    “让她待著吧。她跟阿爸说说话。”
    林清石站在作坊门口，看著山坡的方向。山坡上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片灰濛濛的树影。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走进灶间，烧了一壶水，泡了一碗红糖水，用毛巾包著碗，端上了山。
    苏阿梅还坐在那里。她的姿势跟林清石上次见她的时候一模一样，连手放的位置都没变。她的两只手交叠著放在膝盖上，手指头微微蜷著，像是在握著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阿母，喝口水。”林清石把碗递过去。
    苏阿梅没有接，也没有看他。
    “阿母，天快黑了，回去吧。”
    苏阿梅摇了摇头。“我再坐一会儿。你先回去。”
    林清石没有走。他把碗放在坟前的石头上，在旁边坐下来。两个人並排坐著，看著面前那座新坟。坟是新土的，顏色比旁边的土深，上面压著几张黄纸，被风吹得翘起了角，啪啪地响。坟前没有碑——陈远水生前说过不要碑，说“埋在哪里哪里就是碑”。他的话没有人敢不听。
    “清石。”苏阿梅忽然开口了。
    “嗯。”
    “你阿爸这个人，你跟他相处了十年。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林清石没有想到她会问这个问题。他低下头，想了很久。太阳已经落山了，天边还剩最后一抹暗红色的光，照在苏阿梅的脸上，把她的皱纹照得像乾裂的河床。
    “他不会说话，”林清石慢慢地说，“但他做的事，比说出来的话多。”
    苏阿梅看了他一眼，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说不清的表情，像是欣慰，又像是心疼。
    “你知道你阿爸为什么把那根扁担给你吗？”
    “不知道。”
    “因为他觉得你像他。不是长得像，是走路的姿势像。你们走路都是弯著腰，低著头，不看前面看脚下。但你们心里有路。你们这种人，嘴上不说，心里清清楚楚。你们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知道怎么去，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你们不怕。”
    苏阿梅停了一下，看著天边那抹越来越淡的红。
    “你阿爸这辈子，最放心不下的不是阿圆，是那根扁担。他从缅甸挑回来的那根扁担，断了三次，他绑了三次。他不是捨不得那根木头，他是怕断了的路接不上。现在他把扁担给你了，他觉得路接上了。你可以走得更远，比他远。”
    林清石坐在那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头在膝盖上轻轻地叩著，像是在打拍子。他低著头，看著自己的手。那双手粗糙、黝黑、布满裂口和伤疤，指甲缝里永远有洗不掉的泥。这双手接过扁担的时候，他以为那只是一根木头。现在他知道那是什么了。
    那是一根路。
    “阿母，”他的声音有些哑，“我会走好的。”
    苏阿梅没有回答。她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草屑和泥土，端起那碗已经凉了的红糖水，喝了一口。糖水凉了，就不甜了，但她还是喝完了。她把空碗递给林清石，拄著林清石递过来的一根树枝，慢慢地往山下走。
    走到半山腰的时候，她停下来，回过头看了一眼。
    那座新坟在暮色里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像一个蹲在山坡上的人。她看了几秒钟，转过身，继续往下走。
    她再也没有上过那座山。
    陈远水走后，陈家铺子的那根扁担就掛在了林家铺子的墙上。
    林清石每天开门的时候，会看一眼那根扁担，像是一种仪式。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看，但他觉得如果不看，就像少了什么。扁担掛在那里，安安静静的，不发出一丝声响，但它在那面墙上占据了一个位置，那个位置以前是空的，现在被它填满了。墙不再是那面墙了。
