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夏天，陈家铺子门口多了一辆板车。
    板车是林清石自己做的。他用后山的杉木做了车架，用货车报废的轮胎做了车轮，用两块木板拼成了车斗。车斗不大，刚好能装下四个罈子。他把板车推到铺子门口，用红漆在车斗上写了四个字：陈家铺子。
    字是陈阿圆写的。她用毛笔写在纸上，林清石照著纸上的字用红漆描。他没有学过写字，手又粗，描出来的字歪歪扭扭的，“陈”字的耳朵旁画得像一只蜗牛，“铺”字的点画得比横还长。但他描得很认真，描完一个字退后两步看看，不满意，用湿布擦掉，重新描。
    描了一整个下午，终於描完了。四个字歪歪扭扭地挤在车斗上，像四个站不稳的人靠在一起。陈阿圆站在板车前面看了很久，说了一句：“像你。”
    “像我什么？”林清石蹲在地上收拾油漆罐，头也没抬。
    “像你这个人。歪歪扭扭的，但站得住。”
    林清石把油漆罐的盖子盖好，用锤子把盖子敲紧，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也看了看那四个字。歪是真的歪，“林”字的两个“木”一个大一个小，“铺”字的“金”字旁写成了“全”，少了一横。但他觉得好看。比他见过的所有的字都好看。
    板车是给家安用的。
    家安放暑假了。他在家里待了三天就待不住了，每天在铺子里转来转去，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鸡。他摸摸柜檯，摸摸货架，摸摸罈子，摸摸粗陶碗。他从铺子这头走到那头，从那头走到这头，走了一个上午，走得陈阿圆头都晕了。
    “家安，你能不能坐著？”
    “坐著干什么？”
    “坐著不动。”
    “我坐不住。”
    陈阿圆看著他。家安穿著一件白色的背心，背心上印著“永春一中”四个字，是学校发的。领口和袖口的螺纹已经鬆了，背心掛在他身上，像一件袍子。他晒得很黑，比去年更黑了，脖子后面有一块被太阳晒脱了皮的伤疤，新的皮还没长好，粉红色的，嫩嫩的，像刚出生的老鼠的皮肤。
    “你去送板车。”陈阿圆说。
    家安的眼睛亮了。“送什么？”
    “金枣。醃茶叶。虾酱。每样装一点，推著板车在巷子里卖。走街串巷，看看有没有人买。”
    “真的？”
    “真的。卖的钱归你，成本给我。”
    家安兴奋得在原地转了三圈，转得快了，脚绊了一下，差点摔倒。他扶住柜檯，站稳了，脸上的笑容怎么都收不住，整张脸像一朵被太阳晒开了的花。
    “阿母，我能叫阿明跟我一起去吗？”
    “阿明是谁？”
    “我同学。永春的。他也在泉州，他阿爸在这边打工。”
    陈阿圆想了想，点了点头。“可以。但要等你把货卖完再玩。”
    家安从货架上搬了四个罈子，小心翼翼地放进板车的车斗里。罈子用麻绳绑住，坛口用芭蕉叶封著，怕顛簸的时候洒出来。他把板车推出铺子，推到巷子里，在青石板上试了试。车轮是货车轮胎改的，橡胶的，压过青石板没什么声音，只有一点点轻微的沙沙声，像蛇在草丛里爬。
    “阿母，我走了。”家安站在板车旁边，一只手扶著车把，一只手插在裤兜里。他的表情很认真，像一个要出征的將军。他的背挺得直直的，肩膀虽然还是窄，但不再像以前那样弯著了。
    “早点回来。”陈阿圆站在铺子门口。
    “知道了！”
    家安推著板车走了。他的脚步声和板车车轮的声音混在一起，嗒、嗒、嗒——沙、沙、沙，在巷子里迴荡，慢慢地远了。
    陈阿圆站在铺子门口，看著那条空荡荡的巷子。巷子很长，弯弯曲曲的，看不到尽头。她站在那里看了很久，家寧从后面走出来，站在她旁边。
    “阿母，你在看什么？”
    “看路。”
    “路有什么好看的？”
