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汤山疗养院的暖气烧得很足，窗玻璃上凝著一层薄薄的水雾。言清渐靠坐在床上，手里捏著一份內部传阅的简报，纸张很轻，上面的铅字却重得像一块块冰，沉甸甸地压在他心上。
    “……食品极度短缺，特別是代食品推广地区，粮食、副食品供应极其紧张。多地报告因长期营养不足，出现浮肿病病例……城市居民肉类、食油等副食配额已降至极低水平，且供应时断时续，难以保障……市场物资全面匱乏，从肥皂、火柴等日用品，到棉布、暖水瓶等工业品，均供应不足，民眾日常生活非常困难……”
    窗外是冬日惨白的阳光，屋內暖意融融，可言清渐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脊椎骨缝里钻出来。他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的不是简报上冰冷的字句，而是记忆里，关於这段时期更广泛、更令人心悸的民间描述。他握紧了拳头，指甲陷进掌心，带来细微的刺痛。
    他这些年拼了命地想多做一点，多改变一点。可面对这样席捲全国、深及根本的农业危机和物资全面匱乏，他这点又算得了什么？他能试著理顺一些工业管理的乱麻，可他能变出粮食吗？能变出棉花吗？能立刻填饱亿万人飢饿的肚子吗？
    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混合著对这片土地上正在承受苦难的人们的揪心，几乎要將他淹没。他觉得自己就像歷史洪流中的一粒尘埃，自以为能掀起些波澜，到头来却发现，连自身的方向都难以完全掌控。
    这种情绪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再睁开眼时，他眼中已恢復了清明和锐利。自怨自艾没有用，沉湎於无力感更没有用。他现在能做的，就是儘快恢復健康，回到岗位上，去做那些他还能做、也必须做的事情。
    几天后，一份由秦淮茹代笔、言清渐签名的申请书，交到了疗养院管理处。申请理由写得很充分：当前国家处於困难时期，公共医疗资源紧张，本人伤势已稳定，转为恢復期，居家调养既可节约宝贵的疗养床位和医护资源，也能更方便地以某种方式適度参与、了解局里工作（附上了国经委同意其在家“適度参与工作”的证明），利於身心康復。
    理由充分，態度诚恳。言清渐觉得，这申请合情合理，应该能被批准。
    他没想到，驳回的通知来得如此之快，態度更是出乎意料地坚决。
    当天下午，疗养院的政工干部，一位姓孙的科长，就亲自来到了他的病房。孙科长四十多岁，面容严肃，说话一板一眼。
    “言清渐同志，”孙科长坐在秦淮茹搬来的椅子上，开门见山，“您的申请，院领导非常重视，也充分理解您想为国家节约资源、早日工作的急切心情。但是，经过慎重研究，並徵求了上级主管部门的意见，决定不予批准。”
    言清渐愣了一下，试图解释：“孙科长，我的情况確实已经稳定了，主要是静养恢復。在家一样可以……”
    “言局长，”孙科长打断了他，语气缓和了些，但原则性极强，“您的情况，我们非常清楚。您不是普通的伤员，您是国家的宝贵財富，是『又红又专』的好干部。您的健康，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也关係到国家经济管理工作的大局。小汤山的疗养条件，是目前能为您提供的最好保障。回家调养，万一出现反覆，或者护理不周，影响了最终康復，这个责任，我们担不起，您个人也承担不起。”
    他顿了顿，目光直视言清渐，语重心长：“言局长，组织上安排您在这里疗养，是经过通盘考虑的，是对您负责，也是对工作负责。请您务必理解，安心养病，不要有別的想法。”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非常明確了。言清渐知道，这不仅仅是疗养院的意思，背后必然有更高层面的关照。他想起老者那深不可测的目光，想起楚副部长来小汤山疗养院探视时让他“安心养伤”的叮嘱……
