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第二天，母亲就提起了相亲的事。
    周景熙还在吃早饭。母亲煮了一锅红薯稀饭，蒸了一笼馒头，炒了一盘腊肉，还煎了几个鸡蛋。这阵仗，在他记忆里只有过年才有。他坐在桌前，端著碗，喝了一口稀饭。红薯很甜，稀饭很烫，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他已经十年没有喝到母亲煮的红薯稀饭了。舟山的食堂里只有白米粥，稀得像水，没有红薯，没有甜味，只有一股糊锅的苦味。他一口一口地喝，喝得很慢，像是在品尝什么珍贵的东西。
    母亲坐在对面，看著他喝，眼睛里全是笑意。她昨晚哭了一夜，眼睛还是肿的，但今天早上起来，精神好多了，在灶台前忙活了一早上，做了满满一桌子菜。父亲坐在旁边，没有说话，只是低著头喝稀饭。他的头髮全白了，背更驼了，老寒腿让他走路一瘸一拐的，但他的眼睛很亮，时不时地看周景熙一眼，像是在確认他真的回来了。
    “景熙，”母亲开口了，声音小心翼翼的，像是在试探什么，“那个……妈跟你说的那个事，你还记得吧？”
    “什么事？”
    “就是……那个……刘小燕。”母亲看了他一眼，“妈给你相看的那个对象。隔壁村的。你走之前妈信里跟你提过的。”
    周景熙放下碗，看著母亲。母亲的头髮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比十年前多了好几道，眼睛也花了，看东西要眯著。但她的眼神里有一种光，那是一种期待的光，一种盼望了很久终於快要实现的光。他不忍心让她失望。
    “记得。”他说。
    母亲的眼睛亮了一下。“那你……愿意见见？”
    “见见吧。”
    母亲高兴得差点从凳子上站起来。“好好好！妈这就去跟她妈说！她妈前几天还来问过，问你回来了没有。我说还没，她说等你回来了就捎个信。我这就去！”她站起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就要往外走。
    “妈，”周景熙叫住她，“不急。你先吃饭。”
    “不吃了不吃了，我去去就回来。”母亲已经走到了门口，回过头来，又叮嘱了一句，“你在家等著，別出去啊。”
    周景熙看著母亲兴冲冲的背影，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他二十八岁了，在村里，这个年纪的男人孩子都该上小学了。李觉比他小一岁，孩子都两个了。周日乐也结婚了，媳妇是镇上的老师。蒋琪在广州工作，听说也结婚了。周起琼当上了护士，嫁了个医生。他们都走上了该走的路，成家，立业，过日子。只有他，还在外面漂著，居无定所，一事无成。母亲著急，他知道。她不是急著抱孙子，她是急著让他安定下来，急著让他有一个家，急著让他不再一个人在外面受苦。
    他端起碗，继续喝稀饭。父亲坐在对面，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开口了。“你妈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
    周景熙抬起头，看著父亲。父亲很少主动说话，更少说这种感性的话。他低著头，看著碗里的稀饭，像是在跟碗说话。“你走了十年，她天天盼你回来。盼你回来结婚，盼你回来安家。她怕你在外面一个人，没人照顾，没人说话，没人给你做饭洗衣。她怕你冷了没人添衣，饿了没人做饭，病了没人端水。她怕你一个人在外面，过不好。”
    周景熙的鼻子一酸，低下头，没有说话。他知道母亲担心他，但他不知道母亲担心到这种程度。他以为只要他挣钱寄回家，只要他写信报平安，母亲就会放心。他错了。母亲要的不是钱，不是信，是他这个人。是他活著，是他好好的，是他有一个家，有一个人照顾他。这才是母亲想要的。
    “爸，”他说，“我知道了。”
    父亲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低下头继续喝稀饭。
    下午，母亲回来了，脸上带著笑。“说好了！明天上午，在她家见面。她妈说了，让你过去坐坐，喝杯茶，见个面。”她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她家人挺好的，不嫌弃咱家穷。只要你人好，肯干活，他们就满意。”
    周景熙点了点头。他不在乎对方嫌不嫌他家穷，他在乎的是——他能给对方什么？他什么都没有。没有房子——家里的老屋还是几十年前的泥墙瓦屋，虽然前两年翻新了一下，但跟村里那些新盖的红砖楼房比起来，差远了。没有钱——在舟山干了八年，挣的钱大部分寄回了家，供弟弟读书，给母亲看病，帮父亲还债。他手里只剩几千块，够办个简单的婚礼，但不够盖新房子，不够给对方一个好日子。没有工作——他刚从外面回来，还没有找到活干，接下来干什么还不知道。他什么都没有。他凭什么让別人嫁给他？