    陈阿圆没有回答。家寧已经十五岁了，暑假过后就上初三了。她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语气跟她十四岁的时候不一样了。十四岁的时候她问“路有什么好看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你告诉我”。十五岁的时候她问“路有什么好看的”，意思是“我知道，但我想听你说”。
    这个孩子长大了。
    “你在路这头，”陈阿圆看著巷子的尽头，声音很轻，“你哥在路那头。路连著你们。”
    家寧没有说话。她也看著巷子，看著巷子尽头那个模糊的、正在变小的、推著板车的人影。那个人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了。她看了几秒钟，然后转过身，走进铺子，拿起柜檯上的抹布，开始擦货架。
    她擦得很用力，抹布在木板上沙沙地响，像是在跟谁较劲。
    家安推著板车在承天巷里走了一圈，没有卖出去一样东西。
    承天巷太窄了，太偏了，走的人大多是住在巷子里的老街坊，买菜的、接孩子的、遛弯的，都是熟面孔。家安推著板车从他们面前经过，他们看一眼，问一句“卖什么的”，家安说“金枣、醃茶叶、虾酱”，他们说“哦，陈家铺子的”，然后就走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买。
    家安在巷子里转了两圈，车斗里的罈子还是满的，一个都没有少。他的额头上冒出了汗，不是热的，是急的。他站在巷子口的路灯下，看著板车上那四个歪歪扭扭的字，心里在想：是不是我的字写得太丑了，人家不想买？还是我的东西不好吃？还是我推车的姿势不对？
    他不知道。他从来没有做过生意。他在永春的时候跟著林清石收过山货、送过芦柑，但那都是有人订好了的，不用他吆喝，不用他推销，不用他站在路边等人来买。现在他需要自己吆喝了，他发现自己张不开嘴。
    他站在巷口，张了好几次嘴，声音在喉咙里转了几圈，就是出不来。他想喊“金枣——醃茶叶——虾酱——”，但声音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每次到了嗓子眼就缩回去了，像一只不敢伸出头的乌龟。
    他站在巷口站了一刻钟。一个老太太从他面前走过，看了他一眼；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男人从他面前骑过，看了他一眼；一个抱小孩的年轻女人从他面前走过，看了他一眼；一个捡破烂的老头从他面前走过，看了他一眼。他们都在看他，他都不敢喊。
    他把板车推回去了。
    陈阿圆正在铺子里给一个客人称醃茶叶。客人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著白色的確良衬衫，头髮梳得油光鋥亮，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他买了半斤醃茶叶，付了八毛钱，把茶叶用纸包好，夹在腋下，走了。
    家安把板车停在门口，走进铺子。他的头低著，不敢看陈阿圆。
    “卖了多少？”陈阿圆问。
    “没卖出去。”
    “一样都没卖出去？”
    “嗯。”
    陈阿圆看著他。家安的头低得更深了，下巴快碰到胸口了。他的耳朵尖红红的，脖子也红了，耳根也红了。他整个人像一只被煮熟的虾，蜷缩著，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
    “为什么没卖出去？”
    家安不说话。
    “是东西不好吃？”
    家安摇了摇头。
    “是价钱太贵？”
    又摇了摇头。
    “那是为什么？”
    家安抬起头，看了陈阿圆一眼，又低下了。“我不敢喊。”
    陈阿圆愣了一瞬。然后她笑了。不是笑他，是笑她自己。她想起了自己七岁那年第一次站在陈家铺子的柜檯后面，来了第一个客人——一个买盐的中年妇女。她站在那里，嘴巴张著，说不出话。那个中年妇女等了一会儿，不耐烦了，喊了一声“有人吗”。苏阿梅从灶间跑出来，给她称了盐，把她打发走了。那天晚上，陈阿圆在被窝里哭了一场。她不是哭没卖出东西，是哭自己没用——连一句“你要买什么”都说不出来。
