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省城已经是傍晚了。
    林惟民没有回家，直接去了办公室。
    他坐在办公桌前，把那两个红色项目的材料又翻了一遍，在石门沟村那一页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
    “该村水源为地表水，易受污染，建议改用深层地下水。
    管道铺设需避开岩层，可考虑沿乡村公路埋设，减少施工难度。
    资金缺口由省里统筹解决，县里负责组织实施，年底前必须通水。”
    写完之后他把材料递给小周，让小周复印分送相关领导和部门，並限期一周內拿出解决方案。
    第二天，他又去了那个职业教育园区。
    园区在市郊的一片空地上，占地好几百亩，规划得很气派，教学楼、实训楼、图书馆、学生公寓、食堂、运动场，一应俱全，但大多数建筑只完成了主体结构，外墙还没来得及粉刷，红砖裸露著，脚手架还没有拆除，生锈的钢管在阳光下泛著暗红色的光。
    工地上冷冷清清的，看不到几个工人，只有几个看门的老头在传达室里打牌，牌摔在桌上的声音啪啪响，在空旷的工地上迴荡著。
    几栋已经封顶的教学楼的窗户还没有安装，黑洞洞的窗口像是无数只空洞的眼睛，茫然地望著天空，望著远处正在建设中的新城区，望著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
    园区的负责人是个四十出头的男人，姓赵，穿著一件皱巴巴的夹克，头髮乱糟糟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像是很久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了。
    他站在林惟民旁边，手里拿著一份厚厚的匯报材料，材料被他翻得边角都捲起来了，但林惟民没有接，只是让他说，说说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堵点到底卡在哪个环节，瓶颈到底是钱不到位还是人不干事。
    赵负责人张了张嘴，想说的很多，但组织了半天语言，最后只是嘆了口气，指了指远处那几栋空荡荡的教学楼。
    “林书记，钱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项目拖得太久了，久到原来的规划已经不適应现在的需求了。
    我们想调整规划，但调整规划要走程序，走程序要时间，时间一拖，施工单位就等不了，施工单位走了，工地就停了。
    停了再想重启，比新开工还难，因为原来的合同要变更、原来的材料要处理、原来的工人要重新组织，一来一去，又是一年。”
    林惟民站在那栋没有窗户的教学楼前面，仰头看著那些黑洞洞的窗口。
    窗口的边缘参差不齐，有的是因为施工误差，有的是因为后来被人为破坏了，砖块从窗口脱落下来，掉在地上碎成几块，野草从碎砖的缝隙里钻出来，绿得发亮。
    风吹过那些窗口的时候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这栋建筑在哭泣，在为它被荒废的青春哭泣，为那些曾经在这里挥洒汗水的工人哭泣，为那些本该在这里读书却去了別处的孩子们哭泣。
    “规划的事，我来协调。
    省里相关部门联合审批，特事特办，不搞串联审批，一次过会，一周之內出结果。
    施工单位的事，你来负责。
    原来的合同如果无法继续履行，依法解除，重新招標。
    工期要倒排，质量要保证，安全要第一。
    这个园区不能再拖了，拖到现在已经对不起这片土地了，不能再对不起將来在这里读书的孩子们。”
    赵负责人的眼眶红了，但没有让眼泪掉下来，只是用力地眨了几下眼睛，把那点湿意逼了回去。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在匯报材料的空白处飞快地记著，笔尖在纸上划拉得很快，字跡潦草得只有他自己能看懂，但那些字他不需要看，他已经记在脑子里了，刻在骨头里了。
    从职业教育园区回到省城，林惟民又连续召开了几个协调会，逐一研究那几项黄色进度项目的推进情况。
    有的项目缺资金，他协调財政厅追加预算；
    有的项目缺政策，他协调相关部门出台支持措施；
    有的项目缺协调，他亲自打电话给相关市县的负责同志，把该说的话说透，把该压的担子压实，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態。
    每一次协调会都不长，最多一个小时，但每一个小时都解决了一批问题、打通了一批堵点、推进了一批项目。
    沙瑞金和李达康也参加了其中几个协调会，三个人坐在会议桌的一侧，对面是相关厅局和市县的负责人。
    林惟民坐在中间，左边是沙瑞金，右边是李达康。
    他不苟言笑，话不多，但每一句都直指要害，让对面的人额头冒汗，让旁边的人心里有数。
    四月中旬，石门沟村的饮水工程重新开工了。
    省里拨付的专项资金到位了，县里重新组织了施工队伍，优化了设计方案，把水源点从山脚的地表水改成了深层地下水，管道铺设避开了岩层，沿乡村公路埋设。
    工地上机器轰鸣，工人们干得热火朝天，村口那棵老槐树下，那几个老人每天搬著小板凳坐在那里，看著工人们干活，看著管道一节一节地向前延伸，看著水龙头一个个地安装到户。
    那个择菜的老太太每天都去看，看著看著眼眶就红了，她用粗糙的手背擦著眼睛，嘴里念叨著“快了快了，快了快了”。
    旁边的老人问她什么快了，她指了指远处正在施工的工地，说水快了，水快了，水快到家门口了。
    五月上旬，职业教育园区的规划调整方案通过了省里的联合审批，新的施工单位进场了，工地上又响起了机器的轰鸣声和工人们的號子声。
    那几栋红砖裸露的教学楼开始粉刷外墙，脚手架重新搭了起来，工人们繫著安全带在上面忙碌著，像是一群蚂蚁在一棵巨大的树上攀爬。
    赵负责人站在工地门口，看著那些重新亮起来的灯光。
    这一次他眼泪流了下来，在脸上划出两道细细的水痕，被风吹乾了又流出来又被风吹乾了。
    五月底，石门沟村通水了。
    当清澈的自来水从水龙头里喷涌而出的时候，那个择菜的老太太捧了一捧送到嘴边尝了尝，然后笑了，笑得满脸的皱纹都舒展开了，像是阴了很久的天终於放晴了。
    她的儿子从外地打电话回来，问她在干什么，她说在接水，自来水通了，甜丝丝的，比井水甜多了。
    儿子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老太太记了很久的话。
    “妈，您享福了。”
    老太太把这话学给邻居听的时候，眼眶红红的，但嘴角是往上扬的，那笑和泪同时掛在那张刻满皱纹的脸上，谁也分不清哪个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