    苏阿梅开始变了。
    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天不亮就起来。以前她总是第一个起床的人，灶间的灯亮起来的时候，天还是黑的。现在她起得越来越晚，有时候陈阿圆把粥都煮好了，她才从屋里出来。她也不怎么说话了。以前她坐在灶间门口择菜的时候，会跟林母聊天，聊永春的天气、聊今年的收成、聊家里的鸡下了几个蛋。现在她一个人坐著，不说话，择完了菜就回屋，回屋了就坐在床沿上，看著窗外。
    她看窗外的时候，窗外只有一棵龙眼树、一面土墙、一段路。路通向村口，村口通向镇上，镇上通向泉州，泉州通向缅甸。她看不到那么远，但她好像在看。
    陈阿圆注意到母亲的变化，但没有说什么。她知道母亲需要时间。她和陈远水在一起四十多年了，从缅甸到中国，从泉州到永春。四十多年里，他们分开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十天。现在忽然分开了，而且是永远分开，陈阿圆觉得这不是“需要时间”就能好的事情，但她不知道该怎么帮母亲，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把粥煮得稠一些，菜做得咸一些——苏阿梅口重，陈远水口淡，这些年苏阿梅一直在迁就陈远水，菜做得淡淡的，吃饭的时候自己往碗里加盐。现在不用迁就了。
    一九七七年春天，家安十六岁了。
    他在镇上的中学读高一，成绩不好不坏，中等偏上。老师说他聪明但不用功，说他把心思都用在了別的地方。这个“別的地方”，是做生意。
    家安从十三岁开始就跟著林清石跑货。一开始只是周末帮忙搬东西、装车、卸车，后来开始学开车——不是开货车，是骑三轮车。他把三轮车骑得比林清石还好，上坡下坡转弯倒车，样样利索。林清石有时候去远的地方送货，他就骑著三轮车在永春附近的村子里收山货。芦柑、笋乾、香菇、木耳，什么季节收什么，他比林清石还清楚。
    “家安，你这样下去，书还读不读了？”陈阿圆有一次问他。
    “读啊，我又没退学。”
    “你成绩都掉到多少名了？”
    “阿母，成绩不是最重要的。”家安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不像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像一个做了几十年生意的人。陈阿圆看著他，忽然觉得有点恍惚。她想起了自己十六岁的时候——扎著两条辫子，穿著蓝布衫，站在陈家铺子的柜檯后面，跟客人討价还价，眼睛里全是光。
    她什么都不怕。
    家安也不怕。
    “书还是要读的。”陈阿圆说，语气软了一些。
    “我知道，”家安背起书包，“阿母，我去学校了。今天下午放学我去五里街收笋乾，晚饭不用等我。”
    他骑上自行车，叮叮噹噹地走了。陈阿圆站在院子门口，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村道拐弯的地方。风吹过来，带著春天泥土翻新后的气味，湿湿的，腥腥的，像刚从地里挖出来的萝卜。
    家寧十四岁了，在镇上的中学读初二。她跟家安不一样，家安像阿爸，她像阿母。她的成绩比家安好，不是好一点，是好很多。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前几名，老师说她是个读书的料子，要好好培养，將来能考大学。
    “考大学”这个词，在永春达埔这个小山村里，还是一个很遥远的东西。村里从来没有人考上过大学，连高中毕业的都很少。家寧如果考上了，將是头一个。
    陈阿圆不知道大学是什么样子，但她知道那是好的。吴先生当年在私塾里跟她说过：“阿圆，你要是能读书，一定是块好料子。”她没有机会读书，她的女儿有。
    “家寧，你好好读。”陈阿圆把一碗红糖鸡蛋端到她面前，“考上大学，阿母砸锅卖铁也供你。”
    家寧端起碗，喝了一口红糖水，烫得嘶了一声。“阿母，我不考大学。”
    “为什么？”
    “我考上了，家里谁帮忙？”