    “家安，你过来。”陈阿圆走到柜檯后面，从陶罐里捏了一颗金枣，放在他手心里。
    家安看著手心里的金枣，金枣金黄金黄的，在阳光下透亮。
    “阿母七岁的时候，第一次站柜檯，来了客人，也不敢说话。客人等了很久，等不及了，喊我阿母出来。我阿母把客人打发了，我躲在柜檯后面，哭了一晚上。”
    家安抬起头看著她。她站在柜檯后面，阳光从朝东的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身上。她的头髮已经白了，不是全白，是花白，黑的和白的混在一起，像黑白混纺的布。她的脸上有皱纹了，眼角有，额头有，嘴角也有。
    “后来呢？”家安问。
    “后来你阿公教了我一句话。他说，你不用喊，不用叫，不用大声说话。你站在那里，把东西摆好，把柜檯擦乾净。客人来了，你就笑一下。他不买，没关係。他买了，你就说谢谢。你不欠谁的，他也不欠你的。买卖是交换，不是求人。”
    家安把那颗金枣放进嘴里，嚼了嚼，酸甜的味道在嘴里散开，瀰漫到整个口腔。
    “阿母，我明天再去试试。”
    “今天不去？”
    “今天不去了。”家安把那颗金枣的核吐出来，捏在手心里，“今天我先在铺子里练。你当客人，我当老板。你走进来，我看著你，笑一下。你说『老板，这个金枣怎么卖』，我就说『一分钱一颗，两分钱三颗』。你买三颗，给我两分钱，我说『谢谢，慢走』。”
    陈阿圆看著他，笑了。儿子在教她怎么扮演客人。她从柜檯前面绕过去，从门口走进来，站在家安面前，清了清嗓子。
    “老板，这个金枣怎么卖？”
    家安看著她的眼睛，嘴角往上翘了一下——那是他的笑。他的笑跟林清石一模一样，不大，不夸张，不露牙齿，就是嘴角微微往上一翘，像一根被风吹弯了的草。
    “一分钱一颗，两分钱三颗。”
    “那我买三颗。”陈阿圆从口袋里摸出两分钱，放在柜檯上。
    家安从粗陶碗里捏了三颗金枣，用一张裁剪好的报纸包了，递给陈阿圆。“谢谢，慢走。”
    他递东西的时候，手在发抖。但他说完了，每一个字都说清楚了。他的声音不大，但很稳，没有结巴，没有卡壳，没有在嗓子眼里出不来。
    陈阿圆接过那包金枣，把两分钱放进陶罐里。她站在那里，看著家安的眼睛。他的眼睛是棕色的，像林清石，但在阳光下会变成琥珀色，带著一点点暖意。那双眼睛里现在有了光——不是刚才那种因为不好意思而躲闪的光，是一种亮亮的、直直的、像刚点著的灯一样的光。
    “明天，”陈阿圆说，“你去中山路上卖。”
    家安愣了一下。“中山路？那边人多，我……我怕。”
    “怕什么？”
    “怕人多。”
    “人多才买得多。你怕人多，你还做什么生意？”
    家安想了想。“那我先去承天巷口。承天巷口人多一点，但不像中山路那么多。我先在那里卖几天，卖得好了，再去中山路。”
    “行。”陈阿圆点了点头，“你的事，你自己定。”
    第二天，家安把板车推到了承天巷口。
    承天巷口比巷子里面热闹一些。巷口出去就是中山路，中山路上人来人往，自行车叮叮噹噹，小孩跑来跑去，小贩吆喝声此起彼伏。家安把板车停在巷口的路灯旁边，不挡路，也不挡视线。他站在板车后面，两只手扶著车把，看著面前这条热闹的大街。
    街上的人真多。有穿裙子的女人，有戴草帽的男人，有光著脚的小孩，有拄著拐杖的老人。有卖冰棍的，推著白色的小车，车上盖著棉被，棉被下面藏著冰棍。有卖甘蔗的，地上铺一块塑料布，上面摆著削好的甘蔗段，白白的，水灵灵的。有卖气球的，五顏六色的气球绑在一根竹竿上，风一吹，气球挤在一起，发出沙沙的声音。
    家安看著这些人，这些声音，这些顏色，心里还是有点怕。但他的手上没有发抖。他深呼吸了几次，把阿母教他的那句话在心里默念了三遍：你不用喊，不用叫，不用大声说话。你站在那里，把东西摆好。客人来了，你就笑一下。
