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6月的一天清晨，周景熙站在zs码头上，等著第一班去寧波的轮渡。
    天还没有大亮，东边的天际有一抹淡淡的鱼肚白。海面上起了雾，白茫茫的，把远处的岛屿和近处的渔船都罩住了，只露出模糊的轮廓。码头上很安静，只有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哗——哗——哗——，像是这座岛在一声一声地嘆息。
    周景熙背著一个旧帆布包，站在码头的石阶上，看著这座他生活了八年的岛。岛还是那个岛，灰扑扑的，光禿禿的，像一块被遗弃在海里的石头。八年前他第一次踏上这座岛的时候，觉得它丑，觉得它荒，觉得它像一座监狱，把他关在里面，哪里都去不了。八年后的今天，他站在码头上，看著这座岛，忽然觉得它没有那么丑了。那些灰白的石头在晨雾里变得柔和了，那些光禿禿的山坡上长出了几丛野草，在风中摇摇晃晃的，像是在跟他招手。他甚至觉得那座冒著黑烟的採石场也没有那么难看了，那座烟囱像一个老人，弯著腰，弓著背，默默地站在岛的那一边，日復一日地吐著黑烟。
    八年的记忆，像海浪一样涌上来。他想起第一次踏上这座岛时的样子——瘦得皮包骨头，手上全是伤，口袋里只有几十块钱。沈工头看了他一眼，说“太瘦了，干不了”。他说“我能干”。他真的干了。搬石头、打炮眼、放炮，什么活都干，什么苦都吃。他的手磨破了，结痂了，又磨破了，又结痂了，最后变成了厚厚的老茧。他的背被碎石划伤了，留了疤，一条一条的，像蜈蚣趴在那里。他的指甲断了，新长出来的歪歪扭扭的，像被踩过的贝壳。他在这座岛上，把自己从一个瘦弱的读书人变成了一个结实的壮劳力。他在这座岛上，从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二十八岁的男人。他在这座岛上，攒下了一笔钱，写下了十二个本子的文字，学会了沉默，学会了忍耐，学会了在黑暗中寻找光。
    现在他要走了。离开这座岛，离开这个他待了八年的地方。
    “景熙！”身后有人喊他。他回过头，看见老李从雾里走过来，手里提著一个塑胶袋。老李还是那副老样子——矮矮的，瘦瘦的，背有点驼，头髮花白，脸上沟壑纵横，像一张被揉皱的地图。他在採石场干了十几年了，比周景熙来得还早。他是这座岛上资歷最老的工人，也是周景熙在採石场最好的朋友。
    “你怎么来了？”周景熙问。
    “来送你。”老李把塑胶袋递给他，“路上吃。几个馒头，几个鸡蛋，还有一壶水。別饿著。”
    周景熙接过塑胶袋，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李叔，谢谢你。”
    “谢什么？”老李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支，点上，吸了一口。“你回去好好过日子，別像我们似的，一辈子在石头上討生活。你还年轻，还有机会。”
    “李叔，你不回去吗？你也该回去了。”
    老李沉默了一会儿，看著远处的海。“再干两年吧。等老三大学毕业了，我就不干了。回老家，种地，带孙子。”他笑了笑，笑容有些苦涩，“也不知道能不能等到那一天。”
    “能等到的。”周景熙说，“一定能等到的。”
    老李没有说话，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那只手很粗糙，满是老茧和伤疤，但很温暖。
    轮渡的汽笛声响了，从雾里传过来，低沉的，悠长的，像一头巨兽在远处低吼。船来了。周景熙背上背包，提起塑胶袋，朝老李点了点头。“李叔，我走了。”
    “走吧。”老李站在码头上，朝他挥了挥手，“路上小心。”
    周景熙转过身，走上了轮渡的跳板。跳板是木头的，踩上去吱嘎吱嘎地响。他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是在丈量什么。走到甲板上的时候，他回过头，看见老李还站在码头上，瘦小的身影在雾里越来越模糊。他朝老李挥了挥手，老李也朝他挥了挥手。然后轮渡开动了，慢慢地离开码头，离开这座岛。他站在甲板上，看著岛一点一点地变小，变远，最后变成了海面上一个灰濛濛的点，消失在了雾里。
    再见了，zs。再见了，採石场。再见了，八年的青春。
    轮渡在海上顛簸了三个多小时，到了nb。他从nb火车站买了一张去湖南的火车票。火车是慢车，从nb到湖南要开两天一夜。他没有买臥铺，买了一张硬座。他想省钱，想把更多的钱带回家。他把背包放在行李架上，坐在靠窗的位置，看著窗外的风景慢慢地从城市变成农田，从农田变成山丘，从山丘变成熟悉的山岭。