    陈阿圆愣了一下，看著家寧低著头的侧脸。家寧的睫毛很长，低垂著，在眼睛下面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她的嘴唇抿著，嘴角微微向下，那不是不高兴，是一种倔强，一种像极了陈阿圆年轻时候的倔强。
    “你读你的书，”陈阿圆的声音有些发紧，“家里不用你操心。”
    家寧没有回答。她喝完红糖水，把碗放在灶台上，背起书包去上学了。走到门口，停下来，没有回头，说了一句：“阿母，我只是觉得，阿爸太累了。”
    陈阿圆站在灶间里，手里拿著那只空碗，碗底还剩一点红糖水，褐色的，黏在碗壁上，干成了一层薄薄的糖膜。她把手指伸进碗里，蹭了一点糖膜，放进嘴里，甜得发苦。
    家兴十一岁了，在村里的小学读五年级。
    他是三个孩子里最安静的一个。他不像家安那样满村跑，不像家寧那样会说话，他大部分时间都一个人待著——一个人在院子里看蚂蚁，一个人在龙眼树下看书，一个人蹲在作坊门口看陈阿圆做金枣，一看就是一整个下午，不吵不闹，不催不问。
    陈阿圆有时候会跟他说话。
    “家兴，你在看什么？”
    “看你做金枣。”
    “好看吗？”
    “好看。阿母的手很好看。”
    陈阿圆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是黄的，粗糙的，布满老茧和伤疤的，指甲缝里永远有洗不掉的茶叶碎末和金桔汁液。这双手哪里好看了？
    “哪里好看？”她问。
    家兴想了想，说：“哪里都好看。”
    陈阿圆没有追问。她知道家兴说的不是手的样子，是手做的事。这双手做金枣、醃茶叶、洗衣服、做饭、抱过他、牵过他、打过他、摸过他的头。这双手做的事，比手的样子重要得多。家兴十一岁就懂得这个道理了，她不知道他从哪里学来的。
    陈远水走后的第一年，苏阿梅老了很多。
    她的头髮全白了。不是慢慢白的，是像被什么东西一夜之间染白的，从根到梢，一丝黑的都没留下。她的背驼了，以前她走路的时候脊背挺得直直的，从后面看像一个四十岁的女人，现在她弯著腰，头往前伸，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树。
    她的眼睛也不行了。不是瞎，是看东西模糊，像隔著一层雾。陈阿圆带她去镇上的卫生所看过，医生说是白內障，要开刀。苏阿梅不肯开，说“开什么刀，我都快七十的人了，能看见吃饭就行了”。
    她不能看见吃饭了。她夹菜的时候经常夹空，筷子伸出去，菜在左边她夹右边，夹了半天夹不到，她就把筷子放下，不吃了。陈阿圆看著心里难受，把菜夹到她碗里，她低头吃，不说什么。
    有一天傍晚，苏阿梅一个人坐在灶间门口，对著院子里的龙眼树发呆。天快黑了，龙眼树的影子已经看不清了，她还在看。
    陈阿圆走过去，在她旁边蹲下来。
    “阿母，你在看什么？”
    “看你阿爸。”
    陈阿圆顺著她的目光看过去。龙眼树下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堆劈好的柴火，摞得整整齐齐的，是林清石昨天劈的。
    “阿母，阿爸不在了。”
    “我知道。”苏阿梅的声音很平静，“他不在那里了，但我还能看见他。他在石凳上坐著，手里剥著花生，花生壳扔了一地，家寧蹲在他脚边捡花生米吃。他在剥花生，家寧在吃，他不说她，她就一直吃。吃了一地的花生壳。”
    苏阿梅停了一下。
    “你阿爸这个人，对別人都好，对自己不好。花生他自己不吃，全给家寧吃了。金枣他自己不吃，全给你吃了。虾酱他自己不吃，全给你阿弟吃了。他这一辈子，什么都捨不得吃，什么都捨不得穿，什么都捨不得用。他把自己省下来的，全给了別人。”
    陈阿圆蹲在母亲旁边，听著母亲说这些。她没有插嘴，没有安慰，没有说“阿母你不要难过”。她就蹲著，陪母亲坐著，看著暮色一点一点地浓起来，把院子、龙眼树、柴火堆、石凳，把所有的东西都吞进黑暗里。
    后来苏阿梅不说话了。
    蚊子开始出来了，嗡嗡地飞，在陈阿圆的耳边转来转去。她没有打，怕声音惊动了母亲。她就那么蹲著，任由蚊子叮她的胳膊、脖子、脸。她蹲了很久，久到腿麻了，久到家寧出来喊她们吃饭。
