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老师转过身来，看见门口站著几个陌生人，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把手里的课本放在讲桌上走过来。
    她穿著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头髮扎成低马尾，脸上不施粉黛但皮肤很白皙，在这偏远山村的灰扑扑的背景下显得格外清秀，像是从城市里搬来的一盆茉莉花，被乡野的风吹得枝叶摇曳，却没有失去那点清高的底色。
    “您好，请问您是？”
    老陈掏出工作证亮了亮。
    “省里来的，下来看看。
    你贵姓？
    从哪里来的？”
    女老师姓孙，叫孙晓雨，去年从省城师范学院毕业，参加“特岗计划”来到石门坎小学。
    她是北方人，家在千里之外的城市，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她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也是村里第一个考上省城大学的女孩子。
    “当时分配的时候，同学都往县城挤、往镇上跑，你分到石门坎来，不怕苦吗？”
    老陈的问话很直接，不是客套，是真的想知道这个城里姑娘为什么愿意跑到这个连快递都不送的深山沟里来当孩子王。
    孙晓雨笑了笑，露出两颗小虎牙，那笑容不是装出来的，是一种骨子里的阳光。
    “苦是苦，但孩子们可爱呀。
    他们每天早上站在校门口等我，老远就喊『孙老师好』，喊得整栋楼都听见了。
    冬天的时候他们从家里带烤红薯给我，用旧报纸包著，塞在我办公室抽屉里，我一打开抽屉香气扑鼻。
    还有一次我感冒了嗓子哑了，第二天上课发现讲台上放著一杯胖大海泡的水，杯子上贴著一张纸条，写著『孙老师您辛苦了快点好起来吧』，是班里最调皮的男生写的。”
    孙晓雨说这些的时候眼睛亮亮的，声音里有一种被爱包围著的人才有的那种暖意。
    “留下来当然是因为有留下来的理由。
    不是因为条件好，是因为这里的人好，孩子们也好，乡亲们也好，校长也好。
    他们对我好，我就捨不得走，走了心里会疼，会想他们。”
    老陈在教学楼后面的教师周转房里见到了另一位老师，四十多岁的张老师。
    他是本地人，在这所学校教了二十多年书，当年是石门坎考出去的第一个中专生，毕业后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他主动要求回到石门坎。
    他说他忘不了当年自己背著书包走几十里山路去镇上上学的日子，那时候路比现在烂多了，雨天泥浆没过脚踝，晴天尘土能糊住眼睛，他想让这条路上的孩子们走得比当年他走的时候稍微轻鬆那么一点点。
    他的宿舍在一楼，是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间，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衣柜。
    桌上摊著学生的作业本，他正在批改五年级的数学作业，红笔的笔帽没来得及盖上，就搁在本子上，桌角还放著一杯浓茶，茶水早就凉透了，茶叶梗浮在水面上，像是一艘艘搁浅的小船。
    老陈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他怕自己的鞋底太脏踩脏了人家刚拖过的地板。
    张老师听见动静抬起头，认出老陈来，赶紧站起来，因为起得太猛太急了，椅子往后一倒发出了很大的哐当声，差点砸到后面的墙上。
    两个人握了握手，张老师的手粗糙，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著洗不掉的粉笔灰和一些暗色的、不知道是什么的斑点。
    “张老师，这些年辛苦你了。
    一个人在石门坎坚守这么多年，不容易。
    人都老了。”
    张老师笑了，笑得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像秋天被风吹皱的湖面。
    “习惯了。
    不辛苦。
    看著这些孩子一批一批地长大，一批一批地走出石门坎，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学了手艺，有的回到乡里当了干部，有的在外面做生意发了財。
    他们过年回来看我，叫我一声『张老师』，我就觉得值了。
    这辈子值了。
    当老师不图什么，就图这一声老师，听到耳朵里，暖在心窝里，能暖好多年。”
    老陈在周转房旁边的空地上站了一会儿，看著远处那些被夕阳染红的山峦。
    他问张老师现在学校的老师够不够用、年轻老师能不能留住、还有什么困难需要省里帮忙解决。
    张老师掰著手指头算了算，现在全校八个老师，加上校长八个半，校长也算半个老师因为他也要上课。
    以前最困难的时候全校才五个老师，有两个还是快退休的老教师，身体支撑不住，只能上半天课休半天。
    这两年好多了，省里的补贴標准提高了，职称评审有了单独通道，周转房也建起来了，年轻老师愿意来了，来了也能留下来了。
    去年新来的两个年轻老师都签了好几年的服务期合同，一个是省城来的孙晓雨，一个是隔壁县来的小伙子。
    张老师说到这里的时候掰著手指数了数，他们学校这一年来没有一个人申请调走，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以前每年暑假开学前他都要提心弔胆好一阵子，生怕接到哪个老师的辞职电话，现在不怕了，人心稳了，队伍就稳了；
    队伍稳了，质量就上来了；
    质量上来了，老百姓就愿意把孩子送到这里来了；
    孩子来了，希望就来了。
    老陈上车之前回过头看了学校最后一眼。
    教学楼二楼的灯还亮著，那是孙晓雨的房间，窗帘拉著，窗帘后面透出暖黄的光影。
    楼下的操场上，张老师正拿著一把大扫帚在扫地，把下午孩子们上体育课留下的脚印和树叶碎屑一点一点地扫乾净。
    角落里的旗杆上，那面已经褪色但依然鲜红的国旗在夜风里猎猎作响。
    回到省城后，老陈连夜赶写了一份调研报告。
    报告的题目他用了一整晚反覆斟酌，最后敲定的是“大山深处的坚守与希望”。
    他在报告里写了张老师，写了孙晓雨，写了石门坎小学这些年来的变化，也写了他跟张老师说的那些掏心窝子的大白话。
    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天快亮了，他在报告的最后几行加了一段自己的感触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实施一年多来，我省乡村教师流失率由原来的百分之十几大幅下降到百分之几，山区学校的空岗率大幅降低、学科结构失衡有所缓解。
    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张老师这样的人，孙晓雨这样的人，那些在深山里的教学点年復一年坚守的普通人。
    他们不是英雄，也不觉得自己是英雄，他们只是在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值得做的事、不后悔的事。
    把应该做的事做好，把值得做的事做长久，把不后悔的事做成一辈子的记忆，这就是我们对乡村教育最大的贡献，也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深的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