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〇年，陈阿圆十二岁。
    那一年，整个村子都变了。土改工作队进了村，挨家挨户登记土地和財產。陈远水被叫到祠堂里开了三天会，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但什么都没说。苏阿梅问他，他只摆摆手：“没事，分田地嘛，我们又没有田。”
    陈家確实没有田。从缅甸带回来的那点家当，逃难路上早就耗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只有那间竹篾房和门口那个小铺子。铺子里的货物加起来，装不满两个箩筐——就是当年挑著陈阿圆和弟弟从缅甸一路走到泉州的那两只箩筐。它们被收在屋后的角落里，落满了灰，但陈远水一直没捨得扔。
    工作队来陈家铺子那天，陈阿圆正在柜檯后面给客人称盐。领头的是一个姓李的同志，二十出头，穿著一身灰布中山装，腰间扎著皮带，说话嗓门很大。他身后跟著两个年轻人，一个拿著本子，一个拿著尺子，像是要把陈家铺子从头到脚量一遍。
    “你就是陈远水？”
    陈远水从灶间走出来，围裙上沾著麵粉，双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我就是。同志有什么事？”
    李同志没有急著回答，而是环顾了一圈铺子。他的目光扫过柜檯上的瓶瓶罐罐，扫过屋顶漏光的稻草，扫过墙边那条被磨得发亮的扁担——那根从缅甸一路挑回来的扁担，断过三次，绑过三道麻绳，木头已经被汗水和雨水泡得发黑，但它还掛在那里，像一面沉默的旗帜。李同志盯著那根扁担看了好几秒，陈阿圆注意到他的目光，心跳忽然快了几拍。
    “你家有多少地？多少房產？多少存货？”李同志翻开本子，手里的笔已经准备好了。
    陈远水老老实实回答了。没有地，一间竹篾房，存货值不到二十块钱。
    李同志在本子上记了几笔，合上本子，抬起头来。他的目光没有看陈远水，而是越过他，看向灶间门口。苏阿梅正站在那里，怀里抱著三岁的家安，脸上带著一种说不清是紧张还是警惕的表情。李同志的目光在她身上停了一瞬，然后收回。
    “听说你在缅甸做过生意？”他忽然问了一句。
    陈远水愣了一下。灶间里，苏阿梅的手不自觉地抓紧了家安的衣襟。陈阿圆站在柜檯后面，大气都不敢出。那一刻，她想起了父亲说过的话：以后有人问你阿爸在缅甸的事，你就说，你阿爸是种地的。她当时不明白，现在好像忽然懂了。
    “做过，”陈远水的声音很平静，“小本买卖。”
    “多大的买卖？”
    “一间铺面，卖杂货的。还没做起来，日本兵就打过来了。”陈远水说到这里，忽然抬起那条瘸了的左腿，在空气中轻轻晃了晃，“这条腿就是在路上摔断的。缅甸到泉州，走了三年。”
    李同志看了一眼他的腿，又看了一眼墙上的扁担，沉默了几秒。然后他合上本子，点了点头，带著人走了。
    陈远水站在铺子门口，看著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山路转弯的地方，站了很久。陈阿圆走到他身边，拉了拉他的衣角。
    “阿爸？”
    陈远水低下头，看著女儿的脸。十二岁的陈阿圆，已经长到他胸口那么高了。她的脸还是圆的，眼睛还是亮的，但那双眼睛里已经不是四岁时那种懵懂无知的神情了。她什么都看在眼里，什么都记在心里。
    “阿圆，”陈远水的声音很低，“以后有人问你阿爸在缅甸的事，你就说，你阿爸是种地的。”
    “阿爸，你不是种地的。”
    “现在开始是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陈远水就起来了。陈阿圆被院子里锄头磕碰石头的声音吵醒，从窗户缝里往外看，看见父亲扛著一把锄头，一瘸一拐地往村后的山坡上走。初冬的早晨，雾气很重，他的背影很快就消失在白茫茫的雾里。
    那一片山坡，长满了荆棘和野草，石头多，土又薄，村里没人愿去开荒。陈远水不在乎。他瘸著那条腿，一颗石头一颗石头地挖出来，一丛荆棘一丛荆棘地连根拔掉。他的手被荆棘划出了一道道血口子，他用布条缠一缠，继续挖。他的锄头挖断了，他找铁匠接上，继续挖。
    苏阿梅心疼他，劝他歇一歇。他不听。她说得多了，他就蹲在灶间门口抽自己卷的烟，一根接一根，不说话。苏阿梅知道他的脾气，也就不再说了，只是每天傍晚多烧一锅热水，等他回来烫脚。