    “阿嬤，阿母，吃饭了。”家寧站在灶间门口，手里端著一盘菜，围裙上沾著油渍。她已经会做饭了，十三岁就会了，没有人教她，她自己看著看著就会了。
    苏阿梅站起来，腿也麻了，踉蹌了一下，家寧赶紧放下盘子跑过来扶住她。
    “阿嬤，你慢点。”
    苏阿梅扶著家寧的手，慢慢地走进灶间。她走到灶台前，坐下来，端起碗，开始吃饭。她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嚼，嚼得很仔细，像在数每一粒米。
    家寧给她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在碗里。“阿嬤，吃肉。”
    苏阿梅低头看了看碗里的那块肉，夹起来，放进嘴里，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家寧。”她喊了一声。
    “嗯。”
    “你做的红烧肉，像你阿母做的。”
    家寧愣了一下，看了看陈阿圆。陈阿圆正在喝汤，放下碗，嘴角带著一丝说不清是笑还是酸的笑意。
    “你阿母做的红烧肉，像我做的。”苏阿梅又说，“我做的红烧肉，像你阿公做的。”
    “阿公会做红烧肉？”家寧惊讶了。
    “会。在缅甸的时候，你阿公经常做。他的红烧肉不是用酱油烧的，是用一种黑黑的、稠稠的酱，缅甸人叫『鱼露』。那个味道，跟酱油不一样，咸得多，鲜得多。你阿公每次做红烧肉，整条广东大街都闻得到。隔壁卖布的陈叔、对面卖米的李伯、巷口的剃头匠老王，都过来蹭饭。你阿公不恼，一人一块，分著吃。”
    苏阿梅说到这里，嘴角终於有了一点笑。那笑很淡，淡得像秋天早晨的雾，还没成形就散了。但陈阿圆看见了。
    她已经很久没有看见母亲笑了。
    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的消息传到永春的时候，已经是夏天了。
    林清石是从一个来收芦柑的泉州商人那里听到的。那个商人在他的货车旁边抽菸，一边抽一边说：“现在政策变了，可以自己干了。以前不让做的买卖，现在都可以做了。泉州那边已经有人开始办厂了，做鞋的、做衣服的、做食品的，开一个赚一个。”
    林清石站在旁边，手里拿著一颗芦柑，剥著皮，听著。他剥芦柑的速度越来越慢，最后停下来了。芦柑的皮被他剥了一半，掛在果肉上，像一个脱了一半衣服的人。
    “你说的是真的？”他问。
    “骗你干什么？我自己的店都开起来了。以前只能掛靠在供销社下面，现在自己领执照，自己进货，自己卖。赚的都是自己的。”那个商人把菸头扔在地上，用脚踩灭，“林清石，你那个醃茶叶，可以做大。我帮你销到泉州、厦门，要多少有多少。”
    林清石没有立刻答应。他把那颗芦柑剥完了，掰了一瓣放进嘴里，嚼了嚼，汁水很甜，但他没尝出味道。他的心不在芦柑上，也不在那个商人的话上，他在想一件事——陈家铺子。
    陈远水在泉州开的那个陈家铺子，因为土改关了。关了二十多年了。如果政策真的变了，如果私人又可以做生意了，那么陈家铺子——
    他不敢往下想。他把剩下的芦柑塞进嘴里，连同皮上掛著的那半块没剥乾净的皮一起嚼了，苦涩的汁水在嘴里炸开，他皱了一下眉头，咽下去了。
    那天晚上，他把这件事告诉了陈阿圆。
    陈阿圆正在作坊里醃茶叶，手上全是盐和茶汁。她听到“改革开放”这四个字的时候，手上的动作没有停，但她的眉头皱了一下，然后又鬆开了。她把茶叶压进罈子里，盖上盖子，用湿布封住坛口，然后转过身，在围裙上擦乾了手。
    她坐在作坊的小板凳上，林清石坐在她对面的木箱上。作坊里光线暗，只有一盏煤油灯，灯芯剪得短，火苗小，光照在两个人的脸上，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墙上，大大的，黑黑的，像两个巨人。
    “清石，”陈阿圆说，“你还记不记得，我阿爸走之前那几天，跟你说过什么？”
    林清石想了想，摇了摇头。陈远水最后那几天已经不怎么说话了，偶尔说几句也是含混不清的，他听不太懂。
    “他跟我说，铺子要在路边。”陈阿圆的声音很轻，像是在重复一句很久以前听过的话，“铺子要在路边，路在人在，人在铺子在。”
