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南
    第一章
    我奶奶说，一切要从一九四二年的一月说起。
    那一年，日本正式登场。不是踏著正步，是从天上下来的。奶奶的父亲——我的高祖父陈远水，后来无数次跟我讲述那个下午：缅甸曼德勒的伊洛瓦底江本来是绿的，飞机一过，江水就红了。
    陈远水十六岁从福建泉州府的一个小山沟走出来，漂洋过海，在缅甸一待二十年。他在曼德勒的广东大街盘下一间铺面，卖杂货。铺子开张那天他放了一掛鞭炮，给三个孩子一人一颗糖。最小的女儿就是我奶奶，才四岁，含著一颗硬糖，口水淌了一胸口。
    “阿爸，”她含混地喊，“甜。”
    陈远水蹲下来擦她的嘴：“甜就对了。日子要跟这糖一样，越嚼越有味道。”
    那是他说过的话里最错的一句。日子不但不甜，还苦得让人想不起来甜是什么滋味。
    一九四二年一月，日本军队攻入缅甸。陈远水从铺子后门探出头，看见大街上一片狼藉。他缩回头，关上木门，背靠著门板滑坐到地上。
    “走。”他说，“回泉州。”
    那一夜，他找来两根竹竿和一条麻绳，做了一副挑担。两头各掛一只箩筐，箩筐里舖上棉被，一头坐四岁的奶奶，一头坐最小的弟弟。妻子苏阿梅背著一个蓝布包袱，牵著十二岁的大女儿和十岁的儿子。
    从曼德勒到八莫，从八莫到畹町。路越来越难走，陈远水的布鞋走了三天就磨穿了底，他用布条缠著脚继续走。奶奶在箩筐里不哭不闹，睁著一双黑亮的眼睛看天。她不知道什么叫逃难，只觉得父亲挑著她摇摇晃晃的，像小时候睡过的摇篮。
    到保山的时候，城里已经炸过三轮。苏阿梅在破庙里发起了高烧，浑身滚烫，嘴唇起了白皮。陈远水把她安顿在稻草上，对大女儿说：“看好弟弟妹妹，我去找药。”
    奶奶从箩筐里伸出一只小手：“阿爸，你回来。”
    陈远水蹲下来，摸了摸她的脸：“阿爸去给你阿母找药。你乖，看著弟弟的梦。別让它跑了。”
    他走了三天三夜。回来的时候，左手捏著三片奎寧，右手拄著树枝，浑身是泥，一条裤腿撕到大腿根，露出一条又深又长的伤口，肉翻在外面。他把奎寧递给大女儿，然后整个人倒在地上。
    苏阿梅吃了药，烧退了。陈远水躺了七天才爬起来，左腿从此落了残疾，走起路来一瘸一拐。
    “走。”他说，把扁担架上肩膀。
    从云南到广西，从广西到广东。他们走了一年，两年，三年。扁担断了三次，用麻绳绑了又绑。弟弟渡河时呛了水，烧坏了耳朵，听不太见了。路上有人加入，有人走散，有人永远留在了路边。
    一九四五年秋天，他们在广东梅州听到消息：日本投降了。路上的人抱在一起哭，苏阿梅抱著已经六岁的奶奶，哭了整整一个下午。陈远水没有哭，只是把扁担从左肩换到右肩，说了一句：“走，回家。”
    他们翻过一座又一座山，终於到了泉州地界。海风裹著咸味从东边吹来，吹在脸上湿漉漉的。
    村口有一棵大榕树。陈远水十六岁离家时它就这么大，三十二岁回来它还是这么大。
    他放下扁担。两只箩筐轻轻落在地上。七岁的奶奶从筐里探出头，看见一棵大得不像话的树，树须垂下来，后面是一排黑瓦黄墙的房子。
    “阿爸，这是哪？”
    陈远水跪下去。不是跪拜，是垮了。他膝盖磕在泥地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
    “到了，”他说，声音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这就是咱的厝。”
    一九四六年一月，陈远水在村口搭起一个棚子，重新开张。棚顶铺稻草和油毡，柜檯是一块旧门板，摆著自家晒的虾酱、从梅州带回来的茶叶，还有一罈子照著缅甸法子醃的茶叶拌花生。
    腊月里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陈远水在棚子里忙活，七岁的奶奶站在柜檯后面，踮著脚尖帮父亲把一碟金枣摆上柜面。金枣是苏阿梅做的，裹著糖衣，金黄金黄的，像一颗颗小太阳。
    奶奶捏了一颗塞进嘴里，酸得眯起眼睛，又甜得笑了出来。
    “阿爸，”她含混不清地喊，“甜。”
    陈远水愣了一瞬，蹲下来，平视著女儿的眼睛。她的头髮剪得短短的，脸晒得黑红，穿著一件改了三遍的蓝布衫，脚上一双草鞋——那双从缅甸走过来的草鞋，鞋底磨得只剩一层布，露著她生了冻疮的脚趾头。
    但她在笑。
    经歷了飞机、炮火、飢饿、疾病、断腿、三千里路和三年多的顛沛流离，一个七岁的孩子站在一个破棚子里，吃著母亲做的金枣，说了一个字：甜。
    陈远水伸手摸了摸她的头。
    “对，”他说，声音有一点抖，“甜就对了。日子要跟这糖一样，越嚼越有味道。”
    二十年前他在缅甸对她说的是同一句话。那时候她才四岁，刚学会走路。那时候他还以为日子是甜的。现在他知道，日子不只是甜的。日子是苦的、酸的、涩的、辣的，所有味道混在一起，嚼到最后剩下的那一点回甘，才叫甜。
    那是奶奶第一次真正“站店”。她站在旧门板后面，面前是泉州的冬天，背后是福建的山。远处传来鸡鸣狗吠，近处是父亲劈柴的声音和母亲在灶间煮粥的米香。村里的妇人挎著竹篮走过来，探头看了看棚子里的东西，笑著说：“远水嫂，你这虾酱怎么卖？”
    苏阿梅从灶间探出头，围裙上沾著麵粉，笑著应答。
    七岁的奶奶抬起头，看著母亲的笑脸，又看了看父亲弯著腰劈柴的背影。她把碟子里的金枣又摆了一遍，摆得更整齐。
    那是她第一次知道——
    这条路走完了。
    家，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