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还没过完，山上的野桃花就开了。粉白色的花瓣铺满了半个山坡，远远看去像一层薄雪落在绿色的山头上。风一吹，花瓣就飘下来，落在路上、落在田里、落在林家的院子里。家安蹲在院子里捡花瓣，捡了满满一捧，捧到陈阿圆面前。“阿母，给你。”
    陈阿圆正在作坊里揉茶叶，手上全是汁液，没法接。她低下头，张开嘴，家安会意，把花瓣一片一片地塞进她嘴里。花瓣是苦的，嚼在嘴里有一股涩涩的味道，但陈阿圆没有吐出来，嚼了嚼咽下去了。
    “好吃吗？”家安仰著脸问。
    “好吃。”陈阿圆说，“跟金枣一样甜。”
    家安高兴了，又跑出去捡花瓣，这回捡了给家寧。家寧正蹲在灶间门口玩石子，接过花瓣看了一眼，塞进嘴里嚼了嚼，五官皱成了一团，“哇”的一声吐了出来。
    “苦的！”她哭了。
    家安站在旁边，不知所措。他看著妹妹哭，又看了看自己手里剩下的花瓣，犹豫了一下，把剩下的花瓣也塞进了自己嘴里。这次嚼了之后没有咽下去，皱著眉头嚼了两口，吐在了地上。
    “阿母骗人！”他跑到作坊门口，鼓著脸，“花瓣是苦的！你说跟金枣一样甜！”
    陈阿圆抬起沾满茶叶汁液的脸，看著家安鼓鼓的脸颊和生气的眼神，忍不住笑了。“我没骗你。我说的是『跟金枣一样甜』，我吃的那颗金枣就是甜的。”
    “你吃的金枣在哪里？”
    “在我嘴里。”
    “你什么时候吃的？”
    “刚才。”
    “我没看到！”
    “你眼睛太小了，看不到。”
    家安被这句话噎住了。他的眼睛不小，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大眼睛，但陈阿圆说他眼睛小，他就信了。他站在作坊门口，把眼睛瞪得更大了一些，瞪了半天，瞪得眼睛都酸了，才转身走了。走的时候嘴里嘟囔了一句：“阿母骗人。”
    陈阿圆看著他的背影，笑出了声。家安的背影跟他阿爸林清石一模一样，瘦瘦的，肩膀窄窄的，走路的时候微微弯著腰，像一只正在觅食的小鸡。她看著那个小小的背影消失在灶间的门帘后面，笑容慢慢收了回去，低下头继续揉茶叶。
    揉著揉著，她忽然停下来，看了看自己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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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手变了。以前在陈家铺子站柜檯的时候，她的手是白的、细的，指甲是粉红色的，掌心没有茧子。现在她的手是黄的，不是茶叶的黄色，是一种被茶汁染透了的、从皮肤里面透出来的黄。她的指甲里永远有洗不掉的茶叶碎末，她的掌心上有一层薄薄的、硬硬的茧子，摸上去像砂纸。
    她把两只手摊在面前，翻过来看了看手背，又翻过去看了看掌心。手背上的皮肤被冬天的风吹裂了，一道道细细的裂纹像乾涸的河床。她把手伸进旁边的水盆里，泡了泡，拿出来在围裙上擦乾，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陶罐，打开盖子，挖了一点白色的膏体出来，涂在手背上。
    那罐膏体是她自己做的，用猪油和蜂蜜熬的，冬天抹在手上可以防裂。苏阿梅教她的方子，苏阿梅在缅甸的时候就用这个方子涂手。缅甸的冬天虽然不冷，但旱季的时候空气乾燥，手也会裂。
    她把手背上的膏体抹匀了，两只手互相搓了搓，然后重新伸进水盆里，把上面的油洗掉——干活的时候手上不能有油，握不住茶叶。
    苏阿梅从灶间探出头来，看了她一眼。“涂了又洗，涂了干什么？”
