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一日，深圳入春以来最寻常的一个清晨。
    李平安照例五点醒来，在阳台上打了一套八极拳。顶拳、劈掌、肘击、震脚，六十四式走完，额头微潮，气息绵长。
    林雪晴在屋里煮粥，小米的香气顺著门缝飘出来，混著阳台上那盆兰花的幽香。
    他在藤椅上坐下，端起紫砂壶，才发现手背上不知何时多了几块淡褐色的斑。
    老人斑。
    六十八岁的人了，头髮还是乌黑的，腰板还是笔直的，一拳出去还能把四十岁的壮汉打退三步。
    可这些斑，像时光悄悄盖下的印章，不声不响，不容辩驳。
    他把紫砂壶放下，看著远处正在甦醒的深圳。
    天边刚泛起蟹壳青，深南大道的路灯还亮著最后一班，通宵施工的塔吊已经静下来，像巨人在晨雾中小憩。
    这座城市二十年前还是一片荒芜的工地，现在高楼林立，车流如织。
    他亲手把它从图纸变成现实。
    可他老了。
    不是头髮白没白的问题。是某天清晨醒来，发现自己不再渴望去办公室；是某次会议上，听到年轻人的方案，第一反应不是“我来教你怎么做”，而是“这孩子比我当年想得周全”。
    李平安轻轻嘆了口气。
    厨房里，林雪晴把粥端上桌，隔著玻璃门看了他一眼，没有问。
    四十多年夫妻，她太熟悉丈夫的这个表情了。
    那不是疲惫，是某种想通了什么的释然。
    上午九点，万象大厦三十八层。
    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
    周文彬从香港赶来，西装熨得笔挺，眼底却有连夜过关的疲惫。
    陈江河坐在他旁边，手里摩挲著那只用了二十年的英雄钢笔，笔帽上刻著“1979-1999”——那是他跟著大舅哥创业第二十个年头。
    郑国栋胖了一圈，头髮也白了一圈。他掌管家电事业部多年，今天特意穿了那件藏青色中山装——1995年家电价格战胜利时，他穿的就是这件。
    张维还是老样子，白大褂都没来得及换，直接从南山研发中心赶过来。他的眼镜片比十年前厚了三圈，镜框换过五副，只有那双眼睛，依然锐利如鹰。
    许家明推门进来时手里还攥著软盘，走到门口才想起来今天不是匯报工作，訕訕地把软盘塞进公文包。
    何晓跟在他身后，三十岁的人了，走路还在想著怎么提升发动机的技术问题。
    周华明是最后一个到的。进门时风尘僕僕，衬衫领口微皱，脸上却带著笑。
    陈安邦坐在角落里，面前摊开笔记本。他是集团法务部部长，北大法律系毕业，李耀宗同年的表兄弟，也是今天在座最年轻的——三十一岁。
    长条红木桌旁，十二把椅子。
    十一个人。
    主位空著。
    九点过五分，门开了。
    李平安走进来，身后跟著李耀宗。
    他没有穿往常那件藏青色中山装，而是穿了件银灰色的夹克，拉链没拉，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蓝衬衫。
    那是林雪晴前年在北京王府井买的，袖口磨出了毛边，他一直捨不得扔。
    会议室里静了一瞬。
    不是因为他的衣著，是他眼里的神色。
    那是心愿已了的平静。
    “坐吧。”李平安在主位坐下，把紫砂茶杯放在右手边——那是他从北京带来的老物件，跟了他整整三十年。
    没有人说话。
    他环视一圈，从周文彬到陈安邦，从1984年就跟著他的老部下，到1999年还在实验室熬夜的年轻院士。那些或年轻或苍老的面孔，都曾在这间会议室里吵过架、拍过桌子、红过眼眶。
    也都曾在这间会议室里，跟他一起，把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一件件变成可能。
    “今天请大家来，”李平安开口，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稳，“不是开会。”
    他顿了顿。
    “是告別。”
    周文彬的茶杯在碟子里轻轻晃了一下。
    郑国栋低下了头。陈江河攥著那支英雄钢笔，指节泛白。
    李平安没有看他们。
    “我六十八了。”他说，语气平静得像在讲別人的事，“人生七十古来稀，还有两年。这两年我不想耗在会议室里，我想带雪晴出去走走。”
    他看著窗外。
    “年轻时总说，等忙完这一阵就去。忙完麵包车，有寻呼机；忙完寻呼机，有dvd；忙完dvd，有金融危机……一忙四十年，把老伴儿从二十出头忙到快七十。”
    他转回头，笑了笑。
    “再不走，就走不动了。”
    没有人接话。
    不是不想接，是怕一开口，眼泪掉下来。
    张维把眼镜摘了，用衣角慢慢擦拭。这个动作他紧张时有，思考时有，但更多的时候，是他想掩盖什么的时候。
