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戈点点头，看来埃莉诺已经有了思绪，他紧接著继续说道：
    “那么还有第三件事。”
    “如果有一天，我因为这座监狱被人告了，不管是犯人告我，还是州矫正局找我麻烦，还是其他什么人，我需要一个不会临阵退缩的律师。”
    “你想长期僱佣我，知道我的收费標准吗？”
    埃莉诺把烟掐灭，手指在那个咖啡罐菸灰缸的边缘敲了两下，发出两声沉闷的金属声响。
    “我的副手跟我说过，按结果收费。”
    “对。”
    埃莉诺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列印好的价目表，推到林戈面前。
    那张纸被翻阅过很多次，边缘都起了毛，上面用打字机打著几行字：
    【基础諮询费：50美元/次（首次免费）
    合同起草/审查：200-1000美元（视复杂程度）
    谈判代表：按爭取到的利益的10%-20%收取。
    诉讼代理：胜诉后按赔偿/减免金额的25%-35%收取，败诉不收。
    特殊服务：面议】
    林戈的目光落在最后一行，“特殊服务包括什么？”
    “包括你想像得到的，也包括你想像不到的。”
    埃莉诺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比如，如果你需要让某个县的採购委员会主席改变主意，我可以帮你安排，我认识能做这件事的人。”
    “当然，费用另算。”
    林戈把价目表折好，放进口袋。
    他没有问“这样做合法吗”之类的蠢问题。
    在一个监狱都可以私人承包的年代，合法和非法的界限从来不是由法律条文决定的。
    而是由你的律师有多厉害，你的关係网有多广，以及你愿意承担多大的风险决定的！
    “我现在付不起这些，我刚借了五万四的高利贷买下监狱，手上能周转的资金还不到两百美元。”
    林戈的话虽然说得有些为难，但他的表情却並没有那么难堪：
    “丹福斯的订单下周才能交第一批货，拿到钱至少是两周以后的事。”
    埃莉诺看著他，发出一声嗔笑。
    窗外的广播换了一首威利·纳尔逊的《always on my mind》。
    她的目光在歌声中似乎微微晃动了一下，但只有一瞬间。
    “首期付款可以给你宽限到11月1號，在此之前，我只收基础諮询费五十美元。”
    “你身上有五十美元吗？”
    林戈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皱巴巴的钞票，数了数，四十三美元。
    他想了想，把手錶摘下来，放在桌上。
    那是一块精工自动机械錶，是前身父亲留下的，和林戈没什么感情。
    埃莉诺看了一眼那块表，没有拿，只是问道：
    “值多少？”
    “在当铺大概能当六十到八十美元，对我来说价值更高，它能够提醒我时间的宝贵。”
    “那你留著。”
    她把表推回来。
    “四十三美元，加上欠我七美元，我记帐。”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本黑色封面的帐本，翻开，在第一行写下：
    “林戈·陈，1984年9月x日，欠款7美元，首期应付款日：1984年11月1日。”
    字跡很潦草，但每一笔都写得清清楚楚。
    林戈看著那本帐本，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
    这个女人不像他想像中的任何一种律师。
    她不像那些穿三件套西装，办公室摆著皮沙发的傢伙。
    也不像那些高举正义旗帜，免费帮穷人打官司的理想主义者。
    她更像是某种介於商人和清道夫之间的角色，帮你解决问题，然后从你拿到的好处里分走一部分。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女人和雷·卡森也是一类人，风险投资者！
    “你为什么从旧金山搬到塔尔萨？”
    林戈隨口问道。
    埃莉诺正在合上帐本的手停了一下。
    这个停顿很短暂，短到如果不是林戈刻意在观察，根本不会注意到。
    “因为旧金山的竞爭太激烈了。”
    她的语气恢復了隨意：
    “那边的灰色地带已经被无数律师瓜分完了。”
    “我当年在旧金山，接一个案子要跟至少三个同行竞爭，但在这里……”
    她朝窗外努了努下巴。
    “塔尔萨的律师们还在忙著给石油公司审合同，根本看不上我做的这些小生意。”
    “竞爭小，利润率高，这是最基本的商业逻辑，你应该比我懂。”
    林戈点了点头：
    “这个解释合情合理，但我想，这还不是全部的原因，对吧？”
    一个人在旧金山做了那么多年，突然搬到塔尔萨这种地方，背后一定有什么事情。
    “呵～”
    过了一会儿，埃莉诺放下笔，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著林戈。
    阳光照在她金色的头髮上，让那些被铅笔別住的碎发呈现出一种蜂蜜般的色泽。
    窗外的消防梯上落著一只鸽子，正在用喙梳理翅膀下的羽毛。
    塔尔萨的鸽子比其他城市的更瘦，可能是因为这里连鸽子都不容易找到足够的食物。
    埃莉诺突然说：
    “我父亲是个混血华裔，以前在旧金山开中餐馆。”
    “菜单上有一道左宗棠鸡，他做得很拿手，虽然那根本不是正宗的中菜。”
    “但旧金山的食客们不在乎正不正宗，他们只在乎炸得够不够脆，酱汁够不够甜。”
    “1971年，厨房油锅起火，烧死了三个工人，但保险公司拒绝赔偿这场本事故。”
    “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律师，我父亲於是把房子卖了，把钱全赔给了那三个工人的家属。”
    “餐馆也在那之后几年走向了衰败，我的父亲也意外中风。”
    她转过身，看著林戈。
    那双淡绿色的眼睛里已经没有悲伤，只剩下经过时间打磨的看淡：
    “那家餐馆的房东是一个华裔商人，姓黄。”
    “我父亲欠他三个月房租，他在我父亲中风后的第二天就申请了驱逐令。”
    “法院判他胜诉，第二天，我父亲的病床就从医院被搬到了大街上。”
    “我处理完后事，就搬到了塔尔萨。”
    办公室里安静得只剩下窗外那首已经进入尾声的歌。
    埃莉诺摊开双手，说：
    “所以你看，我对规则这件事很较真。”
    她的语气就像是在说一件发生在別人身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