    “不洗握不住茶叶。”
    “那就別涂了。”
    “不涂手疼。”
    苏阿梅没话说了，缩回头去继续切菜。灶间的案板上堆著一大堆萝卜，是她从镇上买回来的，准备醃萝卜乾。林家铺子最近又多了几样货：醃萝卜乾、醃芥菜、醃豇豆。都是苏阿梅的方子，她在缅甸就学会了醃各种东西，缅甸的天气热，东西容易坏，醃了才能放得住。
    陈阿圆涂了油又洗掉，洗掉了又裂，裂了又涂。每天重复这个过程，像一个永远画不圆的圈。
    但她没有抱怨过。
    不是没有抱怨的话，是不想说。她觉得抱怨没有用，就像她阿爸当年从缅甸走回泉州，走了三年，瘸了一条腿，断过三次扁担，一路上没有抱怨过一句。不是不疼，不是不累，是说出来了也没人能替你走。路是要自己走的，抱怨只会让路变得更长。
    她把手从水盆里拿出来，在围裙上擦乾，然后把手伸进陶盆里，继续揉茶叶。
    一九六四年夏天，林清石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外的事。
    他买了一辆三轮车。
    不是新的，是二手的。车架子是铁的，漆都快掉光了，坐垫上破了几个洞，露出了里面的海绵。车把歪了，要用力往左边掰才能走直线。链条生锈了，骑起来嘎吱嘎吱地响，像一只嗓子里卡了鱼刺的鸭子在叫。
    但这辆车能拉货。后斗不小，能装十几个罈子，比自行车后座装得多得多。林清石就是看中了这一点。他把车从永春镇上骑回来的时候，一路上链条嘎吱嘎吱地响，车把歪来歪去的，他整个人坐在车上像骑一匹不听话的野马。路过村口的时候，在榕树下乘凉的老人们都站起来看。
    “清石！你买这破车干什么？”隔壁的阿伯喊。
    “拉货！”林清石笑著回了一句，车子没停，嘎吱嘎吱地从他们面前骑了过去。
    他把车骑到院子里，支起来，围著它转了三圈，像欣赏一件宝贝。他蹲下来看链条，站起来看车把，又趴下去看车斗。车斗的底板有一个裂缝，能看到地上。他用手指摸了摸裂缝的宽度，在心里盘算著要用多厚的木板来补。
    家安从屋里跑出来，看见那辆破车，眼睛亮了。“阿爸！车！”
    “这是咱家的车。”林清石把家安抱起来，放在车斗里。家安站在车斗里，手扶著车帮，高兴得又蹦又跳。车斗被他蹦得哐哐响，裂缝又大了一些。
    “別蹦了！”林清石赶紧把他抱出来，“再蹦车都给你蹦散了。”
    家安不蹦了，但还是围著车跑来跑去，摸摸轮胎，拉拉链条，把手指头伸进车把上的一个小洞里，拔不出来了，哭了一场。林清石用肥皂水帮他拔出来，手指头红红的，家安吹了吹，又不哭了，又跑过去摸车。
    那天晚上，林清石没有睡觉。他在院子里修车，把生锈的链条拆下来，泡在煤油里除锈；把歪了的车把拆下来，用铁管套上去掰正；把车斗底板的裂缝用木板补上，钉子一个挨一个地钉下去，钉了四排，钉得密密实实的。他干到半夜才干完，把车重新装好，推著在院子里转了几圈，链条不响了，车把不歪了，车斗也不漏了。
    他蹲在车旁边，抽了一根烟，看著月光下的那辆破三轮车，笑了。
    有了三轮车，林清石开始自己去泉州送货。
    以前是陈火旺帮他带，现在他自己跑。三轮车比自行车慢，从永春到泉州要骑三个多小时。上坡的时候要下来推，推得满头大汗，衣裳湿透了贴在身上，他乾脆把衣裳脱了，赤著上身推车。夏天的太阳毒，晒得他背上脱了一层皮，新的皮还没长好又晒脱了，他的背变成了一种奇怪的深褐色，像一块被火烤过的木板。
    陈阿圆心疼他，给他缝了一件坎肩，用粗棉布做的，厚实，能挡太阳。坎肩的领口开得很大，套在头上就能穿，不用扣扣子。林清石穿上那件坎肩，站在镜子前照了照。镜子是巴掌大的一块碎玻璃，镶在木框里，掛在灶间的墙上。他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脸晒得黑红，嘴唇乾裂，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黑眼圈，穿著一件灰扑扑的坎肩，像一个从煤窑里爬出来的人。
