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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2章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第322章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顾炎武见此人果然是一道赴考的考生,好感大盛,也报了自己名號,与他一同返回广州城。
    路上相谈两句,他二人发现彼此都是復社成员,都对腐朽的八股文不屑一顾,都对大明朝廷颇感失望,甚至救国主张,施政理念也几乎相同,不由生出知己之感,相约明日一早,再一同来守心阁看书。
    次日天刚蒙蒙亮,顾炎武便急忙起床,洗漱一番到楼下时,便见黄宗羲已在楼下等著了,二人一路结伴相谈,走入守心阁中。
    二人坐在昨天位置上,分別取了书来读,顾炎武挑的还是《皇明海外诸夷志》,黄宗羲则选了本培根的《新工具》。
    两人一直坐到正午,饿得头晕眼花,守心阁內为保护书籍不许吃饭,好在大学外面有大量的茶摊、麵摊,热闹的仿若集市,二人便结伴出阁吃些东西。
    黄宗羲家庭拮据,隨身带了干饼,只要了一碗粗茶,顾炎武虽是江东豪族,可顾及朋友感受,也只点了素麵和一两样清淡小菜,请朋友一起品尝。
    二人一边吃饭,一边交流上午的读书感悟,都对这守心阁大加讚赏,更对那百姓口中的舵公,士子口中的夏王憧憬非常。
    这倒不是二人为功名硬拍马屁,也不是能免费看书得了实惠而心生好感。
    实在是大夏的施政理念与二人的主张高度相符。
    譬如二人都否定程朱理学和八股文,主张学文必须能“经世致用”;主张高薪养廉,严格考核,裁撤冗官,反对党爭內耗;反对三响加派,横徵暴敛,主张轻摇薄赋,藏富於民;主张发展工商,反对一潭死水的户籍划分;坚持华夷之辨,坚决抵抗建奴,早日收復辽东。
    这其中的每一条,都被大夏做到了,而且比他二人的粗浅理论做得更完善。
    二人置身大夏境內,颇有种如鱼得水之感,都摩拳擦掌,准备考上功名后,为自己心中的理想国添砖加瓦。
    顾黄二人正谈得起劲,一旁有人出言讥讽:“听两位口音,是浙直一带人士吧?二位的秀才功名是在明廷考的,为何千里迢迢来大夏乡试?说到底无非求功名利禄而已,空谈天下兴亡,岂不令人耻笑?”
    顾黄二人向说话人望去,见对方也是个儒生,想来是本地士子,嫌外来士子占了科举名额。
    顾炎武笑道:“兄台这话不对,如今天下大乱,有识之士自然要择优而仕,方能一展所长。”
    本地士子道:“说的好!既是天下大乱,你身为浙直学子,为何不在本地出仕保家卫国?来我大夏科举,说到底还不是在北边考不上?”
    “你!”黄宗羲拍案而起,又被顾炎武拦下,只听他正色道,“既是天下大乱,我辈来大夏科举,自是为救天下!自古有亡国,有亡天下,二者何异?
    曰:易姓改號,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於率兽食人,人將相食,谓之亡天下。
    昔者蒙元代宋,衣冠涂炭,斯文扫地,谓之亡天下,若建奴入关,剃髮易服,毁我纲常,亦然。
    今观玄夏代明,易姓改號而,於天下无碍,华夏衣冠、圣贤之道无所损也,何足深咎?。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我辈所以择而仕者,非苟全性命以图富贵,实不忍天下沦胥,欲存斯文於一脉也,科举恩科,行之以道,於忠义大节,固无伤也。”
    “说的好!”黄宗羲愣了片刻,接著鼓掌叫好,“这番亡国、亡天下之论,在下还是头次听到,当真茅塞顿开!”
    那本地士子闻言瞠目结舌,怔了片刻后,起身灰溜溜的逃走了。
    顾炎武淡然一笑,並不以为意,与黄宗羲继续谈笑。
    茶摊中人来人往,正赶上饭点,来吃饭的大学学子很多,其中一桌人坐下后,就大谈律法,话题不时还延伸到理学、心学、朝堂上去。
    黄宗羲本不想偷听,奈何那桌学子正为几个法条爭论,声音很大,加上黄宗羲本就对律法感兴趣,想不听都不行。
    其中一学子道:“观诸明廷之弊,坏就坏在党爭上,所以新法得立法杜绝朋党才行。
    “”
    另一学子道:“小人结党,君子不结党,这样岂非君子要屡败於小人?”
