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月。中南海西侧的一座四合院里，海棠花开得正好，粉白的花瓣在春风中簌簌落下。
    王恪站在院门口，看著门楣上那块不起眼的木牌：“国家信息技术战略諮询委员会”。字是烫金的，在阳光下闪著微光。带他来的郑主任轻声说：“王恪同志，就是这里了。”
    推开门，是个標准的北京四合院格局，但改造成了办公室。正房是会议室，东西厢房是资料室和办公室。院子里有棵老槐树，树下摆著石桌石凳，几个工作人员正在整理文件。
    “王恪同志来了！”一个五十多岁、戴著眼镜的女同志迎上来，“我是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姓李。钱老他们已经在会议室等您了。”
    正房的会议室里，长条会议桌旁坐著十几个人。除了钱学森、王大珩、王淦昌几位老科学家，还有一些王恪不认识的面孔——从穿著和气质看，应该是各部委的司局级干部。
    宋健主任坐在主位，看见王恪进来，笑著招手：“小王同志，来来来，坐这边。”
    王恪被安排在宋健右手边，正对著钱学森。这个位置让他有点不自在——太显眼了。
    “人都到齐了，我们开会。”宋健开门见山，“今天这个会，主要是两件事。第一，宣布国家信息技术战略諮询委员会的正式成立。第二，討论委员会的工作章程和今年的重点课题。”
    他拿起一份红头文件：“经国务院批准，国家信息技术战略諮询委员会即日成立。委员会的任务是：研究信息技术发展趋势，评估国家信息技术战略，提出政策建议，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
    顿了顿，他看向王恪：“委员会设委员二十人，特邀委员五人。委员由相关部委、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负责同志担任。特邀委员……”他笑了笑，“特邀委员由在信息技术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企业家担任。”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王恪。
    “经委员会提名，科委批准，”宋健宣读名单，“聘请王恪同志为国家信息技术战略諮询委员会特邀委员。”
    掌声响起。不热烈，但很郑重。
    王恪站起身，微微鞠躬。他的心跳得有点快——不是激动，是那种突然被赋予重大责任时的郑重感。
    “小王同志，说两句？”宋健说。
    王恪深吸一口气：“感谢组织的信任。我只是一个做企业的，对信息技术有些实践体会，但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都很有限。能被聘为特邀委员，我很荣幸，也很惶恐。我一定虚心学习，认真履职，不负所托。”
    话很短，但很诚恳。钱学森在对面点头微笑。
    “好了，坐下吧。”宋健示意，“接下来討论工作章程。李主任，你把草案发一下。”
    文件发到每个人手里。王恪快速瀏览：委员会每季度开一次全体会议，每月开一次专题研討会；委员任期三年；每年要提交至少一份研究报告；所有意见建议，通过科委渠道直接报送国务院……
    很正式，很规范。
    “关於今年的重点课题，”宋健继续说，“初步確定了三个：一是我国集成电路產业发展路径研究；二是计算机软体產业扶持政策研究；三是信息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应用的战略规划。”
    他看向王恪：“小王同志，你提交的那份《关於信息產业与集成电路发展的超长期规划建议》，已经作为委员会的一號参考资料印发给大家了。今天第一个议题，就是討论这个。”
    会议室里的气氛变得严肃起来。
    一位来自电子工业部的委员先发言：“王恪同志的建议很有远见，但有些目標是否过於激进？比如，1990年前掌握1.5微米工艺。我们现在连3微米都还没完全掌握。”
    王恪正要回答，钱学森先开口了：“目標要定得高一点。1956年我们制定十二年科技规划时，很多人说目標太高，结果呢？很多目標提前完成了。”
    “钱老说得对。”来自清华大学的委员说，“但也要考虑现实条件。光刻机、离子注入机这些关键设备，我们几乎是从零开始。”
    “所以才要集中力量。”王大珩接话，“我建议，成立集成电路专项攻关领导小组，像当年搞『两弹』一样，全国一盘棋。”
    討论很激烈。有人支持王恪的规划，认为必须抓住机遇；有人担心投入太大，挤占其他领域资源；有人质疑技术路线，认为应该先引进消化，再自主创新。
    王恪认真听著，记著笔记。他发现，这些委员虽然观点不同，但都怀著对国家发展的赤诚之心。爭论是为了把事情做好，不是为了爭个输贏。
    轮到他发言时，他放下笔：“各位委员的意见我都听了，很受启发。关於目標的激进程度，我想补充一点：我们定的不是必须完成的目標，是努力方向。就像爬山，我们得先看见山顶在哪里，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