    “好看吗？”他问陈阿圆。
    “好看。”陈阿圆正在灶台边炒菜，头都没回。
    “你没看。”
    “不用看，”陈阿圆把锅铲在锅沿上磕了磕，把粘在铲子上的菜磕下来，“你穿什么都是好看的。”
    这句话她说得很隨意，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或者“饭煮好了”。但林清石站在镜子前，手里的坎肩半天没放下来。他的耳朵尖红了，从脖子一直红到耳垂，红得像灶膛里的炭火。
    他假装没听见，把坎肩脱下来叠好，放进车斗里，推著三轮车出门了。走之前他在灶间门口站了一下，想说点什么，嘴巴张了张，什么也没说出来。他转过身，推著车走了。
    陈阿圆在灶台边背对著他，听到他推车出门的声音，把锅铲放下，转过头看了一眼。灶间的门帘晃了一下，他的背影只闪过了一瞬间——赤著上身，穿著一条灰短裤，推著一辆破三轮车，脊背在阳光下闪著汗水的光。
    她看了那一瞬间，然后把头转回去，继续炒菜。
    锅里的菜糊了。
    一九六四年秋天，林家铺子又添了一样新货：永春芦柑。
    永春的芦柑是出了名的好吃，皮薄汁多，甜中带一点点酸，咬一口汁水能溅到对面人的脸上。以前芦柑熟了都是被人上门来收，价钱压得很低，果农赚不了几个钱。林清石想了个办法：他自己去果农家收芦柑，拉到泉州去卖，省掉中间那层，果农多赚一点，他也多赚一点。
    他开始骑著他的破三轮车，跑遍了永春的各个村子。从达埔到蓬壶，从蓬壶到五里街，从五里街到石鼓，一天跑几十里路，挨家挨户地收芦柑。收芦柑要看品相，个头要均匀，皮色要鲜亮，不能有疤不能有虫眼。林清石挑得很仔细，一箱一箱地看，一颗一颗地挑，挑得果农都不耐烦了。
    “你到底买不买？挑来挑去的！”
    “买，但要好的。”林清石不著急，把一颗有虫眼的芦柑放回去，拿起另一颗看了看，放进筐里。
    他把收来的芦柑拉到泉州去卖。在中山路上，黄老板的乾货店门口，他支起一块木板，木板上写著“永春芦柑”四个字，字是陈阿圆写的，写得工工整整。他在木板旁边摆了一筐芦柑，剥开几颗摆在上面当样品，路过的行人看一眼，闻到了芦柑的香味，就停下来问价钱。
    “多少钱一斤？”
    “八分。”
    “別家卖七分。”
    “別家的芦柑不是永春的。”
    “你怎么知道不是永春的？”
    林清石不会说这种话。他站在那里，嘴巴张了张，想说“你看这个皮，你看这个肉”，但说不出来，急得满头大汗。旁边卖布的大姐看不下去了，替他吆喝了几句：“永春芦柑啊！甜得很啊！不甜不要钱啊！”
    路过了几个人，停下来看了看，买了几斤。又过了几个人，又买了几斤。一筐芦柑卖了大半，还剩下几颗小的，林清石自己吃了。
    他坐在中山路的路沿石上，啃著一颗芦柑，汁水顺著手腕流下来，滴在灰扑扑的裤腿上。他看著街上的人来人往，看著那些穿著鲜艷衣裳的女人、骑著自行车按著铃鐺的男人、被大人牵著手走的小孩，看著这个比他住了二十多年的永春大得多的城市，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
    不是害怕，也不是兴奋，是一种说不清的、混杂著酸甜苦辣的味道，就像他手里这颗芦柑一样。皮剥开之前不知道里面是酸是甜，剥开了才知道，这一颗是甜的，下一颗可能酸的，再下一颗可能又是甜的。你不知道你会吃到哪一颗，你只能一颗一颗地剥，一颗一颗地尝。
    他把最后几颗小的也卖了，不是按斤卖的，是按颗卖的。一分钱一颗，三颗两分钱。一个老太太买了三颗，回去给她孙子吃。林清石从她手里接过两分钱，铜板还带著老太太手心的温度，暖暖的。