    “东林党成立之初也自比君子,大谈兴復救国,结果如何?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自己可定不准。”
    “元仲兄,你的“性恶论”又来了!”
    被称作元仲兄的学子道:“好,那咱们不谈善恶,且说什么叫结党?法律得客观公正才行,怎么界定谁结了党,谁没结?在阉党们看来,叶阁老还是东林党呢。在赵南星看来,他至死也只是清流一脉。结党与否既无標准,如何裁定判罚?”
    另一学子打圆场道:“罢了罢了,宪法只定原则,不定法条,结党违法与否,还是暂且搁置,先定民法、刑法相关原则为上。”
    黄宗羲听得实在心痒难耐,忍不住上前拱手道:“诸位兄台,浙东黄宗羲,適才无意间听闻各位辩论法制,在下也有些浅见,想与各位请教。”
    大学內学术氛围极为自由,学子们早习惯集体辩论商討的学术模式,乾脆拉出凳子,邀请黄、顾二人同桌。
    元仲兄介绍自己是李世熊,同桌之人也互报姓名,一一引见。
    客套一番后,李世熊道:“不知黄兄有何指教?”
    黄宗羲起身拱手道:“指教不敢当,只是拋砖引玉罢了,在下以为,若要行新法,首要就是解决治人治法之辩。”
    所谓“治人治法”,是荀子最先提出的,其观点是“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
    在《中庸》中,孔子也有类似观点,认为“为政在人”。
    粗暴的讲,就是有好法律没用,关键得有好人,也就是所谓的君子。
    这个辩题归根到底,还是李世熊提的那个问题,究竟是权生於法,还是法生於权。
    黄宗羲毕竟与李世熊等人不熟,只是拋出问题,不敢阐述自己离经叛道的观点。
    不过在座的都是聪明人,黄宗羲既拋出这个辩题,他什么意思,大家也就都明白了。
    李世熊与同窗们对视一眼,相视一笑。
    “黄兄是想说,既要立法,就要立天下之法,而非一家之法。既要行新法,就要令皇权在法之下,而不能超脱法外,对吧?”
    黄宗羲闻言,顿时嚇出一身冷汗,他万万没想到李世熊把他的观点说得如此露骨,这话不论在大明还是大夏,都是触犯皇权的顶级忌讳,危险程度堪比在天启朝骂魏忠贤。
    不过黄宗羲毕竟年轻气盛敢作敢当,一瞬惊慌过后,梗著脖子道:“不错!”
    李世熊笑道:“那敢问,皇帝犯法,如何惩戒?谁去立法,谁去司法?”
    黄宗羲道:“强相权,以制皇权。”
    “若皇权强过相权,如洪武皇帝罢黜宰相,当如何?若相权独强,如王莽谋权篡位,当如何?”
    黄宗羲顿时陷入迷茫,李世熊循循善诱,把林浅那日讲的三权分立,分权制衡,权法之辩等道理,都讲给了黄宗羲听。
    黄宗羲初时还能辩驳两句,越听越是心惊,直到最后如遭五雷轰顶,颓然不语,种种反应和当时的李世熊一模一样。
    李世熊见状,又把王上安慰他的话,有样学样,讲给黄宗羲。
    黄宗羲听完后慨然长嘆,起身拱手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黄某后学末进,今日受教了。”
    顾炎武也起身道:“在下能闻听此言,已不枉来广州一遭,先生在上,请受学生再拜!”
    黄宗羲接道:“也请受学生再拜!”
    李世熊连忙起身,拖住二人,笑道:“二位兄台不当拜我,在下也只是鸚鵡学舌而已“”
    顾黄对视一眼,黄宗羲问道:“敢问说出此言的,是哪位当世大儒?”
    顾炎武见李世熊等人都是一身书生气,出现在大学旁的茶摊上,定是大学学生,心中恍然,喃喃道:“难怪人人都说徐山长学贯古今,今日领教了————”
    李世熊摇头道:“山长学问大不假,可这番话却是王上说的。”
    顾炎武微微愣神:“王上?夏王?”