    他顿了顿：“关於技术路线，我同意『引进消化再创新』的思路。但引进不是目的，是手段。我们要在引进中学习，在学习中掌握，最终形成自己的技术能力。另外，我建议设立『备胎计划』——在重点领域，至少要有两套技术方案，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备胎计划？”有人问。
    “对。”王恪说，“比如光刻机，我们一方面可以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另一方面要支持国內院所自主研发。哪怕自主研发的暂时不如国外的，也要坚持做。关键时刻，有比没有强。”
    这个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宋健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
    会议从上午九点开到中午十二点。散会时，宋健叫住王恪：“小王同志，留一下。”
    等其他人都走了，宋健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这是你的聘书。另外，这是委员会的工作证，凭这个证可以进入相关部委查阅非密级资料。”
    王恪双手接过。聘书是红皮的，上面有国徽图案。工作证是深蓝色的，照片是他上个月在北京照的，表情严肃得有点呆。
    “谢谢宋主任。”
    “別客气。”宋健说，“你现在是委员会最年轻的委员，又是唯一的企业家代表。我们希望你发挥桥樑作用——把企业的实践经验和国家的战略需求结合起来，把市场的敏锐嗅觉和政策的稳定性结合起来。”
    “我尽力。”
    “另外，”宋健压低声音，“委员会每个月会编发一期《信息技术內参》，直送中央领导。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直接写进去。记住，要写实情，写问题，也要写解决办法。”
    王恪明白了。这不仅是荣誉，更是责任——直接向中央建言的责任。
    回到香港的第二天，王恪就感受到了这个新身份带来的变化。
    首先是电话多了。以前是合作伙伴、客户、媒体找他，现在多了各部委的司局长、各大学的校长、各研究所的所长。电话內容也从商业合作变成了政策諮询。
    “王委员，我是邮电部的老张。想请教您，程控交换机用国產晶片的可行性……”
    “王恪同志，我是上海交大的。我们想成立微电子学院，想听听您的建议……”
    “王总，我是《求是》杂誌的编辑，想约您写一篇关於信息技术革命的文章……”
    王恪一一回应。他让陈致远给他安排了一个助理，专门帮他整理资料、安排行程。
    更明显的变化是在各种场合。以前他去北京开会，是“明远集团的王总”；现在变成了“国家諮询委员会的王委员”。虽然只是个虚衔，但在很多人眼里，分量不一样了。
    四月底，王恪再次飞北京，参加委员会的第一次专题研討会。议题是“计算机软体產业发展”。
    这次会议在清华大学的一间会议室举行。除了委员，还邀请了北大、中科院软体所、电子工业部软体司的专家。
    会议开始前，钱学森特意把王恪叫到一边：“小王，今天的会，你要多说。软体这块，你比我们这些老傢伙懂。”
    “钱老太谦虚了。”
    “不是谦虚，是事实。”钱学森认真地说，“你那个方舟作业系统，我听说了，比国外的更適应中文环境。这就是竞爭力。”
    会议开始。软体司的司长先做报告：“……目前我国软体產业规模很小，主要是为国外硬体做配套。自主作业系统、资料库、开发工具，几乎空白。问题在於：人才缺乏，投入不足，市场被国外產品垄断……”
    讲得很实，问题抓得很准。
    討论环节，一位来自北大的教授说：“我认为，应该集中力量开发我们自己的作业系统。没有作业系统，软体產业就是空中楼阁。”
    另一位来自產业界的委员反对：“开发作业系统投入太大，周期太长。我们应该先做应用软体，积累经验，再向上游延伸。”
    爭论又开始了。
    王恪等大家说得差不多了，才开口：“我同意开发自主作业系统的必要性。但我想换个角度思考：什么是作业系统？本质上，它是硬体和软体之间的翻译官。翻译得好不好，关键看能不能让软体开发者方便，让最终用户好用。”
    他拿出方舟作业系统的例子：“我们做方舟os时，没有追求技术上的最先进，而是追求用户体验的最好。比如中文支持，不是简单地把英文菜单翻译成中文，而是从底层就支持双字节字符。比如一键恢復，不是技术多复杂，但解决了用户的大问题。”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大家都在听。
    “所以我认为，软体產业的发展，要以应用为导向，以用户为中心。”王恪继续说，“作业系统要做，但不要关起门来做。要开放接口，吸引第三方开发者；要建立生態，让用户有软体可用；要叠代改进，根据反馈不断完善。”
    他顿了顿：“另外，我建议设立『软体创新基金』，专门支持小型软体公司和独立开发者。这些人最有创造力，但最缺资金。给他们一点支持，可能就会诞生改变行业的產品。”
    这个建议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软体司的司长当场表示：“王委员这个建议好，我们可以研究。”
    散会后，钱学森拍著王恪的肩：“说得好。做事情，最怕脱离实际。你从企业角度提的建议，最实在。”
