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紫禁城，文渊阁。
    三月的北京，春寒料峭。
    宫墙外的柳树刚刚抽出嫩芽，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文渊阁里，几个阁臣正围坐在一张长案旁，商议国事。
    为首的是首辅周延儒，今年三十八岁，万历四十一年的状元，年少得志，意气风发。
    坐在他对面的是次辅温体仁，五十出头，面容清瘦，一双眼睛总是半眯著，让人看不透他在想什么。
    “陕西的旱情，诸位大人想必都知道了。”周延儒开口，声音不高，却带著首辅特有的威重。
    “去年秋旱，冬无雪，今春又是滴雨未下。延安、庆阳、平凉三府，饥民遍野，相食之惨，屡见奏报。朝廷拨下的賑灾银，户部说已经发下去了，可陕西巡抚说没收到。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岔子？”
    户部尚书毕自严欠了欠身：“首辅大人，户部的银子，確实是拨下去了。但从京师到陕西，山高路远，层层解运，难免有所迟滯。况且，各地卫所、州县，都在伸手要钱。辽东要军餉，蓟镇要修边墙，登莱要造战船……户部的银子，实在是捉襟见肘。”
    “捉襟见肘？”周延儒冷笑，“毕大人，陕西的饥民可不管你的银子捉不捉襟见肘。他们饿了，就要吃。没得吃，就要反。王嘉胤、李自成、张献忠，一个接一个地反。还是说，今年你打算让陕西再反出几个『闯將』、『八大王』来啊？”
    毕自严脸色一白，垂下头不再说话。
    温体仁一直半眯著眼睛，这时忽然睁开，不紧不慢地开口：“首辅大人，賑灾固然要紧，但光靠賑灾，救不了陕西。”
    “哦？”周延儒看著他，“温大人有何高见？”
    “陕西之灾，在天，更在人。”温体仁捋著鬍鬚，“这些年，朝廷加征辽餉、剿餉、练餉，三餉並征，民力已竭。即便没有旱灾，百姓也活不下去。旱灾只是把本就千疮百孔的陕西，彻底推下了悬崖。”
    阁臣们面面相覷。
    温体仁说的是实情，但这实情，没人敢在朝堂上明说。
    三餉是皇上钦定的，谁敢妄议？
    温体仁似乎没看到眾人的脸色，继续说道：“所以，賑灾只能救一时之急。要救陕西，必须从根子上想办法。”
    “什么根子？”周延儒问。
    温体仁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袖中抽出一封奏疏，放在案上。
    “这是礼部侍郎徐光启徐大人的奏疏。他托我转呈內阁。”
    周延儒接过奏疏，展开细读。其他阁臣也凑过来，一起观看。
    奏疏很长，洋洋数千言。
    开篇先是陈述了陕西旱灾的惨状——赤地千里，饥民相食，树皮草根掘尽，卖儿鬻女成风。
    接著，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建议。
    “臣谨按，天灾虽不可测，人事犹可补救。补救之道，一曰修历法以授民时，二曰兴水利以备旱涝，三曰种新谷以广食源。”
    “修历法？”一个阁臣皱眉，“徐大人这是……要改历法？”
    周延儒继续往下读。
    徐光启在奏疏中详细阐述了他的理由——现行的《大统歷》承袭元朝郭守敬的《授时历》，已经使用了三百余年，误差积累越来越大。
    节气的推算与实际天象不符，导致农时失准，百姓播种收割，往往错过最佳时节。
    他建议礼部组织精通天文歷算的学者，参照西洋新法，重新修订历法。
    而他所倚重的“西洋新法”，正是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竇、汤若望等人带来的欧洲天文学知识。
    “徐大人还推荐了两个人。”周延儒的目光落在奏疏的最后，“一个是耶穌会士汤若望，一个是钦天监五官正李祖白。他说这两人精通西洋历法，可以主持修歷。”
    阁臣们议论纷纷。
    有人赞同，说历法確实该修了；有人反对，说祖宗之法不可轻改；有人质疑，说西洋人的学问，怎么能用在我大明朝的历法上？
    温体仁一直沉默著，等眾人议论得差不多了，才缓缓开口：“徐大人的奏疏，不止修歷一项。他还说，要兴水利，种新谷。”