    林清石看著陈阿圆。煤油灯的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睛很亮，那种亮不是煤油灯的亮，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像井水一样涌上来的、压都压不住的亮。他见过这种亮——在缅甸的炮火中，在滇缅公路的泥泞里，在泉州陈家铺子的柜檯后面，在永春林家铺子的作坊里。这种亮永远不会灭。
    “你的意思是？”他问。
    陈阿圆看著他，看了几秒钟，然后说出了他等了一晚上的话。
    “把林家铺子开到泉州去。”
    林清石从木箱上站了起来。他站得很快，快得像屁股上装了弹簧。他站在作坊中间，头顶快碰到房梁了，他微微弯著腰，两只手不知道往哪里放，在裤子上蹭了蹭，又插进裤兜里，又抽出来。
    “你认真的？”他的声音有些发抖。
    “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认真的话？”
    林清石在作坊里走来走去。作坊不大，走两步就到头了，他转过身，又走两步，又到头了。他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焦躁不安，又兴奋难抑。他走了十几趟，停下来，站在陈阿圆面前。
    “阿圆，你听我说。开铺子不是说著玩的，要本钱，要地方，要执照，要进货，要卖货。我们在永春有房子有铺子有作坊有客人，去了泉州什么都没有，要从头开始。你確定？”
    陈阿圆站起来，走到他面前，伸出手，按住了他的胸口。她的手心贴著他的衣裳，他能感觉到她手心的温度，透过一层薄薄的布，传到他的皮肤上，传到他的心臟上。
    “这里有什么？”她问。
    林清石低头看了看她的手，又抬头看著她的眼睛。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亮得他不敢直视。他低下头，声音轻了。
    “有路。”
    “什么路？”
    “从缅甸到泉州的路。”
    “还有呢？”
    “从泉州到永春的路。”
    “还有呢？”
    林清石抬起头，看著她。这一次他没有躲闪，没有低头，没有把目光移开。他看著她，看了很久，久到煤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两个人的影子在墙上晃了晃。
    “从永春到泉州的路。”他说。
    陈阿圆把手从他胸口收回来，转过身，走到罈子前，蹲下来，掀开湿布，把手伸进罈子里，抓了一把还没醃好的茶叶，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茶叶还没有醃透，味道不够浓，还差半个月。
    “等这批茶叶醃好，”她站起来，把那把茶叶放回罈子里，重新盖上湿布，“我们就去泉州。”
    一九七八年秋天，林清石和陈阿圆第一次一起去了泉州。
    不是去送货，是去找铺面。
    他们把家安、家寧、家兴留在永春，拜託林母和苏阿梅照看。林清石开著那辆蓝色的旧货车，陈阿圆坐在副驾驶。货车的挡风玻璃上有几道裂缝，是去年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的，林清石用胶带粘了粘，胶带已经发黄了，但还能用。雨刷只剩一根了，另一根断了，林清石一直没换。驾驶室的地板上有一个洞，能看见下面的柏油路面，陈阿圆把脚放在洞旁边，不敢踩。
    车子开在从永春到泉州的路上。这条路她走过很多次了——十六岁出嫁的时候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走过，后来带著家安回娘家的时候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走过，再后来坐林清石的货车的副驾驶走过无数次。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不是回娘家，不是走亲戚，不是送货，是去找一个落脚的地方，一个可以重新开始的地方。