    火车上很挤，过道里站满了人，都是出来打工的。有的在聊天，有的在打牌，有的在睡觉。操著各种口音的人混在一起，四川话、河南话、安徽话、湖南话，嗡嗡嗡的，像一群蜜蜂在耳边飞。周景熙没有参与他们的热闹，他靠著窗户，看著窗外发呆。他一直在想一件事——石桥村变成什么样了？八年了，他离开的时候，石桥村还是一个贫穷的、偏僻的小山村，泥墙瓦屋，碎石路，煤油灯。现在呢？是不是通了公路？是不是拉了电线？是不是有人盖了新房子？父亲母亲变成什么样了？他走的时候，父亲才四十多岁，头髮还没全白，背还没驼，还能扛著一百斤的穀子走十里路。现在呢？父亲已经五十多了，老寒腿越来越严重，走路都费劲。母亲呢？母亲的头髮也白了吧？手上的裂口是不是更多了？眼睛是不是更花了？他不敢想。他怕想了会哭。
    他想起十年前离开石桥村的那个早晨。天还没有亮，他背著背包，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回头看了一眼村子。十几座泥墙瓦屋散落在山坳里，在晨曦中显得格外安静。炊烟还没有升起来，鸡还没有出笼，狗还没有醒来。一切都还在沉睡，只有他醒著，站在村口，准备离开。那时候他十八岁，心里想的是“不混出个人样不回去”。现在他二十八岁了，他混出个人样了吗？没有。他没有考上大学，没有当上作家，没有挣到大钱。他只是一个在採石场搬了八年石头的工人，手上全是茧子和伤疤，背上全是碎石划出的伤痕，口袋里只有薄薄的一叠钞票。他算什么？他什么都不是。
    但他不后悔。这十年，他走过了很多地方，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他在gz被人当成小偷打过，在sh被人骗过，在hz睡过西湖边的长椅，在砖厂里拉过板车，在採石场里搬过石头。他见过最坏的人，也见过最好的人。他学会了沉默，学会了忍耐，学会了在黑暗中寻找光。他写了十二个本子的文字，那些字写得很丑，有些墨水洇开了，看不清楚，但它们是他活过的证据。他活著，他还在走，他还在呼吸，他还有一个没有死掉的梦想。这就够了。
    火车在铁轨上哐当哐当地响著，从白天开到黑夜，从黑夜开到白天。他在火车上睡了又醒，醒了又睡，迷迷糊糊的，分不清白天和黑夜。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回到了石桥村，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太阳刚刚升起来，金色的阳光洒在碎石路上，洒在稻田里，洒在远处的山上。母亲在院子里餵鸡，父亲在田里插秧，李觉在松林里割松脂。一切都跟十年前一样，什么都没有变。他朝他们走过去，想叫他们，但张了张嘴，没有发出声音。他伸出手，想抓住什么，但手指穿过了阳光，穿过了空气，什么也抓不住。他不著急，因为他知道，他快要到了。
    火车到站的时候，是第三天清晨。天还没有亮，东边的天际有一抹淡淡的鱼肚白。他背著背包，走出火车站，站在广场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泥土的气息，有稻田的气息，有炊烟的气息。这是故乡的气息。他已经十年没有闻到这种气息了。他站在广场上，闭上眼睛，让这种气息灌满他的肺，灌满他的血液，灌满他的每一个毛孔。他站在那里，站了很久，久到有人过来问他“师傅，你去哪里”，他才睁开眼睛，笑了笑，说“回家”。
    他上了一辆去镇上的公共汽车。车上人不多，稀稀拉拉的，有几个背著蛇皮袋的民工，有几个提著菜篮子的妇女，有一个抱著孩子的老人。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把背包放在膝盖上，抱著它。车开了，窗外的风景慢慢地变了——从镇上的街道变成乡村的土路，从乡村的土路变成山间的碎石路。路两边是稻田，稻子已经抽穗了，绿油油的，风一吹就泛起波浪。远处是山，黛青色的，一层叠著一层，最远的那一层和天边的云连在一起，分不清哪里是山，哪里是天。他贪婪地看著这一切，像是要把它们刻在眼睛里。这是他的故乡，他出生的地方，他长大的地方。他离开了十年，现在他回来了。
    车到镇上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他下了车，站在镇上的街道上，看著这个他曾经读初中的地方。镇子变大了，多了很多新房子，多了一条水泥路，多了一排路灯。供销社还在，粮站还在，邮电所还在，但都翻新了，刷了白漆，装了大玻璃窗。他站在街上，找了一会儿，才找到那条通往石桥村的碎石路。路还是那条路，弯弯曲曲的，坑坑洼洼的，两边的杂草长得很高，有些地方把路都盖住了。他背著背包，走上了那条路。