    开春的时候，那片荒地终於被翻成了菜地。陈远水在地里种了地瓜、花生和青菜。他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去浇水，傍晚太阳落山才回来。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脸上晒得脱了皮，看起来跟村里那些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一模一样。
    陈家铺子还在，但陈远水不再亲自站柜檯了。他把铺子交给陈阿圆，自己专心种地。
    “阿爸，你为什么不卖东西了？”陈阿圆问。
    “卖，”陈远水蹲在菜地边上，用手捏碎一块土疙瘩，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你卖。你比你阿爸强。”
    陈阿圆站在柜檯后面，看著父亲的背影消失在菜地那头。她想起那一天——去年冬天，他从外面进货回来，看见她趴在柜檯上写那本《日用杂字》，阳光从棚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她的头髮上。她写得那么认真，连父亲走到身后都没发现。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阿圆，你比你阿爸强。”
    她现在知道，那句话不是隨便说说的。
    十二岁的陈阿圆，成了陈家铺子的实际掌柜。
    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第一件事是去屋后抱柴火，帮母亲生火做饭。等粥煮上了，她才去铺子里，把门板一块一块卸下来，摆到墙边。门板很重，她要一块一块地搬，搬完六块门板，额头已经出了一层细汗。然后她把柜檯上的瓶瓶罐罐重新摆一遍——虾酱摆左边，金枣摆中间，醃茶叶摆右边，盐巴和火柴放在最顺手的位置。最后她拿起扫帚，把铺子里里外外扫得乾乾净净，连门槛外面的土路都要扫出一截。
    来买东西的人大多是村里的熟人，也有路过的挑夫和货郎。她的算盘打得噼啪响，嘴巴甜，记性好。谁家赊了多少钱，什么时候该还，她记得比帐本还清楚。
    “阿圆，你们家虾酱能不能便宜一分？”三婶挎著竹篮站在柜檯前，笑嘻嘻地讲价。
    “三婶，虾酱用的是好虾，不是死虾，一分钱一分货。”陈阿圆笑著回答，手上已经利索地用芭蕉叶包好了一勺虾酱，“你要嫌贵，少买一点，先尝尝。”
    三婶被她逗笑了，最后还是买了。走出铺子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逢人就说：“陈家那个阿圆，长大了不得了。”
    吴先生的私塾后来关了。吴先生被安排到镇上的小学教书，走之前专门来了一趟陈家铺子。他站在门口，没有进来，只是看著那个站在柜檯后面的小姑娘，看了好一会儿。
    陈阿圆抬起头，认出了他，赶紧从柜檯后面跑出来。“吴先生！你来了！快进来坐！”
    她从灶间端了一碗凉茶出来，又从罈子里摸了两颗金枣放在碗边。吴先生端起碗，喝了一口凉茶，没有坐下。
    “阿圆，我是来跟你道別的。”
    “道別？吴先生你要去哪？”
    “镇上。小学。公家安排的。”吴先生放下碗，从口袋里摸出两分钱，搁在柜檯上。“给我一包茶叶。”
    陈阿圆不肯收钱。“吴先生，茶叶不要钱。你教我识字，我还没谢你呢。”
    吴先生硬是把两分钱摁在柜檯上。“教你是我的事，买茶是我的事。一码归一码。”他拿起那包茶叶，转身要走，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回过头说了一句：“阿圆，你是我教过的学生里最好的一个。”
    陈阿圆追到门口。“吴先生，你只教过我两年。”
    吴先生笑了笑。晨光照在他花白的头髮上，他的笑容里有陈阿圆看不懂的东西。“有些人教一辈子也没用，有些人两年就够了。你是后一种。”
    他走了。陈阿圆站在铺子门口，看著他的背影沿著古道慢慢变小，最后消失在晨雾里。她想起吴先生写在《日用杂字》最后一页的那两行字：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洞明皆学问。她当时不完全懂，现在好像懂了一点。