    许家明低著头，看不清表情，只看见他的手指在桌沿上轻轻敲著。
    何晓把拳头攥了又松，鬆了又攥。三十岁的人了，还像当年在车间里被师傅骂了之后那样，憋著一口气，又不知道往哪儿出。
    “集团的事，”李平安转向李耀宗，“从今天起，全部交给耀宗。”
    他看著儿子。
    三十二岁，清华毕业，在集团轮岗八年，从车间技术员做到董事长特別助理，再做到总经理。
    这五年，万象从五十亿做到两百亿，从国內做到海外，从追赶者变成在某些赛道上可以並肩跑的人。
    “董事长、总经理，他一人挑。以后签文件，是他的名字。做决策，是他的拍板。赚了赔了，是他的责任。”
    李平安顿了顿。
    “也是他的荣光。”
    李耀宗站起身，向在座每一位深深鞠了一躬。
    没有说“请多关照”。
    九十度的躬，鞠下去，停了三秒。
    然后他坐下，翻开笔记本，把墨绿色的钢笔摆在右手边。
    那是李平安用了三十年的那支。
    周文彬第一个开口。
    “老板，银行的班子……”
    “你还在，我放心。”李平安说，“万象银行从香港无名投资做到今天，你用了二十一年。以后该怎么做，你比我清楚。”
    周文彬点点头，没有说话。
    陈江河问：“外贸那边，这几年和东欧、非洲的往来……”
    “江河，你是妹夫，”李平安看著他，“三十年，集团里最难啃的骨头都是你去啃。外贸、物流、海外收购，哪件不是？”
    他顿了顿。
    “以后还是你啃。”
    陈江河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老树的年轮。
    “行。”他把那支英雄钢笔收进笔帽，“那我再辛苦几年，也退休养老咯！”
    郑国栋抬起头，眼圈红红的。
    “老板，家电那边……”
    “家电是你带大的。”李平安说，“1988年第一条冰箱生產线，你亲自去顺德挖的技工；1995年价格战，你在车间里睡了三个月。以后怎么走，你比谁都懂。”
    郑国栋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只是用力点了点头。
    张维把眼镜重新戴上。
    “老板，晶片……”
    “五年计划是你立的军令状。”李平安看著他，“2003年，32位嵌入式处理器，性能达到国际主流五年前水平。耀宗会盯著进度，你要的经费一分不会少。”
    张维推了推眼镜。
    “不是经费的问题。”
    “我知道。”李平安说，“是人才的问题，是生態的问题，是时间的问题。这些问题，耀宗会跟你一起扛。”
    他顿了顿。
    “我老了，跑不动了。但你还能跑。”
    张维沉默了几秒。
    “能。”
    许家明一直没有抬头。
    李平安看著他。
    “家明，作业系统呢？”
    许家明抬起头，眼眶微红。
    “盘古4.0內核……上个月跑通了。”
    他的声音有些发颤。
    “开机二十五秒。比windows 98慢了十秒，但比去年快了十二秒。图形界面还粗糙，应用软体只有自己写的十六个。可是……它能用了。”
    李平安点点头。
    “能用就是胜利。”
    他顿了顿。
    “以后，会越来越好。”
    许家明没有说话。他只是把眼镜摘下来，擦了又擦。
    何晓终於憋不住了。
    “老板，汽车那边……”
    “你才三十岁，”李平安打断他，“跟我说什么？”
    何晓一愣。
    “我六十八了才退休，你三十岁就想退休？”李平安难得开了句玩笑，“再干三十年再说。”
    会议室里响起几声压抑的笑，带著鼻腔里那点酸涩。
    何晓挠挠头，憨憨地笑了。
    “那行，再干三十年。”
    陈安邦一直安静地坐在角落。
    他是今天在座最年轻的一个，也是最沉默的一个。三十一岁，北大法律系毕业，在集团法务部干了七年，从助理做到部长。
    金融保卫战时，那套收购英资资產的交易结构，是他带著三个律师熬了四十九天设计的。
    李平安看著他。
    “安邦，有句话我要当著大家的面说。”
    陈安邦坐直身子。
    “你是我外甥，也是耀宗的表弟。但你能做到今天这个位置，不是靠这层关係。”
    李平安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是你自己挣来的。”
    陈安邦的喉结滚动了一下，没有说话。
    “以后集团出海，法务是你的主战场。”李平安说，“跨国併购、智慧財產权、国际仲裁……万象要走出去，不能被別人用规则绊倒。”
    “我记住了。”陈安邦说。
    窗外，太阳升到了楼顶。
    三月的阳光穿过落地窗，在红木桌面上铺开一片温暖的金色。那些茶杯、笔记本、钢笔，都在光里镀上淡淡的边。
    李平安端起那杯凉透的龙井，喝了一口。