    王恪苦笑：“就是有点得罪人。刚才那位主张集中力量做作业系统的教授，看我的眼神都不对了。”
    “怕什么。”钱学森笑了，“科学討论，就要有不同声音。只要是为国家好，爭论是好事。”
    五月初，王恪接到了第一个正式任务：带队调研长三角地区的集成电路產业现状。
    调研组一行七人，除了王恪，还有电子工业部的一位副司长、中科院微电子所的一位研究员、清华和北大的两位教授，以及科委的两位工作人员。
    第一站是上海。参观了一家国营半导体厂——车间很老，设备是七十年代从日本引进的，现在只能做3微米工艺的简单晶片。厂长五十多岁，说话带著上海口音：“我们也想升级，但没钱。一台新的光刻机要几百万美元，外匯额度批不下来。”
    王恪问：“如果国家投资，你们有信心把工艺提升到1.5微米吗？”
    厂长眼睛亮了：“有！我们的技术骨干底子好，就是缺设备、缺材料、缺资金。”
    调研组看了生產线，看了实验室，看了技术人员的宿舍——条件很差，但墙上贴满了技术图纸和演算公式。
    晚上开座谈会。年轻工程师们很激动：“王委员，我们不怕苦，就怕没方向。您那份规划建议我们看了，觉得有奔头！”
    王恪很感动。这些人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还在坚持研发。中国晶片的希望，就在这些人身上。
    第二站是无锡。这里有一家中外合资的晶片封装厂，设备比较新，但核心技术掌握在外方手里。中方经理悄悄对王恪说：“外方防我们像防贼，关键工序都不让中国人碰。我们想学技术，只能偷看。”
    王恪记下了。在调研报告里，他专门写了一节：“关於中外合资中的技术转让问题”。
    第三站是南京。参观了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这里在做军用晶片，工艺水平比民用高，但规模小，成本高。所长说：“我们这些技术，如果能转到民用，能解决很多问题。但体制障碍太大。”
    调研进行了两周。白天参观座谈，晚上整理资料。王恪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但精神很好——他看到了中国集成电路產业的全貌：有困难，有问题，但也有基础，有人才，有希望。
    调研结束，调研组在苏州闭门写报告。王恪负责统稿。
    报告写了三万字，分现状、问题、建议三部分。建议部分，王恪提出了十条具体措施：设立国家集成电路產业投资基金；建设国家级集成电路研发中心；实施集成电路人才专项计划；建立產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
    写完最后一个字，已经是凌晨三点。王恪走到阳台上，苏州的春夜很静，能听到远处运河的水声。
    同屋的电子工业部副司长也走出来，递给他一支烟：“王委员，抽一支解解乏？”
    王恪接过。他平时不抽菸，但今晚破例。
    “你说，我们这份报告，能有多大作用？”副司长问。
    “不知道。”王恪实话实说，“但写出来，总比不写好。有人呼吁，总比没人呼吁好。”
    “是啊。”副司长吐了个烟圈，“我在电子工业部干了二十年，看著我们的產业起起落落。有时候很灰心——投入不少，但差距好像越拉越大。看了你的规划，听了你这段时间的发言，我又觉得有希望了。”
    “希望本来就在。”王恪看著远处的灯火，“在我们参观的那些工厂里，在那些熬夜画图的工程师身上，在那些想为国家做点事的普通人心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希望聚集起来，变成力量。”
    副司长沉默了一会儿，说：“王委员，以后有用得著我的地方，儘管开口。”
    “谢谢。”
    回到北京，调研组向委员会匯报。宋健主任听完匯报，当场表示：“这份报告很有价值。我安排印发，送相关部委研究。”
    更让王恪没想到的是，几天后，宋健告诉他：“领导看了你们的报告，做了批示。集成电路產业投资基金的事，可以开始论证了。”
    这意味著，他提的建议，开始进入国家决策程序了。
    王恪给香港打电话时，声音有些激动：“晓娥，我们做的事情，有用了。”
    “我一直相信。”娄晓娥在电话那头说，“对了，四合院那边，阎老师听说你当了国家委员，特意写了幅字给你。”
    “写的什么？”
    “科技报国。”
    四个字，很朴素，但很重。
    王恪忽然想起钱学森的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他的使命，也许就是接过前辈的火炬，在科技强国的路上，继续前行。
    路还很长，但他不再是一个人。
    有那些白髮苍苍却依然奋斗的老科学家，有那些在工厂车间埋头苦干的工程师，有这片土地上所有渴望国家强大的人。
    这些人，就是他的同行者。
    而他要做的，就是当好这个“委员”——不辜负这个称呼，不辜负这个时代。
    夜风吹过，带来玉兰花的香气。
    王恪翻开笔记本，开始写下一份材料：《关於设立国家集成电路產业投资基金的初步方案》。
    灯光下，他的影子映在墙上，很坚定。
    像一棵树，正在扎根，正在生长。
    而他要做的，就是让这片森林，越来越茂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