    吴先生走后，陈阿圆把那本《日用杂字》翻得更勤了。书页已经卷了边，有些地方被水浸过，字跡模糊了，她就凭著记忆在心里默念。她又托去镇上赶集的人捎回来一本旧字典，翻得比《日用杂字》还烂。晚上铺子打烊了，她就著煤油灯，一个字一个字地查，一笔一笔地写。煤油灯的光很暗，她凑得很近，有一次头髮被火苗燎著了，苏阿梅闻著糊味跑过来，又气又笑。
    村里人都说，陈家那个阿圆不简单，一个女囡，比男子还会做生意。
    也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囡。
    一九五二年，陈阿圆十四岁。
    那一年，陈家铺子旁边又搭起了一个棚子。不是陈家的，是村里的供销社。供销社是三间青砖房，比陈家铺子气派多了。门口掛著一块木牌，上面写著“供销社”三个大字，是请镇上的文化人写的，笔锋有力，隔著半条路都能看清。
    供销社里卖的是从县城调来的货，种类比陈家铺子多，价钱也比陈家铺子便宜。煤油、肥皂、洋火、红糖、细盐、白面——这些东西陈家铺子要么没有，要么比供销社贵。村里人开始往供销社跑，陈家铺子的生意一下子淡了许多。
    苏阿梅站在铺子门口，看著隔壁供销社进进出出的人流，著急了。“远水，要不我们也降降价？”
    陈远水蹲在灶间门口，抽著自己卷的烟，没说话。他已经抽了两根，又捲起了第三根。
    陈阿圆从柜檯后面走出来，手里拿著帐簿，翻了翻。她翻得很慢，一页一页地看，皱褶的纸面上，歪歪扭扭的字记录著陈家铺子每一天的进帐和出帐。翻完了，她合上帐簿，抬起头。
    “阿母，不用降。”
    苏阿梅转过头看著她，陈远水也抬起头看著她。
    “供销社卖的是公家的货，我们卖的是自家的东西。他们有的，我们没有；我们有的，他们也不一定有。”陈阿圆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像是已经想了很久。
    苏阿梅看著她，忽然发现自己这个女儿说话的样子，跟她父亲一模一样。陈远水把第三根烟掐灭了，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只是嘴角微微动了一下——那是他的笑。
    陈阿圆说的是对的。供销社不卖虾酱，不卖金枣，更不卖那种缅甸做法的醃茶叶。这些东西別的地方买不到，只有陈家铺子有。那些从永春、德化过来的挑夫，走累了在路边歇脚，还是会来陈家铺子买一碗醃茶叶，嚼著提神。
    有一天，一个从永春来的老挑夫在陈家铺子门口停下。他大概五十来岁，背驼得厉害，脸上刻满了风霜。他把挑子放在地上，用肩上的汗巾擦了擦脸上的汗，走进铺子。
    “来一碗醃茶叶。”
    陈阿圆利索地从罈子里舀出一勺，用芭蕉叶包了递给他。老挑夫接过来，捏了一撮放进嘴里，慢慢地嚼著。嚼著嚼著，他的动作忽然慢了下来。
    陈阿圆正在低头记帐，没注意。直到她听见一声轻微的抽噎，抬起头来，看见老挑夫的眼眶红了。
    “怎么了叔？”她放下笔，声音放得很轻。
    老挑夫没有立刻回答。他又嚼了一口，慢慢地咽下去，然后用那双粗糙得像树皮一样的手抹了一把脸。
    “跟我阿母做的一个味道。”他的声音有点哑，“我阿母也是永春人，嫁到德化去了。好几年没见著她了。这个味道，我一吃就想她。”
    陈阿圆没有说话。她从罈子里又舀了一勺，多舀了半勺，用新的芭蕉叶仔仔细细地包了两层，塞进老挑夫手里。
    “这个送你。”
    老挑夫愣住了。“这不行，我还没付钱呢。”
    “付过了。”陈阿圆说。
    “我没给钱啊。”
    “你刚才讲的那个故事，就是钱。”陈阿圆笑了笑，“我拿醃茶叶换的。”
    老挑夫看著手里的芭蕉叶包，又看了看柜檯后面那个扎著两条辫子、穿著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的姑娘，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后什么也没说出来。他把芭蕉叶包小心翼翼地塞进怀里，挑起挑子，一步一步地走了。
    走出十几步，他回过头来，喊了一声：“姑娘，你会有好报的！”
    陈阿圆朝他挥了挥手，然后低下头，在帐簿上写了一行字：送醃茶叶一勺，换老挑夫一个故事。
    她后来发现，这是她做过的最划算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