    她看著窗外的风景。路两边的水稻田已经收割了，只剩下一茬茬短短的稻茬。远处的山还是青的，山脚下有几户人家，炊烟裊裊地升起来，在空中慢慢地散开。一群麻雀从田里飞起来，呼啦啦的一片，像一阵风颳过。
    她想起了第一次走这条路的那天。
    那天她穿著大红嫁衣，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林清石在前面骑，她在后面捏著他的衣角。路很长，弯弯曲曲的，看不到尽头。她不知道永春是什么样子，不知道林家是什么样子，不知道自己要嫁的那个人是什么样子。但她不怕。她四岁就在路上了。
    现在她在同一条路上，坐在同一辆车里，旁边是同一个男人。这条路她已经走了十四年了。路还是那条路，但她已经不是十四年前的她了。她有了三个孩子，有了一个铺子，有了一门手艺，有了一双粗糙的、布满老茧和伤疤的、被茶叶汁液染黄了的手指。
    她用那双手按住了林清石放在方向盘上的手。
    “我来开一段。”她说。
    林清石看了她一眼。“你会开吗？”
    “你教我。”
    林清石把车停在路边，跟她换了位置。陈阿圆坐到驾驶座上，两只手握著方向盘，手在微微发抖。林清石在旁边指导她：“踩离合，掛一挡，慢松离合，轻踩油门。”
    车子猛地往前躥了一下，又熄火了。
    “离合松太快了。”林清石说。
    陈阿圆重新发动了车。这一次她松离合松得很慢，慢得像是在用脚丈量一寸一寸的路。车子慢慢地往前走了，不快，二十码，但很稳。她握著方向盘，眼睛盯著前面的路，身子微微前倾，表情认真得像在绣一朵花。
    “好，就这样，慢一点没关係。”林清石在旁边说。
    她开了一小段路，又把车停在路边，跟林清石换回来了。她的手心全是汗，心跳得很快，但她笑了。她笑得很好看，像一个刚学会骑自行车的孩子，又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婴儿。那笑容里有骄傲，有羞涩，有一点点不好意思，有一点点藏不住的得意。
    林清石看著她笑，自己也笑了。两个人坐在那辆破货车的驾驶室里，对著挡风玻璃上那道用胶带粘住的裂缝，笑了很长时间。
    到了泉州，林清石把车停在中山路附近的一条巷子里。两个人下了车，走在泉州的街上。泉州比永春大得多，人也多得多，车也多得多。陈阿圆走在街上，看著两边的店铺——卖布的、卖鞋的、卖吃食的、卖日用百货的，一家挨著一家，招牌花花绿绿，让人眼花繚乱。她想起小时候在陈家铺子的柜檯后面，站在小板凳上，踮著脚尖，把金枣一颗一颗地摆在粗陶碗里。
    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她在那条街上走了很久，从中山路走到东街，从东街走到西街，从西街走到南门。她不觉得累，她像是被什么东西推著走，停不下来。每走过一家店，她就在心里想：这家店太大，租不起；这家店位置不好，太偏；这家店太小，摆不下罈子；这家店的房东不知道是好人还是坏人；这家店离陈家铺子太远了——陈家铺子已经没了，但她还是觉得远。
    她走到一条巷子口，停下来了。
    那条巷子很窄，只能並排走两个人。巷子的两边是老房子，砖墙已经发黑，瓦片上长满了青苔。巷子深处有一棵大榕树，榕树的枝叶从巷子尽头的院子里伸出来，像一把撑开的巨伞。她看著那棵榕树，看了很久，然后转过身，发现自己的脸上湿了。
    “你怎么了？”林清石走过来，看见她在哭，慌了。
    “没什么，”陈阿圆用手背擦掉眼泪，“眼睛进了沙子。”
    林清石看了看天。天很蓝，一丝风都没有。他没有再问。
    她在泉州找铺面找了三天。
    第一天走遍了中山路、东街、西街，看中了两家，一问租金，嚇得舌头都伸不直。一家要五十块一个月，一家要六十块。她在永春那三间砖瓦房，一个月才交两块钱的宅基地使用费。六十块，她在永春的铺子有时候一个月都赚不到六十块。
    第二天她去了南门和北门一带。这里偏僻一些，租金便宜，但人也少。她在一家快要倒闭的杂货铺门口站了很久，看著里面灰尘满面的柜檯和货架，心里盘算著如果把这里盘下来，要花多少钱重新装，要多久才能把本钱赚回来。她算了一会儿，摇了摇头，走了。
    第三天上午，她在一条叫“承天巷”的巷子里找到了一间铺面。