    他把车斗里的罈子重新摆了一遍。醃茶叶摆最靠近外面的位置，金枣挨著醃茶叶，虾酱放在最里面。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铺在车斗的边缘上，把几颗金枣剥开，露出金黄色的果肉，摆在报纸上。阳光照在金枣上，果肉透著亮，像一颗颗小小的宝石。
    他站在那里，等著。
    第一个走过来的是一个年轻女人，抱著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孩子手里拿著一根冰棍，吃得满脸都是。女人从板车前面走过，看了一眼板车上写著的“陈家铺子”四个字，又看了一眼罈子里的金枣，停了一下。
    家安看著她，嘴角翘了一下。
    “金枣怎么卖？”女人问。
    “一分钱一颗，两分钱三颗。”家安的声音很稳。
    女人从口袋里摸出两分钱，放在车斗边缘。“来三颗。”
    家安从粗陶碗里捏了三颗金枣，用报纸包了，递给她。“谢谢，慢走。”
    女人接过金枣，拆开一颗塞进孩子嘴里。孩子嚼了嚼，不哭了，笑了。女人也笑了，看了家安一眼，说了一句“你年纪这么小就会做生意了”，然后抱著孩子走了。
    家安站在那里，手里还握著那两分钱。他的手在抖——不是害怕的抖，是兴奋的抖。他做成了。他真的做成了。他卖掉了他的第一笔东西。不是阿母假装客人买的，不是阿爸鼓励他买的，是真正的、不认识的、第一次见面的客人买的。她买三颗金枣，付了两分钱，说了“你年纪这么小就会做生意了”，然后走了。她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不知道他为了迈出这一步在巷口站了多久。
    他把那两分钱放进围裙的口袋里，拍了拍口袋，口袋鼓鼓的，两分钱在里面叮叮噹噹地响。那声音很轻，但在他听来，比鞭炮还响。
    那一天他卖掉了半坛金枣，赚了六毛三分钱。
    晚上回到家，他把围裙口袋里的硬幣倒在灶台上，一枚一枚地数。一分、两分、五分、一毛，硬幣在灶台上摞成一摞，高的高、矮的矮，像一座袖珍的城市。他数了三遍，每一遍都是六毛三分。他把钱装进一个旧信封里，在信封上写了一行字：家安卖金枣的钱。
    字写得歪歪扭扭的，跟林清石写在板车上的那四个字一样歪，一样扭。他看了几秒钟，把信封放在阿母的枕头旁边。
    陈阿圆晚上睡觉的时候，摸到了那个信封。她没有打开，不用打开。她摸到信封里面硬硬的、圆圆的、一片一片的东西，就知道是什么了。她把信封压在枕头底下，翻了个身，面朝墙。
    她没有哭。但她笑了。她笑的样子，跟她阿爸当年在灶间门帘后面、不让任何人看见的笑，一模一样。
    这个家，会好的。
    家安的板车生意一天比一天好。
    他开始不只是推著板车在巷口卖了，他开始推著板车走街串巷。承天巷、开元寺、西街、东街，哪里的巷子深、哪里的人多、哪里的老街坊认他这个“陈家铺子的小老板”，他就往哪里推。他推车的姿势越来越熟练了，上坡的时候身体前倾、脚蹬地、一步一步地往上推；下坡的时候身体后仰、手剎车、慢慢地往下放。他不再像刚开始那样推一会儿就喘了，他的胳膊粗了，肩膀宽了，手上的茧子厚了，背也挺直了。
    他开始不满足於只卖金枣了。他从铺子里多拿了几样货——醃茶叶、虾酱、萝卜乾、醃芥菜，每样装一小坛，摆在车斗里。货多了，车斗装不下，他在板车的把手上掛了一个竹篮，篮子里装著用报纸包好的小包醃茶叶，一包两分钱，专门卖给那些只想尝尝鲜的客人。
    他还学会了一件事：记住客人的脸。
    那个每周三下午都会来买醃茶叶的中年男人，姓黄，在开元寺旁边的布店上班。他每次来都买两毛钱的醃茶叶，说“嚼了这个才有精神看店”。家安记住了他的脸，他一走过来，家安就从罈子里舀出两毛钱的醃茶叶，用报纸包好，递给他。黄老板每次都说“你这个后生记性真好”，家安就笑一下，不说话。