    那一天，总共卖了四块二毛钱。
    刨去收芦柑的成本和来回的路费，净赚一块一。
    林清石把那一块一毛钱揣进贴身的口袋里，骑上三轮车往回走。出了城天就黑了，他在黑暗中骑著车，没有灯，凭感觉走。路两边是黑漆漆的田野，偶尔有一盏从农舍窗户漏出来的灯，远远的，小小的，像一只萤火虫。他就朝著那些光的方向走，走了一段光没了，又朝著下一盏走。
    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院子门虚掩著，灶间还亮著灯。他把三轮车推进院子，轻手轻脚地放好，走进灶间。陈阿圆坐在灶台前的矮凳上，手里拿著那本《日用杂字》，头一点一点地在打瞌睡。灶膛里的火已经不旺了，只剩下几根没烧完的木柴在暗红色的灰烬里发出微弱的光。
    他蹲下来，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陈阿圆猛地醒了，手里的书掉在地上。她眨了几下眼睛，看清了面前的人，鬆了一口气。
    “回来了？吃饭了吗？”
    “不饿。”
    “锅里给你留了饭，我去热。”她站起来，踉蹌了一下，腿麻了又坐回了凳子上。她揉了揉腿，等麻劲过去了，才站起来走到灶台边，把锅盖揭开，从里面端出一碗饭。饭还是温的，上面盖著几块红烧肉和两片青菜。
    林清石接过碗，坐在灶台前的矮凳上，就著灶膛里最后一点余火的光，开始吃饭。他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嚼，像是每一粒米都要嚼出味道来。
    陈阿圆坐在他对面，看著他吃饭。灶膛里的光映在他脸上，他的脸被光照得一半亮一半暗。亮的那一半能看见他额头上被太阳晒脱皮的痕跡，暗的那一半藏著他的疲惫和他的眼睛里的那道光。
    “今天卖了多少？”她问。
    “四块二。净赚一块一。”林清石嘴里含著饭，含混不清地说。
    陈阿圆愣了一下。四块二，净赚一块一。她算了一下，这个数不对。按她给他定的价格和成本，这一趟应该能赚一块五六。她看著林清石埋头吃饭的样子，没有追问。她知道那几毛钱去哪了——大概在路上买了什么东西，或者给了哪个乞討的老人，或者掉了，或者被人偷了。不管怎样，她不问了。
    她从口袋里摸出一把梳子，是那把从缅甸带回来的梳子，那把断了两根齿的木头梳子。断的齿还在，被她用胶水粘上了，粘得不牢，梳头的时候偶尔会掉下来，她就再粘上。她拿著梳子，慢慢地梳著头髮。头髮已经很长了，垂到腰际，她嫁过来之后几乎没有剪过，每天盘在脑后，用一根簪子別住。现在把簪子拔了，头髮散下来，像一匹黑色的布从头顶垂到腰间。
    林清石吃完饭，把碗放在灶台上，看著她梳头。他看了好一会儿，看得入了神。
    “看什么？”陈阿圆停下梳头的动作，梳子举在半空中。
    “看你。”林清石说。
    陈阿圆没有像以前那样把头髮盘迴去，她继续梳著，一下一下，从头顶梳到发尾，梳得很慢，很仔细。灶膛里的最后一根木柴烧完了，火灭了，灶间完全暗了下来。只剩下一轮从窗户照进来的月亮，把两个人的影子淡淡地印在地上。
    “清石。”她在黑暗中喊了一声。
    “嗯。”
    “早点睡，明天还要送货。”
    “嗯。”
    他们谁都没有动。两个人就那么坐在黑暗里，隔著一张灶台，彼此的呼吸声清晰可闻。过了很久，林清石站起来，绕过灶台，走到她面前。他蹲下来，伸出手，摸了摸她的头髮。他的手指穿过了她的长髮，从头顶一直滑到发尾，粗糙的指腹在她的头皮上留下微微的刺痛感，但那种刺痛是舒服的，像雨后山风吹在脸上，凉颼颼的。
    陈阿圆闭上了眼睛。
    她没有说话，他也没有说话。
    灶间的黑暗里，只有月光，只有呼吸，只有一双粗糙的手在一头黑色的长髮间缓慢地穿行。