    他无奈地笑了笑，没有再坚持：“孙科长，我明白了。谢谢组织上的关心，我会安心配合治疗和康復的。”
    孙科长脸色稍霽，又说了些“放宽心”、“早日康復”的场面话，便起身告辞。走到门口，他像是想起了什么，回过头，声音压得更低，却带著不容置疑的意味：
    “言局长，有句话我得带到。如果您再有类似的申请，或者……有其他不符合疗养规定的想法和举动，那么下次来和您谈话的，就不会是我这个级別的干部了。会有更高层级的领导，亲自来关心您的『思想动態』。希望您……不要让我们为难。”
    门被轻轻带上。病房里安静下来。
    秦淮茹担忧地看著言清渐。言清渐靠在床头，望著天花板，半晌，才自嘲地扯了扯嘴角：“得，这下真成『重点保护动物』了，想提前出笼都不行。”
    他明白，这是保护，也是一种变相的“软禁”或“观察”。在当前的敏感时期，他这样一个身份特殊、又刚刚经歷过“意外”的干部，组织上必须確保他绝对安全，也確保他不会“乱动”。
    “那就……按部就班吧。”他低声自语，眼神却看向了虚空中的某处。只有他自己知道，所谓的“按部就班”，在夜深人静时，意味著什么。
    四九城，国经委企业管理局，局长办公室（寧静代）。
    这里的空气，比小汤山紧张一百倍，也冰冷一百倍。
    寧静的办公桌上，文件已经不能用“堆”来形容，而是形成了好几座摇摇欲坠的“山脉”。她的眼圈比前阵子更黑，但眼神亮得嚇人，像烧著两簇冰焰。
    沈嘉欣抱著一摞刚收到的加急电报衝进来，语速快得像打枪：“寧局长，东北局又发来急电！七台河那边一个中型煤矿，因为精简指標压得太急太猛，骨干技术工人被动员回乡了一多半，现在井下瓦斯监测岗都排不出人，矿长直接撂挑子说『这矿没法开了，出事故谁负责？』！”
    寧静头也没抬，笔尖在一份关於上海三家纺织厂合併方案的审核意见稿上飞速移动，声音冷静：“给东北局回电，並抄送煤炭部。第一，精简指標是中央定下的硬任务，必须完成，但执行中要『区別对待，保留骨干』。七台河煤矿的问题，责成东北局和煤炭部立即组成联合工作组下去，重新核定精简人员名单，瓦斯监测、通风、排水等关键岗位的技术工人，一个不能动！第二，告诉那个矿长，撂挑子的话收回去，现在不是摆挑子的时候！工作组的同志到了，让他当面匯报困难，共同解决。再敢说这种话，就地免职！”
    “是！”沈嘉欣快速记录，又问，“那……工作组的人选？”
    “从咱们局技术司抽两个懂煤矿的，再从煤炭部调人，让何慧珍副局长协调，今天下班前名单必须报给我！”寧静终於抬起头，捏了捏鼻樑，“还有什么事？”
    “铁道部运输局来函，说二月份往西南调运救灾粮的车皮计划，和鞍钢往包头髮运特种钢材的车皮计划，在陇海线宝鸡段衝突了，问我们优先保哪个？”
    寧静眉头都没皱一下：“救灾粮是救命用的，一分钟都不能耽搁。给鞍钢做工作，让他们特种钢材的发运计划延迟一周，或者分批走。如果他们有技术上的困难，让技术司派人去协助解决。告诉铁道部，按这个意见调整计划，同时抄报计委和国务院救灾办。”
    “明白！”沈嘉欣记下，又抽出另一份文件，“还有，这是財政部刚送来的，关於上个月『关停並转』企业专项补助资金使用情况的初步核查报告，里面提到华北有两家厂子，补助资金被地方截留挪用了……”
    “把报告转给王雪凝处长，请她按资金清查程序处理，该追回的追回，该问责的问责，绝不姑息！”寧静的语气斩钉截铁。
    沈嘉欣抱著一摞新指令匆匆而去。寧静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將注意力重新集中到眼前的合併方案上。她现在的角色，与其说是代理局长，不如说是一个高速运转的“中央经济调整前线协调枢纽”。
    中央“权力上收”的指示正在强力推行，大量重点企业要划归中央各部直接管理。企业管理局要参与制定接管方案，明確標准、釐清权责、协调交接，確保“生產不断、秩序不乱、档案不丟”。同时，更要全力推动“关停並转”的落地，审核全国各地、各行业上报的企业调整方案，协调解决关停后最棘手的资產处置和人员安置问题——尤其是那数以百万计需要精简回乡的城镇职工，安抚、动员、安置，每一步都伴隨著巨大的压力和潜在的社会风险。
