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九点多，九龙塘的客厅里灯光柔和。沈逸川和林婉清坐在沙发上，面前摊著《偽装者》的稿纸，討论著接下来的剧情。三个孩子已经睡了，屋里很安静，只有墙上的钟在走，滴答滴答的，像一个人在深夜里慢慢地数著什么。茶几上放著两杯茶，林婉清那杯已经凉了，沈逸川的那杯还冒著热气。
    “明楼在76號设计让明台杀了南田洋子，日本人肯定会善罢甘休。”沈逸川用铅笔在稿纸上画了一个箭头，铅笔尖在纸面上发出细碎的沙沙声，“接下来要写藤井怎么报復。你觉得是直接对明楼下手，还是从明镜那里入手？”
    林婉清靠在沙发上，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她想了想，说：“从明镜入手。明楼动不了，明镜一个女人，好欺负。”她的声音不大，但分析得头头是道。
    沈逸川点了点头，在稿纸上写了一行字，正要说什么，门铃突然响了。声音很急促，不像平时客人——张一鹤按门铃是有节奏的，三短一长；送报的小伙计从来不按铃，只敲门。今天这个门铃声又急又脆，像是有什么火烧眉毛的事。
    沈逸川放下铅笔，站起来走到门口，从猫眼里往外看了一眼。门外的灯光有些刺眼，他眯了一下眼睛，看清楚了——三个人站在楼道里。为首的是警务处长鲍威尔，他穿著一身藏蓝色的警服，帽子端端正正地戴著，表情严肃得像是刚从什么重要会议上下来。他身后还站著两名警员，都穿著制服，腰里別著手枪，帽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
    沈逸川的心跳漏了一拍。他打开门，夜风从楼道里灌进来，带著一股潮湿的、说不清是什么的气味。鲍威尔没有寒暄，直接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纸，递到沈逸川面前。纸的上方印著徽章，下面是密密麻麻的小字，沈逸川只看到了“林婉清”三个字和“上海公共租界”几个词。
    “沈先生，打扰了。”鲍威尔的声音不大，但很郑重，每个字都像是在法庭上宣誓一样，“沈太太涉嫌於1935年在上海公共租界杀害了一名英国驻上海租界的官员，需要回警署接受调查。这是逮捕令，请您过目。”
    沈逸川的血一下子衝上了头顶。他感觉自己的耳朵在嗡嗡响，像是有一窝蜜蜂在脑袋里炸开了。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转过身，看到林婉清已经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她的脸色没有变化，只是微微抿了一下嘴唇，那一抿的动作很轻，轻到如果不是一直在看她，根本不会注意到。她看了一眼逮捕证，目光在上面停留了大概两三秒钟，然后抬起头，对沈逸川说：“照顾好三个孩子。”
    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一个被逮捕的人。她没有问“为什么”，没有说“冤枉”，没有看沈逸川的脸色。她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转身走进臥室，从衣柜里取出一件深蓝色的外套穿上，把扣子一粒一粒地扣好。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做一件每天都会做的小事。
    沈逸川跟在后面，站在臥室门口，扶著门框。他的手指在木头上掐出了印痕，指甲盖泛白。“婉清——”他喊了一声，声音有些发涩。
    林婉清扣好最后一粒扣子，转过身看著他。她的眼神很温和，像是在说“没事，我很快就回来”。她走过来，伸手帮他把衬衫领口翻好——他刚才急著开门，领口翘起来了。她的手指凉凉的，指尖擦过他的脖子，留下一道冰凉的触感。
    “別担心。”她说。然后她走到门口，换了鞋，跟著鲍威尔走出了门。她的背挺得很直，步子不快不慢，跟平时出门买菜没什么两样。高跟鞋踩在楼梯上，发出有节奏的声响，一下一下的，越来越远。
    沈逸川站在门口，扶著门框，看著空荡荡的楼道。走廊里的壁灯还亮著，昏黄的光照在绿色的墙裙上，像在水里泡旧了的一张纸。他听到楼下传来车门关上的声音，然后引擎发动，警车闪了几下灯，驶离了。
    他站了大概半分钟，然后关上门，靠在门板上。脑子一片空白，像是被人格式化了。他低头看著自己的手，手指在微微发抖。他攥了攥拳头，又鬆开，又攥紧。客厅里的灯还亮著，稿纸还摊在茶几上，铅笔横放在上面，笔尖朝外。那行字还没写完，“从明镜入手”的“手”字只写了一半，最后一横还没落笔。