    “正是,说来惭愧,在下闻听此言时,与黄兄反应一般无二,连开导之言,都是照搬王上的。”
    黄宗羲神色骇然,確认道:“李兄是说,这番话是王上对兄台亲授?”
    “確实是王上亲口对在下和同窗们说的。”李世熊说罢,只见顾、黄二人,眼中神色从震惊转为浓浓的艷羡。
    一旁的大学学子道:“咱们谈论的法制,也不是空谈,而是定下之后,真真切切要实行的,这是文法学院的毕业课题,我们暂命名为大夏律”。”
    “什么意思?什么叫真切实行?定下来就用?让诸位兄台定?”黄宗羲顾不得仪態,连发四问。
    那学子道:“然也。王上说了,此法订立,可以请教任何人,只要是善法就能记录其间,二位兄台若有良言,我等亦可添入法条之中。”
    顾炎武震惊当场,默然无语。
    黄宗羲抬头望天,默默流泪,天启六年,其父黄尊素时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因多次弹劾魏忠贤及其党羽,被阉党假传圣旨,投入锦衣卫北镇抚司詔狱,酷刑折磨致死,正是“东林十二君子”之一。
    黄宗羲时年十六,亲眼目睹父亲被捕,三个月后只收到一具不成人形的腐烂尸体,这种刻骨铭心的仇恨伴他直到今日。
    崇禎皇帝即位后,查处阉党,然而很多阉党成员都躲过一劫,更令黄宗羲深感朝局黑暗和自己的无能为力,对大明不满已至顶峰。
    如今看到大夏愿把立法权交给年轻人,愿立一部公正的天下之法,如何能不激动?
    结合他来广州后的所见所闻,只觉一切都充满勃勃生机,只恨自己没生在福建、广东,没有早到大夏治下为大治之世出力。
    之后一段时日,顾黄二人每天都来大学,上午、下午读书,午饭、晚饭与李世熊討论新法,晚上回客栈温习《四书章句集注》,日子忙碌、疲惫,却很充实。
    又过不久,归庄也隨顾炎武每日来大学读书,渐渐大学西门茶摊,吸引来的有识之士越来越多,人人皆畅谈天下大事,批驳大明弊病,学术氛围极其浓厚。
    李世熊白天领著文法学院的学生,在茶摊商谈新法,记录士子、百姓提出的好点子;
    晚上则在大学里研究如何令烽讯夜间传讯,也忙得头不沾枕。
    与此同时,江西捷报也在不断传来,攻破赣州后,江西似乎再无一座坚城,每天都能听到战线稳步推进的消息,又有某府、某县被攻克。
    一派繁忙与欣欣向荣之中,大夏终於迎来中玄二年的乡试。
    天还没亮,林浅便兴致勃勃地起床,拉著周秀才去贡院视察。
    广州贡院之前为迁都拆毁,修建了府衙,所以乡试考场就定在广州东门外的城郊,摆上桌椅,支起遮阳伞,围上帷幕,就是个考场。
    这条件看起来简陋,但和牢房一般的贡院相比,已很不错了。
    黎明前后,士子们已陆续赶到考场外围,等待搜身进入考场。
    有士兵拿著铁皮喇叭喊道:“不许携带饮食、炭火、乾粮,午饭由贡院统一发放!不许携带饮食————”
    除了八股內容放宽外,大夏科举在考试形式上,也做了诸多变化,发放饮食就是其中一项。
    以往科举,饮食由考生自带,有夹带可能,不利於搜查不说,在狭小號舍中,煮饭、
    热饭都是麻烦事,只能啃乾粮吃冷食,饿肚子,闹肚子,病倒的,失火的不计其数。
    发放饮食,就能將这些麻烦全部避免,何乐而不为?一顿饭、一壶热水才花几个钱?