    那天晚上，他没有睡好。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明天相亲的事。他不知道那个叫刘小燕的姑娘长什么样，不知道她会不会嫌弃他家穷，不知道她会不会嫌弃他手上那些茧子和伤疤，不知道她会不会嫌弃他在外面漂泊了十年什么都没有混出来。他想了很久，想到后半夜，才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第二天一早，母亲就把他叫起来了。她给他准备了一身新衣服——白衬衫，蓝裤子，黑皮鞋。衬衫是昨天在镇上买的，花了三十块；裤子是去年给弟弟买的，弟弟没怎么穿，还新著；皮鞋是父亲年轻时候买的，一直捨不得穿，放在柜子里，皮面都裂了，擦了鞋油，勉强能看。
    “穿上，”母亲把衣服递给他，“穿精神点。”
    周景熙接过衣服，看了看那件白衬衫。衬衫的领口有点紧，扣子是新缝的，线头还没剪乾净。他穿上，站在镜子前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很陌生——白衬衫，蓝裤子，黑皮鞋，头髮梳得整整齐齐的。但他的脸还是那张脸，黑黑的，瘦瘦的，颧骨高高的，眼窝深深的，皮肤被海风吹得又粗又糙。他看起来不像二十八岁，像三十八岁。他笑了笑，笑容有些苦涩。他能给人家什么呢？他什么都没有。
    “走，妈带你去。”母亲拉著他的手，像是小时候带他去赶集一样。
    刘小燕家在隔壁村，走路要半个小时。一路上，母亲一直在说话，告诉他见了人家要叫阿姨，要叫叔叔，要有礼貌，要笑，別板著脸。他听著，点头，不说话。他的心跳得很快，像是要去参加一场考试。他不知道对方会问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不知道能不能让对方满意。
    到了刘小燕家，她妈在门口等著，是个矮矮胖胖的女人，脸上笑眯眯的，看起来很和善。“来了来了，快进来坐。”她把他们领进堂屋，倒了茶，端了瓜子花生。堂屋收拾得很乾净，八仙桌上铺了一块塑料布，墙上掛著几幅年画，还有一张奖状，是刘小燕弟弟的。
    “小燕，出来一下。”她妈朝里屋喊了一声。
    里屋的门开了，走出来一个姑娘。周景熙抬起头，看见了她。
    刘小燕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圆脸，大眼睛，皮肤有点黑，是那种常年在地里干活晒出来的黑。她穿著一件碎花衬衫，扎著一条马尾辫，站在门口，有些不好意思地低著头。她的手上也有茧子，没有他的厚，但能看出来，也是干活的。她的指甲剪得很短，乾乾净净的。她站在那里，像一棵长在田埂上的野菊花，不起眼，但耐看。
    “坐，坐。”她妈把她拉到椅子上坐下。
    刘小燕坐下来，抬起头，看了周景熙一眼。那一眼很快，像蜻蜓点水，但周景熙看到了。她的眼睛很大，很亮，像两颗黑葡萄。那双眼睛里没有嫌弃，没有审视，没有打量，只有一种很淡的、说不清的东西。他看不懂那是什么，但他知道，那不是嫌弃。
    两个母亲在说话，东拉西扯的，说天气，说庄稼，说村里的新闻。周景熙和刘小燕坐在那里，谁也不说话。他低著头，看著自己的手。那双手上全是茧子和伤疤，指甲断了好几片，歪歪扭扭的，指缝里还嵌著洗不掉的石粉。他把手缩回去，藏在桌子底下。
    “你们聊，我们去厨房看看。”她妈站起来，拉著周景熙的母亲往外走。两个母亲挤眉弄眼的，明显是故意的。
    堂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安静极了，能听见墙上掛钟滴答滴答的声音。
    沉默了很久。周景熙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在外面漂泊了十年，见过很多人，经歷过很多事，但从来没有相过亲。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该问什么，该用什么语气，该用什么表情。他坐在那里，像一个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却什么都不会的学生。
    最后还是刘小燕先开口了。“你在外面打工，辛苦吧？”
    “还行。”他说，声音有些紧。
    “在什么地方？”
    “舟山。採石场。”
    “採石场？”她的眼睛动了一下，“那活重吧？”
    “重。但习惯了。”
    她看了看他的手，没有说话。他知道她看到了那些茧子和伤疤。他把手缩得更深了，藏在桌子底下。
    “你手上的伤……”她犹豫了一下，“是在採石场弄的？”
    “嗯。搬石头磨的，放炮崩的。”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他意想不到的话。“我爸以前也在採石场干过。他的手也是这样。”
    周景熙抬起头，看著她。她的眼睛还是很亮，很乾净，没有怜悯，没有嫌弃，只有一种朴素的、真诚的善意。那是一种只有吃过苦的人才会有的善意——她知道那双手上的茧子和伤疤意味著什么，她知道那些伤痕背后的辛苦和不易。她不嫌弃那些伤痕，因为她见过同样的伤痕。
    “你爸呢？还在採石场吗？”
    “不在了。”她的声音低了一些，“腿受了伤，干不了了。在家种地。”
    两个人又沉默了。但这一次的沉默跟之前不一样了，没有那么尷尬了。他们坐在那里，听著掛钟滴答滴答的声音，像是在等待什么。
    “你……”他开口了，但不知道要说什么。
    “什么？”
    “你不嫌我穷吗？”他问出了这句话，问完之后就后悔了。这个问题太直接了，太傻了，太不像一个二十八岁的男人该问的话了。但他还是问了，因为他想知道答案。