    周延儒翻到奏疏的后半部分。
    果然，徐光启用大量篇幅，详细论述了在陕西兴修水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他建议利用陕西现有的河渠故道，加以疏浚整治，再开凿新的渠道，引涇水、渭水灌溉高塬旱地。
    他还推荐了一个叫徐贞明的人，说此人精通水利，著有《潞水客谈》，可以委以重任。
    至於“种新谷”，徐光启说的是一种从西洋传入的新作物——甘薯。
    “甘薯？”一个阁臣疑惑道，“就是那种红皮白心、生吃脆甜、熟吃软糯的东西？听说南方已经有种植，產量確实不低。可那是南方的作物，陕西能种吗？”
    “徐大人在奏疏里说，甘薯耐旱耐瘠，不择地而生，山坡、沙地、荒地，皆可种植。而且產量极高，一亩可收数十石，数倍於五穀。”温体仁道，“他在天津的农庄里试种过，收成很好。他认为，如果能在陕西推广甘薯，即便大旱之年，百姓也不至於饿死。”
    阁臣们沉默了。
    徐光启的奏疏，写得有理有据，既有长远之计，又有应急之策。
    修历法，是为了让百姓不误农时；兴水利，是为了让土地旱涝保收；种甘薯，是为了让饥民有东西可吃。三管齐下，若能施行，陕西的困局，或许真有转机。
    但所有人都知道，知易行难。
    修历法，需要大量精通天文歷算的人才，而钦天监那帮人，除了会看黄历、算吉日，还能干什么？
    兴水利，需要巨额的钱粮投入，而朝廷的国库空空如也，连辽东的军餉都发不出来，哪有钱去陕西修渠？
    种甘薯，看似简单，但推广新作物，需要官府组织，需要百姓接受，没有几年时间，根本见不到成效。
    而这些，恰恰是眼下最缺的——钱，人，时间。
    周延儒合上奏疏，沉默了很久。
    “徐大人的奏疏，本辅会呈送皇上御览。”他最终说道，“至於能不能施行，施行的效果如何，就看天意了。”
    温体仁微微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他知道，周延儒说的是实情。
    大明朝的官僚机器，早已锈蚀不堪。
    再好的奏疏，再好的方略，落到这架锈蚀的机器里，都会被碾成齏粉。
    徐光启的一腔热血，恐怕又要付诸东流了。
    但他还是在袖中暗暗握了握拳。
    徐光启是他的同年，也是他敬佩的人。
    这个人，一辈子都在做“有用”的事——学西学，译西书，种甘薯，修历法，造火器。
    在满朝文武忙於党爭、营私、內耗的时候，只有他，像个不合时宜的老农，埋头做著那些真正能救民於水火的事。
    这样的人，太少了。
    礼部衙门，一间堆满书籍和图纸的偏厅里，徐光启正伏在案上，用笔在记录著什么。
    徐光启今年六十七岁了。
    他身材清瘦，鬚髮皆白，面容清癯，一双眼睛却依然明亮，透著与年龄不相称的好奇和专注。
    他是万历三十二年的进士，入仕三十余年，官至礼部右侍郎。
    但他的兴趣，从来不在升官发財上。
    他痴迷於“实学”——天文、历法、数学、水利、农学、火器，凡是能经世致用的学问，他都如饥似渴地学习。
    万历二十八年，他在南京遇到了义大利传教士利玛竇。
    从那时起，他的世界被彻底打开了。
    他向利玛竇学习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地理学，与利玛竇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把欧几里得的几何学第一次系统地介绍到中国。
    他还撰写了《农政全书》，系统总结了中国的农业技术，並介绍了从西洋引进的新作物——甘薯、玉米、马铃薯。
    在他看来，大明朝的积弊，根子在“虚”。
    士大夫们整天谈玄论道，讲心性，讲天理，却没人去研究怎么让地多打粮食，怎么让河不泛滥，怎么让兵器更锋利，怎么让历法更精確。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这个道理，他念叨了一辈子，却应者寥寥。
    “老爷，汤先生来了。”一个老僕走进来，轻声稟报。
    “快请！”徐光启放下放大镜，站起身。
    片刻后，一个身穿黑色长袍、胸前掛著十字架的中年外国人走了进来。
