棚子搭起来的那天，整个村子都来看热闹。
    陈家那个走了二十年的远水伯回来了，还带著一个缅甸討来的老婆和四个孩子——这个新闻在村里传了三天。陈姓在这个小山村里是大姓，沾亲带故的七姑八婆恨不得把陈远水家的祖宗十八代都翻出来对一遍。
    “远水啊，你阿母走的时候你都没回来，你良心过不过得去？”
    第一个发难的是一房远房婶子，生得乾瘦，嘴皮子像刀片，一开口就能剜人。陈远水从缅甸带来的那点好脾气被她一刀一刀剜得七零八落。
    他跪在母亲坟前磕了三个头，额头磕出了血。
    “婶子说得对，”他起身的时候说，“我是不孝。但我把陈家的人带回来了，一个都没少。”
    那个婶子还想说什么，目光扫过苏阿梅微微隆起的小腹，又把嘴闭上了。
    那是陈家第五个孩子。
    苏阿梅在梅州怀上的，一路顛簸到泉州，肚子里那个居然还安安稳稳地长著。村里接生的阿婆说，这孩子命硬，在娘胎里就走了三千里路，以后什么场面没见过？
    一九四六年秋天，陈家第五个孩子出生，是个男孩。陈远水给他取名叫“家安”——一家人，平安。
    奶奶那一年八岁。
    她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陈阿圆。因为是圆脸，又因为在箩筐里被挑著走了三千里路，摇摇晃晃地像颗在筐里滚来滚去的汤圆。
    “阿圆，”陈远水叫她，“去给三婶送一碗虾酱。”
    “阿圆，”苏阿梅叫她，“把弟弟的尿布晾了。”
    “阿圆姐，”弟弟妹妹叫她，“阿姐阿姐讲故事！”
    陈阿圆没有读过一天书。
    村里有一个私塾先生，姓吴，留著山羊鬍，穿长衫，走路的时候背著手，像一只踱步的鹅。吴先生的私塾收束脩，一年要三斗米。陈远水拿不出三斗米——他连自家吃的米都要跟隔壁借。
    吴先生倒是来过一次陈家。他站在棚子前面，看了看那条陈远水从缅甸挑回来的扁担，又看了看在柜檯后面踮著脚摆金枣的陈阿圆，捻著鬍子说了一句：“这个女囡眼睛亮，可惜了。”
    陈阿圆不知道什么叫可惜。她只知道自己要做的事太多：看著弟弟妹妹、帮母亲烧火、帮父亲搬货、去山上捡柴火、去溪边洗衣服。
    她的学堂是那间棚子，她的课本是那些虾酱和金枣。
    陈远水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他有一个本事：口算。缅甸那些年，他靠著一副算盘在广东大街站住了脚，华人买货赊帐、缅甸人用椰子换米、英国人给卢比——他心里都有一本帐，从不出错。
    每天晚上，棚子打烊之后，陈远水会把陈阿圆叫到跟前。
    “阿圆，今天卖了什么？”
    “卖了五碗虾酱、三包茶叶、两颗金枣。”
    “多少钱？”
    “虾酱一碗两分钱，五碗一角钱。茶叶一包五分钱，三包一角五分。金枣两颗……”
    “两颗多少？”
    “金枣一颗一分钱，两颗两分钱。一共是两角七分钱。”
    “不对。”
    陈阿圆掰著手指又算了一遍。冬天的夜风从棚子的缝隙里灌进来，吹得煤油灯的火苗东倒西歪。她的影子映在土墙上，忽大忽小，像一个正在长大的怪物。
    “两角七分……”她皱著眉头，“阿爸，我没算错。”
    “我说不对就不对。”陈远水从柜檯下面摸出一颗金枣，放在她手心里，“你漏了自己吃掉的那一颗。那一颗不要钱，但你要记住，你吃掉的每一颗金枣，都是日子。”
    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认真，但眼睛里藏著一丝笑。陈阿圆后来才明白，她父亲不是在教她算帐。
    他是在教她算命。
    一九四七年，陈家的棚子从村口搬到了路边。
    那条路是连接泉州和永春的古道，平时走的是挑夫和商贩，偶尔有骑自行车的人经过，铃声叮叮噹噹，引来半个村子的孩子追著跑。陈远水看准了这地方，用攒了小半年的钱在路边买了三分地，搭了一间像样的竹篾房。
    说“像样”是客气了。竹篾房就是竹子做骨架、竹篾编墙、外麵糊一层泥巴的房子。屋顶铺的是稻草，一遇颱风就漏水，全家老小端著盆接雨，叮叮咚咚像在屋子里开了一场戏。
    但这是陈家来泉州之后第一间真正的房子，不是棚子，不是借住，是自家的。
    陈远水在那间竹篾房的门楣上掛了一块木牌，用烧焦的树枝写了两个歪歪扭扭的字：陈家铺。
    缅甸的铺面叫“远水號”，泉州的铺面叫“陈家铺”。陈远水说，在外面闯的时候，名字是自己的；回到家了，名字是孩子的。
    陈家铺卖的东西慢慢多了起来。除了虾酱、茶叶、金枣，还开始卖酱油、醋、盐巴、火柴、香菸、粗纸。村里人管这叫“杂货店”，陈远水不认这个叫法。
    “这不是杂货，”他说，“这是日子。”
    陈阿圆十岁的时候，已经能独当一面了。
    她站在陈家铺的柜檯后面，个头还不够高，得踩一张小板凳才能看清柜檯外面的客人。但她算帐比父亲还快，嘴巴也比父亲甜。
    “三婶，今天的虾酱是新醃的，要不要来一勺？”
    “阿水伯，你上回欠的两分钱什么时候还？我记著呢。”
    “吴先生——来来来，我阿母刚蒸的碗糕，送你一个，不要钱。”
    吴先生接过碗糕，看了看那个踩在小板凳上的小姑娘，终於说了当初想说而没说的那句话：“阿圆，你想不想识字？”
    陈阿圆愣了一瞬。
    识字？