    至日出时分,考生均已入场,按提前配发位號就坐,考官穿梭其间,下发试卷。
    林浅就在考场正东,主考官的摊位上,隨手拿起一份备用试卷查看。
    只见一份试卷就是三张大白纸,在其背面有每卷的考题。
    林浅翻开第一张,只见考题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没有句读,没有標点符號,甚至没有问题。
    不过林浅毕竟研究过科举,知道这个题目翻译为现代语境就是:“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根据材料立意,自选角度,自擬標题,写一篇八股文。”
    当然,这是大夏的科举风格。
    在大明语境下,自选角度是不可能的,標准答案只有一种角度,那就是朱熹的角度。
    程子、朱子对这话的理解为:
    民为贵,不是说民可凌驾於君上,而是君要以民为本,体恤民生。
    社稷次之,因为社稷是为民而立,无民则无社稷。
    君为轻,是指君之尊贵繫於民心向背,失其民则失其君,而不是说君权不尊。
    打个比方就是,老百姓之於君主,就像耕牛之於农民,耕牛没了,没法种地,臣民没了,没法统治,所以要像爱护家里的耕牛一样,爱护百姓。
    这听起来怪怪的,因为本质还是给君权至上找补。
    当然,这是朱子的一家之言,孟子这话本意是不是如此,就不得而知了。
    即便找补到了这份上,朱元璋对“民贵君轻”的这一整段论述,仍极为不满,便將其整章刪掉。
    所以,大明开国以来,科举近九十次,没有任何一次,用“民贵君轻”为题。
    即便四书五经都考烂了,为了不重复出题,只能出偏难怪,发明出了“皆雅言也,叶公问孔子於子路。”这种完全狗屁不通的考题,也没人敢触犯君权红线。
    大夏既是继往开来的政权,有接替大明之意,爭夺天下正统,从政治上,自然要用”
    民贵君轻”给自己確立合法性。
    同时,这个试题从没考过,也就没有时文可抄,甚至有些只看时文,不看四书的投机取巧的学子,都没听说过这句话。
    这个考题是林浅自己定的,他自认十分应景。
    除却一篇出自四书的八股文试题外,下一份考卷背面是出自五经的题目,同样要写八股文。
    第三张卷子背面,则是论、詔、表等各一道。
    这看起来题量大,实际上论、詔、表等都是送分题,只有八股文才能拉开差距。
    大明乡试中,首日的八股文有七题,要写整整七篇,导致考试时间紧张,考生难以仔细斟酌字句,只能背大量的时文套路,考试时往上硬凑。
    大题量对选拔人才毫无意义,对阅卷考官来说更是折磨,以至大部分考官都以首篇八股文评判优劣,余者通通不看,可谓是把形式主义做到了极致。
    大夏科举既然是为选拔人才,就要一股脑地割除这些积弊。
    “咚!”卯时初刻,考场中一声铜锣响,考生被允许翻开考卷,审阅题目,开始答题。
    林浅背著手到帷幕外偷听,只听考场中,一阵倒吸冷气的声音,显然士子们都被这“民贵君轻”的题目惊到了,不觉嘴角微勾。
    號舍中,顾炎武见到考题的一剎那,不禁浑身汗毛倒竖,这题目出的著实石破天惊,不过紧接著,他就又觉快意,这才是能激人思考下笔的好题目,比那些“有情对”、“无情对”的文字游戏,有意义的多。
    他细想片刻,在心中理出思路,然后在草纸上写下“黎庶为兴衰之本,吏治为安邦之要”的两句破题,从民生、赋税、吏治入手,大谈爱民之道,这算是务实、平和的写法,不犯忌讳,又委婉的表达了观点。
    这既不算对朱熹观点的人云亦云,也没有否定朱熹提出的君权至上。
    不远处另一个號间中,黄宗羲则写道,“兆姓立乾坤之主,一姓居藩辅之次”,这两句则更为激进。
    他的观点则是实现民贵不能靠帝王的良心,要制规矩,限君权,立意深远,观点犀利,可缺乏实际措施。
    考生们一直写到正午,果然有人来送饮食,每人一竹筒热水,一碗米饭,一份拌豆腐,一份拌豆芽。
    都是些清淡至极的菜色,可胜在新鲜,考生们不至於吃坏肚子。
    吃完饭后,还有人又来倒了一竹筒热水。
    到晚上时,便有人来收卷,放考生们回广州城居住,第二日,再来考策论。
    大夏简化版的科举只需考两天,相比大明乡试的九天六夜,极大减少了对考生的身心折磨,获得了一致好评。
    就在当晚,首场考试的阅卷工作也立刻开展。
    因为乡试之后不到两个月就是会试,所以阅卷丝毫耽误不得,只能辛苦考官了。