    一九六五年，家安六岁了，家寧四岁。
    六岁的家安已经能帮家里干活了。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不是去掀陈远水的被子，而是去鸡窝收鸡蛋。鸡窝在院子角落里，用竹条编的，上面盖著稻草。他蹲在鸡窝前面，把胳膊伸进去，母鸡被他嚇得咯咯叫，他不管，手在鸡窝里摸来摸去，摸到温热的鸡蛋就攥在手心里，小心翼翼地拿出来，放在灶台上。
    一天能收三四个。他把鸡蛋放进陶罐里，陶罐里的鸡蛋已经攒了大半罐了，是他这个月攒的。陈阿圆说，这罐鸡蛋卖了钱给他买新书包。他还没上学，但他知道“书包”是什么——隔壁的阿明背著书包去上学，书包是军绿色的，上面绣著一颗五角星，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比那个书包更好看的东西了。
    “阿母，这罐鸡蛋够不够买书包？”他每天都要问一遍。
    “不够，再攒攒。”
    他又去摸鸡蛋。鸡窝里的母鸡被他摸得下了蛋就想跑，躲在院子角落里瑟瑟发抖。林母看见了，心疼那几只母鸡，跟陈阿圆说：“你跟家安说说，別天天去摸鸡了，鸡都被他摸怕了，不下蛋了。”
    陈阿圆跟家安说了，家安不听。第二天还是去摸，母鸡们看见他就跑，他追著鸡满院子跑，追上了就蹲下来摸摸鸡的肚子，看看有没有蛋。鸡被他摸得毛都掉了好几根，林母心疼得直嘆气。
    陈远水坐在石凳上看著家安追鸡，嘴角动了动。苏阿梅在旁边洗衣服，看见他嘴角动了一下，手里的棒槌停了一下。
    “你笑了？”她问。
    陈远水没回答。
    苏阿梅看了他几秒钟，低下头继续洗衣服。棒槌一下一下地捶在石板上，捶得衣服里的脏水一股一股地冒出来。
    她的嘴角也动了一下。
    一九六五年夏天，陈阿圆又怀孕了。
    这是她的第三个孩子。怀家安的时候她吐得厉害，怀家寧的时候好一些，这一次不吐也不难受，就是困，整天想睡觉。坐在灶台前烧著火就睡著了，头一点一点的，差点栽进灶膛里。林清石从外面回来，看见她坐在灶台前睡著了，头髮被灶膛里冒出来的热气熏得卷了起来，一缕一缕地贴在脸上。他把她抱到床上，给她脱了鞋，盖上被子。
    陈阿圆被他抱起来的时候醒了一下，睁开眼睛看了看他，含混不清地说了一句“我没事”，又闭上了眼睛。林清石坐在床边，看著她的睡脸。她的脸比以前瘦了，颧骨高了，眼窝深了，嘴唇的顏色也淡了。但她的眉头没有皱，睡著了之后整个人是放鬆的，像是把白天所有的力气都卸掉了，只剩下一个软软的、轻轻的身子陷在被褥里。
    他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到她的肩膀，然后轻手轻脚地走出房间。
    苏阿梅站在灶间门口，手里端著一碗红糖水。她把碗递给林清石。“等她醒了给她喝。她太累了。”
    林清石接过碗，放在灶台上，在灶台前站了一会儿，然后拿起墙角的扁担，挑起了水桶。
    他要去挑水。家里的水缸见底了。
    以前挑水是陈远水的活，陈远水腿瘸了之后是林父的活，林父胳膊摔断之后是林清石的活。他挑起水桶，走到村口的井边，把桶放下去，听著水桶砸到水面的声音，“扑通”一声，然后用力把桶提上来。井水很凉，夏天的时候井壁长满了青苔，滑溜溜的，他一只手抓著井绳，另一只手护著桶，一桶一桶地打上来，打满了两个桶，挑起来往回走。
    扁担压在他肩膀上，肩膀上的皮磨破了又长好，长好了又磨破，已经结了一层厚厚的茧，摸上去跟牛皮的差不多硬。他在村里的小路上走著，扁担一上一下地晃著，水桶里的水也跟著晃，有时候晃得太厉害会洒出来一些，洒在他的脚上，他低头看了一眼，继续走。