    她在柜檯后面站了三年，认得“钱”和“米”，认得“一斤”“二两”“五分”，但她不认得自己的名字。她知道自己是“陈阿圆”，但把那三个字摆在她面前，她一个也不认识。
    “吴先生，”她问，“识字要钱吗？”
    “不收你钱。”吴先生咬了一口碗糕，“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把你识的字，教给你弟弟妹妹。”
    第二天，陈阿圆踩著露水，第一次走进了吴先生的私塾。
    私塾就在村子的祠堂里，三间打通的老屋，摆著七八张条凳。条凳上坐著七八个男孩，最大的十五六，最小的才五六岁。他们看见陈阿圆走进来，齐刷刷地回过头，眼神里有惊讶，有好奇，也有一丝不太好形容的东西。
    十岁的女孩出现在私塾里，在这小山村里，是头一遭。
    吴先生用戒尺敲了敲桌面：“看什么看？翻书！”
    陈阿圆坐在最后排，面前摆著一本旧得发黄的《三字经》。吴先生把手背在身后，踱到她身边，拿过一根炭笔，在纸上写了三个字：
    陈阿圆
    “这是你的名字，”吴先生用指尖点著那三个字，“姓陈，名阿圆。”
    陈阿圆盯著那三个字看了很久。原来“陈”是左边一个耳朵右边一个东，“阿”是左边耳朵右边可，“圆”是一个方框里面一个圆——她想起箩筐，想起那颗金枣，想起父亲说过的话。
    “你吃掉的每一颗金枣，都是日子。”
    她伸出手，笨拙地握住炭笔，在纸上照著描了一遍。
    歪歪扭扭的。
    但那是她这辈子写下的第一个字。
    陈阿圆跟吴先生读了两年私塾。
    两年里，她背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学会了算帐记帐，甚至学会了用毛笔蘸著锅底灰调成的墨汁写春联。她不是最聪明的学生，但她是吴先生见过的最珍惜每一个字的学生。
    “你看那些男孩，”吴先生有一次对她说，“他们识字，是为了一张文凭。你识字，是为了什么？”
    陈阿圆想了想，说：“为了以后没人能骗我。”
    吴先生被这个答案震住了。一个小山村的女孩，十岁出头，说出的话像秤砣一样沉。他沉默了一会儿，把一本手抄的《日用杂字》递给她。
    “这本书你拿回去，里面是做生意要用到的字。学完了，你就不用再来私塾了。”
    陈阿圆接过那本书，封面是牛皮纸糊的，里面是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词：天平、秤桿、斗、升、钱、两、斤、担、佘、赊、现钱、月结、年帐、亏本、盈利、关门、开张……
    她翻到最后一页，发现吴先生还多写了两行字：
    人情练达即文章
    世事洞明皆学问
    那几个字她当时不完全懂，但她把它们背了下来。背了一辈子。
    一九四九年，整个中国都在变。
    路过的挑夫带来了山外面的消息：解放军打过来了，国民党跑了，新政权要成立了。村里人议论纷纷，有人害怕，有人期盼，大多数人在观望。陈远水不观望，也不议论。他在陈家铺的柜檯后面，该卖虾酱卖虾酱，该醃茶叶醃茶叶。
    一天傍晚，一支队伍从陈家铺门前走过。
    不是日本兵，不是国民党兵，是一支穿著灰色军装、脚打绑腿、帽子上別著一颗红星的队伍。他们不说话，不扰民，踩著整齐的步伐，从永春方向来，往泉州方向去。
    陈阿圆站在陈家铺门口，手里端著一碗凉茶。
    她看见最后排的一个士兵——年纪看起来不过十七八岁，脸被太阳晒得脱了皮，嘴唇乾裂出一道道血口子。那士兵看了她一眼，又很快移开目光，脚步不停。
    “兵哥——”陈阿圆喊了一声。
    队伍继续往前走，没有人停下来。
    她端著茶碗追了两步：“喝茶不？”
    那年轻的士兵终於扭过头，笑了一下，露出白白的牙齿。他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但他没有回来。队伍已经走到前面去了，他只能跟上去，脚步越来越快，消失在暮色里。
    陈阿圆端著那碗茶站在原地，看著那条渐渐暗下去的古道。
    她不知道那个士兵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不知道他后来是死是活。但她记住了他的笑容——那个在长时间的跋涉之后、在嘴唇乾裂出血之后、在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的漫长道路上，还能笑出来的样子。
    她想起自己四岁时被父亲挑在箩筐里的那些日子。
    也是在路上，也是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也是嘴唇乾裂，也是脚上磨出血泡。但她记得父亲从来没有垮过——肩膀上的扁担断了又接，腿上的伤口烂了又长，他始终瘸著一条腿走在最前面，回过头来对她说：
    “你乖，看著弟弟的梦。”
    她把那碗凉茶泼在路边。
    茶水流进乾裂的泥土里，很快就消失不见了。但那一瞬间，她觉得自己好像忽然懂了什么——懂了父亲说的“日子”，懂了吴先生写的“人情练达”，懂了那个年轻士兵在疲惫至极时还能露出的那个笑容。
    都不过是活著。
    活著，然后把路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