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的新办公室在一条安静的街道上，从窗户望出去，能看见一片灰砖砌成的老楼房和远处几栋新盖的高层建筑。楼不算高但视野开阔，光线充足。
    林惟民到任的第一天，没有急著开会，没有急著听匯报，而是坐在办公桌前，把桌上那摞厚厚的材料搬到自己面前，一份一份地翻看。
    他被安排分管宏观经济运行和区域协调发展。
    这两个领域，他都有所涉及，但那时候是站在一个省的角度看问题，现在要站在更高的层面、更广的视野、更复杂的格局中去审视。
    他翻著那些材料，目光在一行行数据上停留。
    固定资產投资增速放缓、消费增长动力不足、进出口贸易波动加剧、区域之间发展差距拉大、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明显、部分行业產能过剩、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
    这些问题他不是不知道，但以前是听匯报、看简报，隔著好几层玻璃，总觉得隔了一层什么东西。
    现在那些问题直接摆在他面前，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像一座座山压在他心上。
    他把那些材料反覆看了几遍，用铅笔在一些关键数据下面画了线。
    东部某省的人均gdp是西部某省的几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部分地区高达两三倍。
    他盯著那些数字看了很久，脑海里浮现出石门沟村那个老太太家门前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浮现出清江岸边那些被关停的污染企业留下的残垣断壁，浮现出订单班毕业典礼上那些孩子们捧著毕业证书时闪光的眼睛。
    差距是实实在在的，贫困也是实实在在的，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盼更是实实在在的。
    他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看材料，他得下去跑跑得用自己的脚底板去丈量那些差距，得用自己的眼睛去確认那些期盼。
    第一次调研，他选了一个西部省份的贫困县。
    不是刻意挑最穷的，是隨机抽的。
    他想看看，在没有提前通知、没有刻意准备的情况下，那些地方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坐了几个小时的高铁，又换乘汽车在崎嶇的山路上顛簸了好几个小时，终於在傍晚时分到达了目的地。
    县城不大，一条主街从东到西，两边是低矮的楼房，外墙刷著白色的涂料，有些地方脱落了，露出底下灰扑扑的水泥。
    街上行人不多，偶尔有几辆摩托车驶过，扬起一阵尘土。
    林惟民没有让当地的干部陪同，自己沿著那条主街慢慢地走。
    他走到一个菜市场门口停下来。
    菜市场不大，几十个摊位，卖菜的、卖肉的、卖水果的，稀稀拉拉的，顾客不多。
    他走到一个卖菜的摊位前，蹲下来，看著那些码得整整齐齐的青菜、萝卜、土豆。
    摊主是个五十来岁的妇女，穿著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头髮有些乱，用一根橡皮筋扎著。
    她看见有人来，赶紧招呼，“同志，买点菜吧，这些都是自家种的，新鲜，没打过农药。”
    林惟民拿起一把青菜，在手里掂了掂。“大姐，这菜多少钱一斤？”
    “两块。”
    “一天能卖多少？”
    妇女嘆了口气，把那把青菜从他手里接过去，重新码好。
    “卖不了多少。
    县城人少，买菜的也少。
    贵了没人买，便宜了不赚钱。
    凑合著过唄。”
    她的语气很平淡，平淡得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毫无关係的事。
    但林惟民听出来了，那种平淡底下，是苦，是累，是看不见希望的无奈。
    他没有买那把菜，但记住了那个摊位，记住了那个妇女的脸，记住了那句“凑合著过唄”。
    他不知道那个妇女叫什么，不知道她住在哪里，不知道她家里还有几口人、日子怎么过。
    但他知道，像她这样的人，在这片土地上还有很多很多。
    他们不抱怨，不闹事，不指望谁来拯救他们，就这么一天一天地凑合著过。
    他们的“凑合”，不是认命，是没办法。
    不是不想过好日子，是不知道好日子什么时候才能轮到他们。
    从菜市场出来，林惟民又去了县城边缘的一所小学。
    学校不大，一栋三层的教学楼，一个水泥操场，操场上立著一根旗杆，旗杆顶端的国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他走进教学楼，顺著走廊慢慢走。
    教室的门开著，里面传来孩子们读书的声音。
    他站在门口，透过门缝往里看。
    教室里的桌椅高矮不一，有的很旧了，桌面坑坑洼洼的，有的还能看出原木的顏色。
    黑板上写著几行字，粉笔字跡有些模糊。
    一个年轻的女老师正在讲台上领读课文，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孩子们跟著她读，拖著长长的童音，有些字咬得不太准，但读得很认真。
    林惟民没有进去打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他走到校门口，碰见一个头髮花白的老人，手里拎著一个塑胶袋，袋子里装著几个馒头和一瓶水。
    老人看见他停下来，上下打量了一眼。
    “同志，你是上面来的吧？”
    林惟民点了点头。
    老人指了指学校里面，声音有些沙哑。
    “我孙女在这上学。
    成绩好，班上前几名。
    我天天来给她送饭，家里离得远，中午来不及回去。
    她爸妈在外面打工，一年到头回不了一次。
    就我跟她两个人，凑合著过唄。”
    又是“凑合著过唄”。
    林惟民在那所小学门口站了很久，直到那个老人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尽头，直到孩子们的读书声渐渐低了下去，直到太阳从头顶移到了西边。
    他转身走了，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没留下任何话。
    他知道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把那些差距抹平，把那些凑合著过的日子变成不凑合，才是他现在该做的事、唯一该做的事、必须做到的事。
    回到京城，林惟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把这次调研的笔记整理出来。
    他没有让秘书代劳，自己一笔一划地写，写得很慢很仔细。
    那个卖菜的妇女说的话，那个老人说的话，那个老师讲课时的神情，那些孩子们读书时的声音，他都记了下来。
    他怕自己会忘，怕自己坐在办公室里久了会被那些数据和报告淹没，怕自己会变成那种只知道看材料、听匯报、批文件的干部。
    他不是那种人，他也不想成为那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