    那个每天傍晚都会来买一颗金枣的老太太，姓吴，住在承天巷深处那间长满青苔的老房子里。她每天黄昏的时候出来散步，走到家安的板车前面，停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分钱，买一颗金枣。她把金枣放进嘴里，慢慢地嚼著，一边嚼一边往前走，消失在巷子深处的暮色里。家安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她家里还有什么人，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每天吃一颗金枣。他只知道她每天这个时候会来，每天买一颗，每天嚼著金枣消失在暮色里。
    有一天，老太太没有来。
    第二天也没有来。
    第三天还是没有来。
    家安在巷口站到天黑，路灯亮起来了，整条街都暗了，只剩下路灯下那一小圈昏黄的光，照著板车上那四个歪歪扭扭的字。他推著板车回到铺子里，把车停在门口，走进灶间。
    “阿母，”他说，“那个每天来买金枣的阿婆，今天也没来。”
    陈阿圆正在切菜，手上的动作没有停。但她知道家安说的是谁。她也注意到了。那个老太太已经连续三天没有来了。以前她每天都会来，像时钟一样准时——太阳落山的时候，她出现在巷口，拄著拐杖，穿著一件深蓝色的对襟大褂，慢慢地走过来。
    “可能生病了。”陈阿圆说，“也可能是去儿女家了。”
    家安没有说话。他坐在灶台前的矮凳上，看著灶膛里跳动的火焰。火焰是橘红色的，有高有低，高的像树，低的像草，最高的那根火焰在灶膛正中间，像一个正在跳舞的人——踮著脚尖，旋转著，裙摆飞扬著。他看著那个人跳了很久，跳到火焰熄了，跳到灰烬暗了，跳到灶间完全黑了，他才站起来。
    “阿母，我明天去她家看看。”
    陈阿圆从灶台上端下锅，把菜倒进盘子里，擦了擦手。“你知道她住在哪里？”
    “承天巷最里面那间院子。门是黑色的，门口有一棵石榴树。”
    “你怎么知道的？”
    “我推车经过的时候看到的。她每次买完金枣，就往那个方向走。我跟著她走过一次。”
    陈阿圆看了家安一眼。他坐在黑暗中，背影瘦瘦的，肩膀窄窄的，但他的背是直的，从头到尾都没有弯过。
    第二天下午，家安提早收了板车，推著空车走到承天巷最深处。巷子到这里就到头了，前面是一堵长满青苔的砖墙，墙根下种著一棵石榴树，树干歪歪扭扭的，枝叶稀稀疏疏的，但树上掛著几颗青色的石榴，还没有熟，嘴还是闭著的。
    黑色的木门关著。门上的漆已经剥落了，露出下面灰白色的木头。门环是一只生锈的铁环，掛在门上，风吹过的时候会轻轻响一声。家安把板车靠在墙边，走到门前，犹豫了一下，抬起手，在门上敲了三下。
    没有人应。
    他又敲了三下，比前面三下重了一些。
    门开了。开门的不是那个老太太，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著工作服，身上有一股油漆的味道。他的脸上有一道疤，从眉毛一直划到嘴角，癒合得很好，但疤痕还是明显的。
    “你找谁？”
    “我找……一个阿婆。每天傍晚去巷口买金枣的那个。”
    男人看著家安，看了几秒钟，脸上的表情从疑惑变成了悲伤，从悲伤变成了平静。
    “你是陈家铺子的？”
    “嗯。”
    “进来吧。”
    男人把门推开，侧身让家安进去。院子不大，青石铺的地，缝隙里长著野草。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树干很粗，比家安的腰还粗，树冠撑开来遮住了半个院子。桂花还没有开，叶子绿得发亮，在阳光下闪著光。老太太坐在桂花树下的藤椅上，腿上盖著一张薄毯子，两只手放在薄毯子上，手指微微蜷著。她的脸色很差，白里透黄，像一张放久了的旧报纸。她的眼睛闭著，嘴唇微微张开，呼吸又浅又快。
    “她病了。”男人说，“肺不好，老毛病了。这几天一直在咳，起不来床。今天精神好一些，我扶她出来坐坐。”
    家安走到藤椅前面，蹲下来。老太太的眼睛慢慢地睁开了，看著他，看了几秒钟，好像认出了他，又好像没认出。她的眼白是浑浊的，眼球上有一层灰白色的膜，像隔著一层雾在看人。
