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点苦涩，又有点认命的味道。
    “走不了。
    走了这些老头老太太谁管？
    县医院倒是想要我，但这边不放。
    说是骨干，走了没人顶。
    一拖就是十几年，拖到现在也不想走了。”
    林惟民走进诊室，在病人坐的那张凳子上坐下来，跟医生面对面。
    “卫生院现在最缺什么？”
    医生想了想，把眼镜摘下来用白大褂的衣角擦了擦又重新戴上。
    “缺人，缺设备，缺钱。
    人就不用说了，整个卫生院连我在內只有三个医生，两个护士。
    一个医生要管好几个科，內科、外科、儿科、妇科，什么病都得看。
    设备也不行，最好的设备就是那台半自动生化分析仪，还是五年前配的，现在经常出毛病，修了又坏，坏了又修。想换个新的，没钱。
    想培训进修，没人顶班。
    想招新人，没人愿意来。
    来的待不了两年就走了，嫌偏远，嫌待遇低，嫌没前途。”
    林惟民听著，没有打断，目光在诊室里扫了一圈。
    墙上的插座面板脱落了，露出里面的电线，用胶带缠著，胶带已经发黄了。
    地上铺的瓷砖有几块裂了缝，缝隙里嵌著黑色的污垢。
    窗台上的那盆仙人掌倒是长得不错，绿油油的，还开了两朵小黄花，在灰濛濛的背景下显得格外醒目。
    “养老院那边，您了解吗？”
    林惟民把目光从仙人掌上收回来，重新落在医生脸上。
    医生点了点头。
    “了解。卫生院跟养老院有合作，每个月去给老人做一次健康体检。
    那边的老人，大多数都有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心臟病、关节炎，有的还有老年痴呆。
    养老院的条件比卫生院还差，护工不够，一个护工要照顾七八个老人，忙不过来。
    伙食也一般，有的老人嚼不动硬的，只能吃稀饭、麵条，营养跟不上。”
    林惟民从凳子上站起来，伸出手跟医生握了握，手掌落在那只握了十几年听诊器的手上，粗糙，温暖，指节粗大。“谢谢您，医生。您辛苦了。”
    医生愣了一下，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林惟民已经转身走出了诊室。
    从卫生院出来，林惟民上了车，让小周把车开到镇上的养老院。
    养老院在镇子的另一头，离卫生院大概两公里路，是一栋三层的旧楼房，外墙刷著白色的涂料，有些地方脱落了，露出底下灰扑扑的水泥。
    院子不大，种著几棵泡桐树，叶子落光了，光禿禿的枝干伸向天空，像是伸著无数只手在乞討什么。
    院门口的铁门半开著，门卫室里没人，只有一只老猫蜷缩在椅子上打盹，尾巴尖偶尔动一下，像是在驱赶什么看不见的蚊虫。
    林惟民走进院子，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扑面而来，是消毒水混著老人身上特有的那种味道，还有饭菜的油烟味，几种味道搅在一起，让人忍不住皱了皱鼻子。
    一楼走廊的灯没开，光线有些昏暗，只能靠著窗户透进来的那点自然光照亮。
    走廊两边的房间门都开著，有的老人在床上躺著，有的坐在轮椅上发呆，有的在房间里慢慢踱步，嘴里念叨著什么，听不清內容。
    一个护工端著盆从走廊那头走过来，盆里堆著换下来的床单，堆得高高的几乎要遮住她的视线。
    她看见林惟民，停下来把盆放在地上，两只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同志，您找谁？”
    林惟民摇了摇头，目光落在她身后那间半开的房门上。
    “不找谁。
    来看看。
    您是这儿的护工？”
    护工点了点头，四十出头的样子，脸晒得黑红黑红的，额头上沁著细密的汗珠，大概是刚忙完一阵。
    她的围裙上沾著水渍和几根白髮，围裙的系带系得很紧，勒出一道深深的痕跡。
    “干几年了？”
    护工想了想，把散落在额前的头髮拢到耳后。
    “三年多了。
    以前在家种地，地流转了没事干，就来了这儿。”
    “累不累？”
    护工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点苦涩，但更多的是习惯成自然的淡然。
    “累。但习惯了。
    这些老人，有的儿女在外地，一年到头来不了一回。
    有的没有儿女，就一个人。
    我们不管谁管？”
    林惟民顺著走廊往里走，走到一间房门半开的房间门口停下来。
    房间里住著两个老人，一个躺在床上，闭著眼，不知道是睡著了还是醒著；
    另一个坐在床沿上，手里拿著一把梳子，慢慢地梳著头髮，头髮已经全白了，稀稀疏疏的，梳一下掉几根，落在她的膝盖上，像是一层薄薄的霜。
    床头柜上摆著一张照片，是一个年轻男人的证件照，塑封的，边角已经磨圆了。
    老人看见林惟民站在门口，停下来看了他几秒，又低下头继续梳头髮。
    林惟民走进去，在床边的凳子上坐下。
    凳子很矮，坐下去膝盖几乎顶到胸口，但他没有在意就那么坐著，看著老人手里的梳子一下一下地从髮根梳到发梢。
    “大娘，您儿子？”
    老人抬起头，顺著林惟民的目光看到那张照片，点了点头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哭。
    “在深圳打工。
    好几年没回来了。
    打电话说忙走不开。”
    她把梳子放下，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指无意识地搓著，搓得指节发白。
    “也不知道他吃得好不好，穿得暖不暖。”
    林惟民沉默了一下，伸出手轻轻拍了拍老人的手背，那手乾枯得像冬天的树枝，皮肤薄得能看见下面的血管。“大娘，您在这儿住得惯吗？”
    老人想了想，目光在房间里扫了一圈，像是在寻找什么。
    “还行。
    吃的有人做，衣服有人洗，生病了有人管。
    就是闷。
    没人说话。隔壁的老张头耳朵背，跟他说什么都听不见。
    对面的李大姐中风了，躺在床上不能动，跟她说话她也不应。”
    林惟民站起来，把凳子推回原位，跟老人道了別转身走出房间。
    走廊里的光线更暗了，不知道是哪盏灯坏了，还是根本就没开。
    他走到楼梯口，往楼上看了看，楼梯的台阶上铺著防滑垫，垫子已经磨得差不多了，有些地方露出了下面的水泥。
    他没有上楼而是转身下了楼，走到院子里。
    小周正站在泡桐树底下等著，手里拿著手机，大概是怕林惟民找不到他。
    老张把车开到了院门口，发动机没熄火，排气管里冒出一缕缕白气，在冷空气里很快散开。
    “书记，下一站去哪儿？”
    小周把手机揣进口袋里，拉开车门。
    林惟民站在泡桐树底下，仰头看著那些光禿禿的枝干，枝干的顶端有几个细小的芽苞，褐色的，紧紧的，不仔细看根本看不见。
    他看了一会儿收回目光弯腰上了车。
    “去学校。”
    车子从养老院开出来，拐上了一条更窄的路，路两边是收割过的稻田，稻茬在冬日的阳光里泛著金黄，偶尔有几只麻雀从田埂上飞起来，扑稜稜的，落在远处的电线上，排成一排，像是五线谱上的音符。
    大约开了十分钟，车子在一所小学门口停下来。
    学校不大，一栋三层的教学楼，一个水泥操场，操场边上立著一根旗杆，旗杆顶端飘著国旗，在风里猎猎作响。
    操场上有一群孩子在跑步，排著歪歪扭扭的队伍，跑在最前面的那个男孩举著一面小红旗，旗子被风吹得展开来，上面的星星在阳光下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