    克己被吵醒了。他光著脚从臥室跑出来，揉著眼睛，头髮乱得像鸡窝。他身上穿著那件林婉清上周刚买的睡衣，天蓝色的，上面印著小白兔。他站在走廊里，茫然地看了一圈，没找到妈妈，嘴一撇，哭著喊：“妈妈！妈妈！”
    念祖和怀瑾也出来了。念祖穿著校服裤和白背心，怀瑾披散著头髮，怀里还抱著她的布娃娃。三个孩子站在走廊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看到沈逸川的脸色，也跟著哭了起来。克己哭得最凶，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嗓子都哭哑了。怀瑾抱著布娃娃，眼泪无声地往下掉，滴在布娃娃的脸上。念祖咬著嘴唇，没有哭出声，但眼眶红红的，鼻尖也在发红。
    沈逸川蹲下来，把三个孩子搂在怀里。他的臂弯不够大，搂不住三个，克己坐在他膝盖上，念祖靠在他左肩，怀瑾靠在他右肩。他的脸埋在孩子们的头髮里，闻到洗髮水的香味——林婉清给他们洗的，用的是同一个牌子的洗髮水，椰子味的。
    “妈妈没事，明天就回来。”他的声音在发抖，喉咙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但他努力让自己听起来镇定，“妈妈去办点事，明天就回来了。”
    克己把脸埋在他肩膀上，哭得一抽一抽的，小身子在发抖。“我要妈妈……我要妈妈……”他的声音闷闷的，像是隔了一层棉被。
    念祖咬著嘴唇，没有哭出声，但他的小手攥著沈逸川的衣角，攥得很紧，指节泛白。他的下巴在微微发抖，嘴唇被咬出一道白印。怀瑾拉著沈逸川的衣角，小声问：“爸爸，妈妈去哪里了？她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沈逸川的心像被人攥住了一样。他把怀瑾搂得更紧了一些，声音有些发涩。“妈妈不会不要你们。妈妈只是……去办点事。明天就回来。”
    他不知道自己在说给孩子们听，还是在说给自己听。
    安顿好孩子们已经是半夜了。克己哭累了，抱著林婉清的枕头睡著了，小脸上还掛著泪痕，睫毛湿漉漉的。他的小手攥著枕头的一角，不肯松。念祖和怀瑾也回了房间，灯关了，门虚掩著。念祖躺在床上，眼睛睁著，看著天花板。怀瑾把布娃娃放在枕头旁边，侧过身，用手轻轻拍著布娃娃，像是在哄它睡觉。
    沈逸川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没有开灯。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地板上，像一条细细的银线。他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著，一下一下的，没有节奏。他开始回忆。
    1935年。那一年他还在军统，在上海执行任务。他记得那年的上海很乱，日本人还没有打进来，但租界里已经人心惶惶。他记得自己住在一家小旅馆里，窗户朝北，能看到外滩的灯光。他记得有一次执行任务受了伤，一个人在旅馆里躺了三天，没有去看医生，怕暴露身份。那时候他不认识林婉清。
    他是在1938年下半年才认识她的。在重庆，一个朋友的聚会上。她穿著一件淡蓝色的旗袍，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里，不怎么说话，手里端著一杯茶，一直没有喝。他走过去跟她搭话，问她“你是南京人？”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但他记住了。
    后来结了婚，从重庆到南京，又到了香港。他从来没有问过她1938年以前的事。不是不想问，是觉得没必要。他是军统的高级军官，戴老板亲自批准了他们的婚事，一定会把她的底细查得清清楚楚。如果她有问题，戴笠不会让他娶她。他一直这么自信，从来没有怀疑过。
    但现在，警署的人说她1935年在上海公共租界杀害了一名英国官员。1935年，她还不认识他。她在上海做什么？她为什么要杀一个英国官员？她是军统的人？还是別的什么组织的人？
    他发现自己对她一无所知。
    他想起林婉清这些年的从容。1949年从南京撤退，她抱著怀瑾，牵著念祖，跟著他上了南下的轮船，从头到尾没有哭过。在香港差点饿死，她当掉了玉鐲，五块钱撑了半个月，没有跟他说。被保密局跟踪，楼下出现便衣，她从来没有慌过，该做饭做饭，该洗衣服洗衣服。吴景中登报声明、王升登门、楼下出现便衣，她从来没有怕过。今天被逮捕，她也没有怕过。她只是说“照顾好三个孩子”，然后穿上外套，跟著鲍威尔走了。