    走到家门口，他把水倒进水缸里。水缸很大，能装十几担水。他倒完了又回去挑，来来回回挑了七八趟，水缸才满了。他把扁担放回墙角，用搭在肩膀上的汗巾擦了擦脸上的汗，站在水缸前面喘了几口气。
    陈远水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他身后，站在那里，手里拄著竹竿，看著他。
    “阿爸。”林清石喊了一声。
    陈远水没有说话。他看著林清石，从脸看到脚，又从脚看到脸，像是在看一件自己亲手打造的东西，看了一遍又一遍，像是在確认这件东西是不是够结实、够耐用、够稳当。然后他伸出手，从林清石手里拿过那条汗巾，替他擦了擦后背上的汗。他的动作很慢，手在发抖，但擦得很仔细，从上往下，一道一道地擦，像在擦一块珍贵的瓷器。
    林清石僵住了。
    他站在那里，不敢动，后背上的汗被那条粗糙的汗巾一点一点地吸走，他能感觉到陈远水手掌的温度透过汗巾传过来，温热的，带著一种陈远水身上特有的气味——烟味、泥土味、醃茶叶味，还有一点点老了的味道。
    陈远水擦完了，把汗巾搭回林清石的肩膀上，拄著竹竿，慢慢地转身走了。
    他走到灶间门口，停下来，没有回头。
    “清石。”他喊了一声。
    “阿爸。”
    “你是个好孩子。”
    他拄著竹竿，走进了灶间。门帘落下来，遮住了他的背影。
    林清石站在那里，手里还握著水瓢，水瓢里的水晃来晃去，洒了一地。他的眼睛红了，嘴唇在抖，但他忍住了没有哭。他把水瓢放回水缸里，把水缸的盖子盖好，走到灶间门口，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一颗家安掉的金枣，放在窗台上，然后走进了屋里。
    陈阿圆还在睡。她翻了个身，被子蹬开了，一条腿露在外面。她的腿瘦了，脚踝细得像一根竹竿，脚指甲长了，灰灰的，很久没有剪了。
    林清石坐在床沿上，把她的腿轻轻放回被子里，然后从抽屉里翻出一把剪刀，捧起她的脚，开始帮她剪脚指甲。
    她的脚很小，跟他的一只手差不多大。脚底有厚厚的茧子，是这些年站著干活站出来的。脚趾头因为长年穿不合脚的鞋有点变形，大脚趾往外翻，小脚趾往里勾。他看著这双脚，看了很久。
    这双脚从泉州走到永春。
    这双脚在陈家铺子的柜檯后面站了六年。
    这双脚在林家的灶台前站了將近十年。
    这双脚的主人，是他的妻子。
    他低下头，把她的脚指甲一个一个地剪好，用指甲刀的銼面把锋利的边缘磨平，然后把剪刀放回抽屉里，把被子给她盖好，在她旁边躺了下来。
    他闭上眼睛，听著她均匀的呼吸声，听著窗外龙眼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地响，听著远处山上野鸟的叫声，听著这个世界所有的声音慢慢地、慢慢地变得很远、很轻。
    他握住了她的手。
    她没有醒，但在睡梦中，她的手指微微地收拢了一下，扣住了他的手指。
    一九六五年农历九月，陈阿圆生下了第三个孩子。
    是个男孩。
    接生婆还是那个姓黄的老太太。她已经七十多岁了，牙齿掉了大半，说话漏风，但手还是稳的。她来的时候，陈阿圆已经在疼了，但她一声不吭，躺在床上，两只手抓著床单，额头上的汗一滴一滴地往下淌。
    “这个姑娘，生了三个了还是这么硬气。”黄老太太一边忙一边念叨。
    林清石这次没有蹲在院子里。他站在房门口，没有进去，也没有离开。他就站在门口，听著屋里的声音，听著接生婆的指挥声，听著陈阿圆压抑的、闷在喉咙里的喘息声，听著那一声响亮的、划破整个院子寧静的啼哭。
    他推开了门。
    黄老太太抱著婴儿，正在擦洗。她抬起头看见林清石站在门口，笑了。“又是一个查埔囝！你们林家，男丁旺啊！”