    他身材高大，面容清秀，留著修剪整齐的短须，一双蓝色的眼睛深邃而温和。
    他就是耶穌会士汤若望，德意志人，万历四十八年来华，精通天文歷算，是徐光启在修歷事业上最倚重的助手。
    “徐大人。”汤若望拱手行礼，用流利的汉语说道，“您找我？”
    “若望，坐。”徐光启指了指旁边的一把椅子，自己也坐了下来，“我那份奏疏，递上去了。”
    汤若望眼睛一亮：“內阁怎么说？”
    “还没批下来。”徐光启嘆了口气，“不过，周阁老答应呈送皇上御览。成与不成，就看圣意了。”
    汤若望沉默了一会儿，低声道：“徐大人，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你说。”
    “我来中国十几年了，观察到一个现象。”汤若望斟酌著词句，“贵国的士大夫，聪明绝顶，学问渊博。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喜欢爭论是非，却不善於解决实际问题。一份奏疏递上去，光是议论，就能议论几个月。等议论出结果了，事情早就变了。陕西的饥民，等不了几个月。”
    徐光启苦笑：“若望，你说得对。但这不单是士大夫的毛病，是体制的毛病。大明朝的官制，设计之初，就是为了互相制衡。一件事，要经过层层上报、层层审议、层层批准，才能施行。等施行下去，黄花菜都凉了。可要改这体制，比登天还难。”
    两人沉默相对。窗外，传来一阵鸽哨声。几只白鸽掠过灰色的天空，飞向远方。
    “徐大人，”汤若望忽然开口，“我想去陕西。”
    徐光启一愣：“去陕西？”
    “去陕西。”汤若望的目光坚定，“您奏疏里说的那三件事——修历法、兴水利、种甘薯。修历法，我在钦天监可以做；兴水利，徐贞明可以做；但种甘薯，需要有人去陕西，手把手地教百姓怎么种、怎么收、怎么储藏。我愿意去。”
    徐光启看著这个异国的传教士，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这个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本是为了传播他的信仰。
    但十几年下来，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与信仰无关的事上——帮中国人修订历法，帮中国人製造火炮，帮中国人翻译西方的科学典籍。
    如今，他又要自告奋勇，去那个赤地千里、饥民相食的陕西，教百姓种甘薯。
    “若望，陕西现在很乱。”徐光启的声音有些沙哑，“流寇遍地，官军剿不胜剿。你一个外国人，去那种地方，太危险了。”
    “我知道。”汤若望平静地说，“但正因为危险，才更需要有人去。耶穌说过，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徐光启沉默了。
    他不是基督徒，但他理解汤若望的信念。
    那是一种超越了个人安危、超越了国界和种族的、对世人的大爱。
    他自己，何尝不是如此？一辈子痴迷於那些“无用”的实学，被人嘲笑为“迂腐”，被同僚排挤，被上司冷落。但他从没后悔过。
    因为，总要有人去做那些事。
    “若望，等圣上的批覆下来，如果准了，我跟你一起去陕西。”徐光启说。
    汤若望看著他，蓝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徐大人，您年事已高，何必亲自跋涉？”
    “正因为年事已高，才更要去。”徐光启笑了笑，“我这辈子，写了不少书，说了不少话。但真正亲手做的事，太少了。趁还走得动，我想亲手在陕西的地里，种下几棵甘薯。等它们长出来，结了薯，让那些饿著肚子的百姓，尝一尝。让他们知道，这世上有一种东西，种下去，就能活命。”
    汤若望没有再劝。他站起身，向徐光启深深鞠了一躬。
    “徐大人，能和您共事，是我毕生的荣幸。”
    徐光启也站起身，扶住他的手臂。两个年龄、国籍、信仰截然不同的人，在这间堆满书籍的偏厅里，相视一笑。窗外，鸽哨声再次响起，白鸽掠过灰色的天空，飞向西南方——那是陕西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