    这种从容，不像一个普通女人。
    他开始怀疑——难道她真的做过什么？还是她只是太坚强了？他想起她那双粗糙的手，想起她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想起她在阳台上晾衣服的样子。她每天做这些事，做了这么多年。他不信她是一个间谍甚至杀人犯。但她为什么那么冷静？她是不是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是不是一直在等，等他问？他从来没有问过。他太自信了。
    他摇了摇头。不管她做过什么，她是他妻子，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这就够了。
    凌晨一点，沈逸川开始打电话。
    他先拨了张一鹤的號码。电话响了好几声，张一鹤才接起来，声音带著睡意，迷迷糊糊的。“餵？沈先生？”
    “张兄，婉清被警署抓了。”沈逸川的声音很低，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钟，然后张一鹤的声音立刻清醒了。“什么？什么罪名？”沈逸川把鲍威尔的话复述了一遍。张一鹤沉默了几秒，说：“我马上帮忙打听。我认识几个律师，也许他们能问到点什么。你別急，先稳住。”掛了电话，张一鹤的声音还在沈逸川耳朵里迴响——“你別急，先稳住。”他稳住，他怎么稳住。
    他拨了陈国华的號码。陈国华也睡了，电话响了好久才接。他的声音很沉，像是从很深的水底浮上来的。“沈先生？出什么事了？”
    沈逸川把事情说了一遍。陈国华听完，沉默了几秒钟，说：“我认识几个律师，明天一早帮你联繫。其中一个姓周，打过类似的官司，很厉害。你別担心，沈太太人那么好，不会有事。”沈逸川想说“谢谢”，但喉咙堵著，说不出。
    最后他拨了老马的號码。老马的声音还是那样，粗声粗气的，接电话的时候还骂了一句“谁啊，这么晚”。听到沈逸川的声音，他立刻变了语气，从骂骂咧咧变成了小心翼翼的试探。
    “沈將军？出什么事了？”
    沈逸川把林婉清被逮捕的事说了一遍。老马听完，沉默了两秒钟，然后说：“沈將军，您放心，香港地面上的事，我老马还能说上话。我明天一早就去打听，看是谁在背后搞鬼。您別急，沈太太不会有事的。”
    掛了电话，沈逸川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呼了一口气。窗外九龙塘的夜风轻轻吹过，梧桐树的新叶沙沙地响。远处的海面上有几艘渔船的灯光，明灭不定。他等了一会儿，电话没有再响。没有一条消息告诉他，林婉清为什么被抓，军情六处为什么举报她，1935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深夜，三个孩子终於都睡著了。克己抱著林婉清的枕头，翻了个身，嘴里含混地嘟囔了一声，像是在喊“妈妈”。念祖和怀瑾的房间也安静了，只有偶尔翻身的动静。沈逸川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没有开灯。他靠在沙发上，闭著眼睛，脑子里反覆转著那些年的事。1935年他在上海执行任务的时候，林婉清是不是也在上海？他们有没有在某个街角擦肩而过？他想起第一次见面，在重庆那个聚会上，她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里，手里端著一杯茶，一直没有喝。他说“你是南京人”，她抬起头笑了一下。那个笑容，他记了十几年。他从来没有问过她，那天她在想什么。
    凌晨两点，沈逸川翻开笔记本，拿起笔。檯灯的光照在纸面上，把那页空白的稿纸照得发亮。他提笔写下一行字：“婉清，不管你做过什么，我都等你回来。”写完之后，他盯著这行字看了很久，钢笔尖在纸面上悬著，墨水滴了一滴，洇开一个小黑点。他又加了一句：“我们还有三个孩子。”
    他合上笔记本，熄了灯。躺在沙发上，把毯子拉到下巴，一夜没睡著。窗外的天一点点亮了，鸟开始叫，远处的海面上有早班船的汽笛声。他知道，明天他要做的事情很多：要把三个孩子安顿好，然后找律师打听林婉清的案情，去警署看她。他不能慌，不能乱。她是他的妻子，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不管她做过什么，他都要把她带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