    走了大概一个小时，他看到了石桥村。村子变了很多。多了几栋新房子，红砖的，两层的，在那些泥墙瓦屋中间显得格外扎眼。村口的大樟树还在，比以前更大了，树冠像一把巨大的伞，遮住了半个晒穀场。溪水还在流，还是那么清，还是那么急，哗哗哗的，像是在唱歌。他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看著这个他出生的地方，看了很久。
    然后他看到了一个人。那个人从村子里走出来，矮矮的，瘦瘦的，头髮花白，背有点驼。她穿著一件打著补丁的蓝布衫，脚上是一双旧解放鞋，手里提著一只餵鸡的簸箕。她走到院子里，撒了一把穀子，鸡群围上来抢食。她站在那里，看著鸡吃食，一动不动。阳光照在她花白的头髮上，照在她佝僂的背上，照在她粗糙的手上。
    那是他的母亲。
    周景熙站在大樟树下，看著母亲的背影，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他张了张嘴，想喊“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发不出来。他站在那里，泪流满面，看著母亲的背影，看了很久。然后他擦乾眼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迈开步子，朝家里走去。
    他走到院门口的时候，母亲还在餵鸡。她听到脚步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瞬间，她愣住了。她手里的簸箕掉在地上，穀子撒了一地，鸡群欢快地抢食。她站在那里，看著周景熙，眼睛瞪得很大，嘴唇在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妈，”周景熙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我回来了。”
    母亲没有说话。她朝他走过来，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是在丈量什么。她走到他面前，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脸。那只手很粗糙，满是裂口，但很温暖。她摸著他的脸，摸著他高高的颧骨，摸著他深深的眼窝，摸著他被海风吹得又黑又粗的皮肤。她的手指在他的脸上慢慢地滑过，像是在辨认一件失而復得的宝物。
    “瘦了。”她说，声音发抖，“瘦了好多。”
    “妈，我很好。”
    “黑了。瘦了。手上全是茧子。”她拉起他的手，看著那些老茧和伤疤，眼泪一滴一滴地掉下来，滴在他的手背上，滚烫滚烫的。“你在外面受苦了。妈知道你在外面受苦了。”
    “妈，不苦。我挺好的。”
    母亲没有说话，只是拉著他的手，把他往屋里拉。“进来，进来。你吃饭了没有？妈给你做饭。你想吃什么？妈给你做。”
    “妈，我不饿。我就想看看你。”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老了，丑了。”母亲用袖子擦眼泪，擦不乾净，眼泪越擦越多。“你爸去田里了，我去叫他。他看到你回来，不知道有多高兴。”
    “妈，不急。我等会儿去找他。”
    他走进堂屋，把背包放下。堂屋还是那个样子，八仙桌，几条板凳，墙上贴著几张年画，已经发黄了，边角卷了起来。煤油灯换成了电灯，一根电线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吊著一个白炽灯泡。他站在堂屋中间，看著这个他长大的地方，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踏实感。他回家了。他走了十年，走了那么多地方，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现在他回家了。
    他从背包里掏出那十二个本子，摞在桌上。本子很旧了，边角卷了起来，有些封面磨破了，露出里面的纸页。他把它们摞好，整整齐齐地放在桌上。这是他在外面十年写下的一切。他要把它们给父亲看，给母亲看，给李觉看。他要告诉他们，他没有白混。他写了这么多字，他还有一个没有死掉的梦想。
    他走出堂屋，站在院子里，看著远处的山。山还是那座山，黛青色的，一层叠著一层。太阳升得老高了，金色的阳光洒在山坡上，洒在田埂上，洒在屋顶上。炊烟升起来了，一缕一缕的，在晨风里飘散。远处有人在喊他——“景熙！景熙！”他听出来了，是李觉的声音。
    他笑了。他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