    “阿婆，”家安轻声喊，“我是陈家铺子的。你每天来买金枣的那个。”
    老太太的手指动了一下。
    “你还想吃金枣吗？”
    老太太的嘴唇动了动，像是在说什么，但声音太小了，家安听不清。他把耳朵凑过去，贴著她的嘴边。
    “苦。”她说，“金枣……苦。”
    家安愣了一下。金枣是甜的。他每天卖金枣，每天吃金枣，金枣是先酸后甜，吃到最里面有一点点苦，但那是很淡很淡的苦，不仔细吃就吃不出来。老太太说金枣苦，她吃到了苦。她每天都在吃那个苦。她每天黄昏的时候从巷子深处走出来，拄著拐杖，走得很慢，走进暮色里，走到他的板车前面，买一颗金枣，慢慢地嚼著，嚼著那个苦，然后消失在更深的暮色里。
    “阿婆，金枣是先酸后甜。你吃到后面的甜了吗？”
    老太太没有回答。她的手指在薄毯子上轻轻地叩著，一下，一下，又一下，像是在数什么，又像是在敲什么。她的嘴唇又动了，这一次声音大了一点。
    “吃到了。”
    家安蹲在那里，看著老太太的脸。她的脸上有很多皱纹，额头上有，眼角有，嘴角有，脖子上也有。那些皱纹像一张地图，地图上有山、有河、有路、有城。他不知道那些山在哪里，那些河叫什么名字，那些路通向哪里，那些城住著什么人。但他知道那些皱纹下面藏著故事——她走过很多路，经过很多事，见过很多人，吃过很多苦，也尝过很多甜。那些甜、那些苦、那些路、那些事、那些人，都刻在她脸上，刻在她手上的每一根青筋里，刻在她手指上那枚磨得发亮的银戒指里。
    “阿婆，我给你拿金枣。”家安站起来，转身要走。
    老太太伸手拉住了他的衣角。她的手很轻，没有力气，家安只要往前走一步就能挣脱。但他没有走。他站在那里，低著头，看著那只拉住他衣角的手。那是一只很老的手，皮肤像纸一样薄，青筋一根一根地凸起来，像一张地图上的河流。手指的关节肿了，变形了，戒指卡在无名指上，肉把戒指裹住了，像一棵树的树干把一块石头包进去了，分不开了。
    “不用拿了。”老太太说，“我吃过了。”
    家安看著她。
    “你刚才给我那颗，我吃了。”老太太鬆开他的衣角，手指在薄毯子上慢慢地划著名，像是在写什么字，“你刚才蹲下来的时候，往我嘴里塞了一颗。你没注意。你自己都不知道。”
    家安愣住了。他不记得自己往她嘴里塞过金枣。
    但他摸了摸口袋，口袋里少了一颗金枣。那颗金枣是他出门前从罈子里抓的，放在口袋里，准备在路上吃的。现在不见了。
    他蹲在那里，看著老太太。老太太看著他，嘴角动了一下——那是笑。她的笑容很小，不大，不夸张，不露牙齿，就是嘴角微微往上一翘，像一根被风吹弯了的草。
    那根草被风吹了很久了，被风雨吹，被太阳晒，被雪压，被人踩。但它还在那里，弯著，但没有断。
    家安从口袋里掏出剩下的金枣，放在老太太的手心里。手太小了，放不下两颗，他把一颗放在她手心里，另一颗放在她膝盖上的薄毯子上。
    “阿婆，这两颗给你。明天我再给你带。你好好养病，好了再来巷口找我。”
    老太太没有说话。她低下头，看著手心里的金枣。金枣金黄金黄的，在阳光下透亮，像一颗缩小的太阳。她把那颗太阳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像是怕它飞了。
    家安站起来，转过身，走到院子门口，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从那天起，家安每天下午都会推著板车到承天巷最深处，在那棵石榴树旁边停下来，把三颗金枣用纸包好，塞进那扇黑色木门的门缝里。他不敲门，不进去，不等人应。他把金枣塞进去，就推著板车走了。
    他走了以后，那扇黑色的门会打开一条缝。一只手从门缝里伸出来，把纸包拿进去。门关上。每天如此，没有一天中断。
    那只手，他不知道是谁的手。可能是老太太的手，可能是那个脸上有疤的男人的手，可能是別的人的手。他不去想。他只知道，金枣放进去了，门缝里的手伸出来了，金枣拿进去了。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