    苦涩，然后回甘。
    “这间会议室，”他环视四周，“我用了几十年。以后，是耀宗用了。”
    他站起身。
    “这些年，辛苦大家了。”
    他向所有人鞠了一躬。
    不是九十度，是缓缓的、用力的、像老树在风中俯身。
    郑国栋的眼泪终於掉下来。
    周文彬別过脸去，假装看窗外的风景。
    何晓把拳头攥得骨节发白。
    张维没有擦眼镜。他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桌上，低下了头。
    没有人说话。
    只有窗外的深圳，在这三月的晨光里，继续生长，继续喧闹，继续奔向那个他们共同创造的新世纪。
    散会后，李平安没有马上离开。
    他一个人站在窗前，看著楼下的深南大道。
    这条他看著从黄土路变成双向八车道的大动脉，此刻车流如河。红色的万象公交车在其中穿梭，像他年轻时放牧过的羊群。
    脚步声在身后响起。
    林雪晴没有敲门，直接走进来。
    她站在丈夫身边，顺著他的目光看向窗外。
    “都安排好了？”
    “安排好了。”李平安说。
    “捨得？”
    李平安没有回答。
    沉默了很久，他说：“我妈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找到妹妹，一句是好好活著。”
    他顿了顿。
    “妹妹找到了。好好活了六十多年。现在——”
    他转过头，看著妻子。
    “该好好老了。”
    林雪晴没有说话，只是握住他的手。
    那手上有老人斑，有年轻时练武留下的老茧，还有握了六十八年才学会放下的温度。
    “想去哪儿？”她问。
    李平安想了想。
    “先回河南。给我爹娘再烧炷香。”
    “然后呢？”
    “然后走哪儿算哪儿。”他望著窗外，“华山、峨眉、洞庭湖、灕江……你说过想去看的，都去看一遍。”
    林雪晴笑了。
    六十多岁的女人，笑起来眼角有细密的纹路，却还是当年那个在协和医院手术台前站了二十年的林大夫。
    “那要花不少钱。”
    “花得起。”李平安也笑了，“集团现在不缺我这个糟老头子。”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一日，深圳。
    一个寻常的星期四。
    深南大道上的万象公交车照常行驶，南山研发中心的工程师照常加班，宝安试车场的样车照常测试。
    没有人注意到，万象大厦三十八层的那间办公室里，有位老人站了很久。
    他看著窗外这座他亲手参与建设的城市，看著那些以他命名的大楼、道路、公园，看著川流不息的人群中那些陌生的年轻面孔。
    他在这里奋斗了整整二十年。
    从一个几百人的贸易公司，做到拥有十二万员工、年营收两百亿的跨国集团。
    从一辆方头方脑的麵包车，做到覆盖晶片、系统、汽车、金融、地產、酒店的全產业链。
    从受人白眼的“乡镇企业”，做到与国际巨头同台竞技而不落下风的民族企业標杆。
    他在这里，送走了他的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
    现在，他六十八岁了。
    他该走了。
    傍晚，李平安最后一次走进那间办公室。
    办公桌上空荡荡的。那套用了二十年的紫砂茶具被他带走了，书架上那排《资治通鑑》被李耀宗搬去了自己的书柜。
    只剩窗台上那盆兰花，在暮色中安静地绿著。
    他给兰花浇了最后一次水。
    然后关灯，关门。
    走廊里很安静。值班保安看到他，立正敬礼。他点点头，走进电梯。
    数字从38跳到1。
    门开。
    林雪晴在大堂等他，手里拎著那个跟了他二十年的黑色公文包。
    他接过包，牵起妻子的手，走向门外。
    三月的晚风扑面而来，带著深圳湾特有的、咸湿的、充满生机的气息。
    他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
    万象大厦的玻璃幕墙反射著夕阳最后的余暉，整座大楼像一块燃烧的金色琥珀。
    “走了。”他说。
    然后转身。
    走向那辆停在门口的黑色汽车。
    走向他计划了很久、却一直没能出发的那场旅行。
    走向属於他和林雪晴的、不再需要掐算时间、不再需要权衡利弊、不再需要为任何人负责的晚年。
    1999年3月11日。
    李平安退休。
    万象集团，从此进入李耀宗时代。
    而那个在1942年离开河南的少年，在走过五十七年风风雨雨之后，终於可以——
    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