    刘小燕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很淡，像一朵花慢慢地绽开。“穷不怕。我爸说了，人穷不是错，只要肯干，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我什么都没有。没有房子，没有钱，没有工作。”
    “你有手。”她说，“有手就能干活，能干活就能挣钱，能挣钱就能过日子。”
    周景熙看著她，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她在意的不是他有什么，而是他是什么。她不在意他穷，不在意他没有房子没有钱没有工作，她在意的是他肯不肯干，肯不肯过日子。她在意的是他这个人，不是他身上的东西。
    他想起了母亲信上的那些话——“她在家种地，人老实，能干，长得也好看。”母亲没有骗他。她確实老实，確实能干，確实长得好看。不是那种让人一眼就惊艷的好看，是一种耐看的、舒服的、像田里的庄稼一样朴朴素素的好看。
    “我……”他顿了顿，“我在採石场干了八年，攒了一点钱，不多。我想在村里盖个新房子，不用太大，够住就行。然后找个活干，种地也行，出去打工也行。我不会让你吃苦的。”
    刘小燕低著头，没有说话。她的耳朵红了，红得像秋天的柿子。她沉默了很久，久到周景熙以为她说错话了。然后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比之前长了一些，像是想在他脸上找什么。她找到了。她笑了。
    “好。”她说。
    就一个字。但这个字像一颗石头，落在他心里，砸出了一圈一圈的涟漪。好。她说好。她不嫌他穷，不嫌他什么都没有，不嫌他手上全是茧子和伤疤。她说好。
    两个母亲从厨房里探出头来，看见他们在说话，又缩了回去。过了几分钟，她妈端著茶出来，脸上笑眯眯的。“聊得怎么样？”
    刘小燕低著头，不说话。周景熙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妈看了看女儿，又看了看他，笑了。“行了，慢慢来，不急。喝茶，喝茶。”
    那天下午，周景熙和母亲走在回家的路上。太阳已经偏西了，金色的阳光洒在田埂上，洒在稻田里，洒在远处的山上。母亲走在他旁边，一直在笑，笑得合不拢嘴。
    “怎么样？妈没说错吧？小燕那姑娘，人老实，能干，长得也好看。她妈说了，只要你人好，肯干活，他们就满意。不嫌咱家穷。”母亲拉著他的手，像小时候一样。
    “妈，”他说，“她挺好的。”
    “那就好，那就好。”母亲的眼眶红了，但这一次是高兴的眼泪。“你爸知道了，不知道有多高兴。”
    回到家，父亲正坐在堂屋里编竹筐。看见他们回来，抬起头，目光在他们脸上停了一下。
    “怎么样？”他问。
    “成了！”母亲说，“小燕那姑娘挺好的，不嫌咱家穷。”
    父亲点了点头，低下头继续编竹筐。竹条在他手里上下翻飞，发出沙沙的声响。周景熙看见，父亲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老了，是因为高兴。
    那天晚上，他又失眠了。他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缝，脑子里全是刘小燕的样子。她的圆脸，她的大眼睛，她的碎花衬衫，她说的那些话——“穷不怕。你有手，有手就能干活，能干活就能挣钱，能挣钱就能过日子。”他翻了个身，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翻开新的一页，拿起笔，在月光下写道：
    “1997年6月，石桥村。今天去相亲了。她叫刘小燕，隔壁村的，比我小两岁。圆脸，大眼睛，手上有茧子，指甲剪得很短。她不嫌我穷，不嫌我什么都没有，不嫌我手上全是伤。她说，穷不怕，有手就能干活，能干活就能挣钱，能挣钱就能过日子。她说得对。我有一双手，虽然上面全是茧子和伤疤，但它能干活，能挣钱，能养家。我要在村里盖个新房子，找个活干，让她过好日子。我还要继续写，写那些在採石场的日子，写那些在工地上、在砖厂里、在採石场里的人和事。我要把那些故事写出来，写成书，让所有人都看到。这个梦，我没有忘。我不会忘。”
    写完之后，他把本子合上，塞回枕头底下。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他脸上，照在他微微上扬的嘴角上。他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周景熙，你二十八岁了。你没有考上大学，没有当上作家，没有挣到大钱。但你有了一双手，有了一颗心，有了一个不嫌你穷的姑娘。你还有梦想，还有一个没有写完的故事。这就够了。够你活下去，够你往前走，够你把日子过好。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裹紧，沉沉地睡去了。这一夜，他没有做梦。他睡得很沉，很踏实，像一块石头落在泥土里，不动了，安安静静地等著春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