    为加快阅卷效率,除常规的科举考官外,林浅还调配了叶益蓀手下及文法学院的学生帮忙。
    考卷都是糊名的,另有专人誉录,极难作。
    事实上,上千年科举发展至今,其防作弊的制度已极为先进,只要考官本身不出问题,想作弊考中,几乎不可能。
    林浅深夜亲至大学,监督阅卷工作,並要来了考生名单核对。
    乡试一般是在各省省会进行,外地考生则需前往广州应试,是以广州乡试的考生极多,本地外地加起来,总共有近两千人。
    林浅翻看考生名单,果然在其中看到两个熟悉的名字。
    顾炎武、黄宗羲,这二人在后世被称作思想家,不以实干著称,殊不知那是因为大明埋没人才,导致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著书立说,发发牢骚。
    歷史上,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是实地走访了山东、河北、山西、陕西、九边等地写就,把每个地方的地理、兵防、赋税、水利、农业情况记录在案,还总结了各州县施政的利弊得失。
    大明两百多年,黄册、鱼鳞图册编纂无数,到灭国也没能弄明白豪强隱瞒的土地、人口究竟有多少,竟在灭国几十年后,被顾炎武基本理清了。
    他为了写这书,前后用了二三十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堪称是以一人之力撑起的全国数据普查。
    这不是只靠毅力,下死功夫就能做成的事,这得用多源文献互证、时序对標、区域参照、实地走访考据才行,要用朴素统计与社会调研方法。
    一个平头百姓能做到这一点,可谓逆天。
    恰好大夏现在亟待更新的,就是吏治考核,而吏治考核正要以统计学为基础,统计学人才自己就送上门了。
    另一位黄宗羲,此人著作《明夷待访录》,设计了一套近现代国家的制度,已有早期启蒙思想的影子,直到清末时,维新派还拿这本书当思想武器,可见其先进性。
    当然这书也有诸多局限,但未来大夏如果想开启变革,限制皇权,黄宗羲必是最好的人选,哪怕他人死了,其思想也会是改革派最好的武器。
    眼见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已凑齐两人,林浅仔细寻找“王夫之”的名字,可惜未寻得。
    林浅放下名单,对考官道:“地字第二百一十號,玄字第三十五號考生的卷子给我。
    “”
    这两个考號就是顾、黄二人,因为卷子是糊名的,且名单只有林浅手上的一份,是以考官並不知道这两份卷子是谁的。
    递给林浅的两份考卷,其上字跡都是红色,这就是经人誊写的版本,称为“硃卷”,考生原始版本是用正常的黑色墨水写的,称为“墨卷”。
    考官阅卷时,看的都是硃卷,墨卷都是封存的,只在特別需要核对时,才会调用。
    在两份试卷的右上角,还有考官画的戳记,顾炎武的试卷打了个圆圈,黄宗羲的试卷画了个三角。
    林浅指著那戳记问道:“这符號什么意思?”
    考官道:“这两份卷子已阅过了,圆圈是最优,三角是次优。”
    林浅看过一整本程墨时文,对八股文的优劣,也会评判,通读一遍后,只觉两篇文章写的极佳,比大部分狗屁不通的时文好了不止一星半点,不明白为何一份最优,一份次优。
    考官指著黄宗羲的卷子解释道:“这份卷子文笔、经义都是上佳,只是观点过激,所以给他评分降了一等。”
    说观点过激,已十分委婉,黄宗羲文章提出要限君权,这犯了大忌讳,在明廷治下,这种卷子別说降一档,就是把考生抓了治罪,都不为过。
    不过考官也清楚林浅的脾气,只降一档评分,既体现王上的爱才之心,又体现考官对王上的维护之意,怎么都不犯错。
    林浅又把黄宗羲的文章看了一遍道:“改回来吧,要敢让人说话。”
    “是。”考官拿来硃笔,给黄宗羲的三角改为圆圈。
    考官退回原位,房中满是翻越考卷的纸声,不时有好卷子,引得考官们一起欣赏,也有劣作被挑出来,所有人一起嘲笑。
    林浅看著忙碌之景,心中感嘆道:“天下英雄,可以尽展其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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