    林清石走过去，从黄老太太手里接过那个婴儿。婴儿小小的，比家安和家寧出生的时候都小，皮肤皱巴巴的，脸上有一层细细的绒毛。他的眼睛还没有睁开，嘴巴一动一动的，像一条刚从水里捞出来的小鱼。
    “阿圆，”林清石蹲在床边，把婴儿递到她面前，“你看，他又是一个查埔囝。”
    陈阿圆睁开眼睛，看了看那个皱巴巴的小东西，嘴角慢慢地、慢慢地翘了起来。她的嘴唇乾裂了，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但她的眼睛里有光。那种光不是月亮的光，不是灯的光，是她在缅甸的箩筐里看过的光，是在滇缅公路上父亲回过头来对她笑的时候眼睛里闪著的光，是家安第一次叫她“阿母”的时候从她心里涌出来的光。
    “叫什么名字？”林清石问。
    陈阿圆想了想，看著窗外。院子里的龙眼树在秋天的阳光下绿得发亮，风一吹，叶子翻过来，露出背面浅绿色的脉络。她看著那些树叶翻来覆去的样子，看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句：“家兴。兴盛的兴。”
    林清石把这个名字在心里念了一遍。家安，家寧，家兴。平安、安寧、兴盛。他把这三个名字串在一起，像一串糖葫芦，又甜又酸，咽下去之后嘴巴里是甜的。
    “好，”他说，“就叫家兴。”
    他把家兴放在陈阿圆身边，陈阿圆侧过身，把婴儿拢进怀里。家兴的小嘴碰到了什么，立刻开始吸吮，发出细小的、满足的呢喃声。陈阿圆低下头，看著这个在她怀里吃奶的小东西，看著他那张皱巴巴的、红彤彤的、还不太像一张脸的脸，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巨大的温柔。
    这股温柔不是家安出生时的那股激动，也不是家寧出生时的那股欣喜，而是一种更安静的、更深沉的、像井水一样的东西。它不翻滚，不沸腾，就那么静静地、满满地溢出来，从她的胸口溢到手心，从手心溢到指尖，从指尖溢到家兴细软的胎髮上。
    她伸出手，用一根手指轻轻地拨了拨家兴额前的胎髮。胎髮软得像丝，又细又密，贴在头皮上，顏色很浅，几乎看不出来。
    她想，这个孩子会长大，会走路，会说话，会背著书包去上学，会长高，会变声，会长出胡茬，会变成一个男人。他会娶一个妻子，会有自己的孩子，会像他的阿爸一样骑著三轮车或者开著更好的车在永春和泉州之间的路上来回奔波。他会经歷他想像不到的事情，会遇到他预料不到的人，会走上他还没有看见的路。
    他会走得比她远。
    比她阿爸远。
    比她阿公远。
    比她这个家族里所有走过路的人都远。
    她会老，会死，会变成一捧灰，埋在某一个山坡上，或者撒在某一条河里。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走过的路，会被他继续走下去。他走过的路，会被他的孩子继续走下去。路不会断，人就不会断。
    她把家兴抱紧了一些。
    院子里，陈远水坐在石凳上。他不知道屋里发生了什么，但他听到了那声啼哭——又响亮又长，像一声號角。他听了几秒钟，然后低下头，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叼在嘴里，划著名了火柴。风很大，火柴划了好几根都灭了。他用两只手拢著火柴，拢了很久，终於点著了烟。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
    烟雾从嘴里喷出来，在秋天的空气里缓缓地上升、散开，像一个老人在对天说著什么。
    没有人听得见。
    但他知道，天听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