    除此之外，她还要像救火队长一样，处理四面八方飞来的告急公文：某个钢铁厂因为焦炭供应不上眼看要停炉，某个化工厂急需一种特种阀门全国断货，某个城市居民食盐供应出现缺口……所有这些最紧迫的民生与生產问题，最终都会以各种形式匯集到她这里，需要她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协调一切可以协调的关係，去“灭火”，去“疏通”。
    工作强度之高、压力之大、涉及面之广、矛盾之复杂，远超她之前的任何经歷。但她没有退缩，也不能退缩。她知道，言清渐绘製的蓝图就在她手里，她必须把它变成现实，在这冰封的经济寒冬中，凿出一条路来。
    国家计划委员会，综合处处长办公室。
    这里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
    王雪凝的办公桌，比寧静的“文件山”看起来整齐一些，但那种无形的压力，同样令人窒息。她正伏案疾书，笔下是一份《关於1961年第一季度国民经济计划调整草案的说明》。眼镜片后的眼睛布满了血丝，但目光依旧锐利如解剖刀。
    作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在计委內部的关键执行者之一，王雪凝正处於全年最高强度的工作周期。她的核心任务，是参与制定並层层分解1961年那个必须“大幅收缩”、“全力保农业”的国民经济调整计划。每一个数字的削减，都意味著某个领域的收缩、某个项目的下马、某些人的饭碗受到影响，背后是无数复杂的博弈和难以估量的阵痛。
    电话响了。是轻工业局的一位司长，语气焦灼：“王处长，我们报上去的那个造纸厂技术改造项目，为什么被拿掉了？那可是能提高木材利用率15%的好项目！”
    王雪凝声音平稳，却不容置疑：“李司长，现在全国的计划盘子，第一原则是『保命』和『保农』。木材是紧缺物资，首先要保障煤矿坑木和必要的建筑用材。造纸厂技术改造，虽然长远有益，但属於『锦上添花』，在当前形势下，必须为『雪中送炭』的项目让路。这是委里统一权衡后的决定。”
    “可是……”
    “没有可是。如果你们有其他更紧迫、更关乎当前民生的项目，可以按照新的指导方针重新申报。”王雪凝果断结束通话。
    刚放下电话，秘书又送进来一份紧急简报：南方某省，因为强行缩短基建战线，一个半拉子的水利工程停工，导致已经动员的数千民工滯留工地，生活出现困难，有发生群体性事件的苗头。
    王雪凝立刻拿起红色电话机：“接农村工作部值班室……对，我是计委综合处王雪凝。xx省xx县那个停建的水利工程民工安置问题，简报你们看到了吗？……我的意见是，请该省立刻抽调得力干部组成工作组，赶赴现场。第一，妥善安置滯留民工食宿，发放必要的生活费，绝不能让人饿著冻著；第二，做好解释说服工作，讲清国家困难和大局；第三，对其中符合精简回乡条件的，按照政策妥善安排返乡；第四，对该工程已投入的物资和设备，立即进行清点封存，防止流失。请將处理意见和进展，及时反馈我处和委领导。”
    她就像一架精密而不知疲倦的机器，处理著“缩短战线”中不断冒出的具体难题，努力在冰冷的计划数字和复杂的人间现实之间，寻找那个艰难的平衡点。
    此外，她还积极响应中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號召，將自己和综合处变成了一个庞大的调研与信息中枢。她要求各处室，凡是下去调研的同志，必须带回真实、具体、有数据、有案例的一手材料。她亲自阅读、筛选、归纳这些来自最基层的报告，將其中反映的突出问题、鲜活经验和群眾智慧，提炼成一份份简明扼要的《情况反映》和《政策建议》，直送计委领导甚至更高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