    铺面不大，只有十来平方米，青砖黑瓦，木门木窗。门板漆都掉了，露出下面灰白色的木头。窗户纸破了几个洞，风从洞里灌进去，吹得屋里掛著的蜘蛛网一摇一晃的。地面是夯土的，坑坑洼洼，有几块石头从土里冒出来，像一颗颗臥在地里的蛋。
    但它有一面朝东的窗户。早上的阳光会从这扇窗户照进来，照在货架上，照在罈子上，照在柜檯上。陈阿圆站在那扇窗户前面，把手伸进光柱里。阳光照在她的手背上，她的手是黄的，被茶叶汁液染成的黄，在阳光里变得透亮，像一块琥珀。
    “就是这里了。”她说。
    林清石站在旁边，看了看那间破屋子，看了看屋顶漏光的瓦片，看了看地上坑坑洼洼的土，看了看墙上脱落的石灰，看了看窗户上破了几个洞的纸。他没有说“这里太破了”，没有说“需要花很多钱修”。他说了一个字。
    “好。”
    当天下午，他们找到了巷口一个修自行车的老人，问他这间铺面的房东是谁。老人指了指巷子深处那棵大榕树后面的院子，说了三个字：“找林伯。”
    林伯七十多岁，头髮全白了，背驼得很厉害，走路的时候头几乎要碰到自己的膝盖。他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面前放著一壶茶和一把蒲扇。他听陈阿圆说明来意之后，抬起头看了她一眼，问了一句：“你要做什么生意？”
    “杂货。”陈阿圆说，“醃茶叶、金枣、虾酱。”
    林伯愣了一下。“醃茶叶？缅甸那种？”
    陈阿圆也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林伯没有回答。他看著陈阿圆，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地看了好几遍，像是在確认什么。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你阿爸是不是叫陈远水？”
    陈阿圆的后背汗毛竖了起来。她盯著林伯，手不自觉地抓住了林清石的胳膊，抓得很紧，指甲掐进他的肉里。
    “你怎么知道我阿爸？”
    林伯伸出那只青筋暴起的手，指了指巷子口的方向。“这条巷子出去，往左拐，走三百步，就是陈家铺子。你阿爸在的时候，我是他的客人。”
    陈阿圆的腿软了。她扶著林清石的胳膊，慢慢地蹲了下来，蹲在林伯的藤椅前面。她的膝盖磕在青石板上，磕得很响，但她不觉得疼。她蹲在那里，抬起头看著林伯，嘴唇在抖，眼睛在抖，整个人都在抖。
    “陈家铺子……”她的声音沙哑了，“陈家铺子不是关了吗？”
    “关了。一九五一年关的。”林伯端起茶壶，给自己倒了一杯茶，茶是凉的，他不在乎，一口闷了，“你阿爸关铺子那天，我去帮他搬东西。他把柜檯上的金枣一颗一颗地捡进罈子里，把罈子封好，放在墙角。他说，等以后政策好了，阿圆回来，还能接著卖。”
    林伯放下茶杯，看著陈阿圆。
    “阿圆，你是不是叫阿圆？”
    陈阿圆蹲在那里，泪水已经模糊了她的视线。她看不清林伯的脸，看不清他身后的榕树，看不清这个陌生的院子。但她看得见那排金枣——一颗一颗的，金黄金黄的，摆在粗陶碗里，碗沿上有一个缺口，是她七岁那年磕掉的。
    她看得见那根扁担——掛在墙上，断过三次，绑著三道麻绳，木头被汗水和雨水泡得发黑。
    她看得见那个人——蹲在灶间门口抽菸，眉头皱著，嘴唇抿著，手在抖，但脊背是直的。
    “是，”她说，声音从喉咙最深处挤出来，像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我是陈阿圆。”
    林伯站起来，走到她面前，弯下腰，把那把蒲扇塞进她手里。
    “这间铺面，我给你留著。你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
    他转过身，拄著拐杖，慢慢地走进了屋里。木门关上了，门轴发出吱呀的一声响，然后就安静了。
    陈阿圆蹲在院子里，手里握著那把蒲扇，蒲扇上有一股淡淡的菸草味。她低下头，把脸埋进蒲扇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那股味道，跟她阿爸身上的味道，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