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早上七点四十，陆慎行站在青天市立大学师范楼门口。
    市大的校区比独丘中学大了不止五倍，从东门走到师范楼用了快十五分钟。
    沿途经过一个足球场、两栋实验楼、三座食堂和一片正在施工的建筑工地。
    工地的围挡上印著“创建一流学科”的標语，蓝底白字，油漆还没干透。
    师范楼是一栋六层的灰色建筑，外墙贴的瓷砖已经褪色了，从深灰色变成了接近白色的浅灰。
    楼门口的台阶上站满了人，都是各区县中学来的青年教师，年龄从二十出头到三十五六不等。
    陆慎行扫了一眼签到台前的名单，独丘中学只来了他一个。
    签到，领材料，进了一楼的多媒体教室。
    座位是按学校分配的，他的位置上贴著一张a4纸，列印著“独丘中学·陆慎行”。
    他坐下来，把材料袋放在桌面上，翻开培训手册。
    日程排得很满：上午两场专题讲座，下午分组研討；第二天上午是示范课展示，下午是专家点评和结业仪式。
    坐在他左边的是一个刚三十出头的青年男老师，来自青天七中，姓刘，教化学的。
    刘老师很健谈，从陆慎行坐下来就开始说话，从培训伙食聊到学校绩效，从绩效聊到今年中考的分数线，中间没有任何停顿和过渡。
    陆慎行每隔一两分钟点一下头，刘老师完全不需要回应，自己就能把话题接下去。
    八点半，培训正式开始。
    第一场讲座的主讲人是市教师发展中心的副主任，姓唐，五十多岁，戴著一副茶色眼镜，讲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掌拍桌子来强调重点。
    他讲的是“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教学策略”，ppt翻得很快，每页停留不超过四十秒。
    多媒体教室里有一半的人在记笔记，另一半人在看手机。
    陆慎行没记笔记。
    这些东西他在原主的记忆里已经看过不下十遍了，原主虽然情商低，但学术文献的阅读量惊人，市级的培训材料对他来说过於浅显。
    第二场讲座换了一个人，是青天市立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姓林，四十出头，说话声音不大，但每句话都落在点子上。
    他讲的是“学科核心素养的课堂落地”，举了几个理科教学的案例，其中一个是生物课的“细胞分裂中的科学思维培养”。
    林教授讲到一个教学片段的时候，提到了“有丝分裂中染色体的行为特徵”，问了一个开放性问题。
    “如果你的学生在课堂上问你，为什么染色体的移动方向是一致的，你会怎么回答？”
    台下有几个老师举手回答，答案都是教材上的標准表述。
    林教授点了点头，没有评价好坏，继续往下讲。
    陆慎行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
    他在想一个问题。
    林教授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微妙的引导性。
    他不像是在问“標准答案是什么”，更像是在问“你有没有想过標准答案之外的东西”。
    不过他並没有举手。
    下午的分组研討分为理科组和文科组，理科组在多媒体教室隔壁的一间小会议室里。
    主持人是市大生物系的副教授，姓王，四十出头，头髮稀疏，戴著一副无框眼镜。
    他先让大家做了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然后拋出了一个教学案例——一个关於“基因编辑技术进课堂”的爭议性话题。
    “如果你在课堂上和学生討论基因编辑，你会怎么处理伦理维度的教学？”王副教授提问。
    几个老师陆续发言。
    观点集中在“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確的伦理观”、“不能让学生觉得基因编辑可以为所欲为”之类的主流表述上。
    王副教授听著，表情平淡，不置可否。
    轮到陆慎行的时候，陆慎行沉默了一两秒，开口道：
    “基因编辑进课堂的问题，不在於伦理，在於事实。”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目前crispr-cas9的脱靶效应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在临床应用中已经有患者因为脱靶导致基因错误编辑而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的案例。2020年德国的一个研究团队在nature上发表的论文，统计了当时全球范围內接受基因编辑治疗的127名患者，其中11例出现了脱靶相关的併发症，发生率超过百分之八。这些数据教材上没有，但如果要討论基因编辑，这是避不开的前置知识。”
    会议室安静了。
    王副教授把眼镜往上推了一下，手指在桌面上停住了。
    他看著陆慎行，目光比刚才集中了许多。
    “你刚才说的那篇论文，作者是谁？”王副教授发问。
    “kulcsár。2020年，nature biotechnology，第38卷，第5期。”
    王副教授看了他两秒钟，然后从自己面前的材料里翻出了一页纸。
    那是他准备的下半场研討的补充材料，其中有一页正是关於基因编辑技术前沿的参考文献列表。
    他的手指在列表上划了一下，停在了第三行。
    “对，就是这篇。你的知识储备很足，如果有什么想法，可以继续发炎。”
    他的语气变了，从“主持人在走流程”变成了“同行之间在对话”。
    会议室里其他老师的目光在陆慎行和王副教授之间来回移动。
    坐在陆慎行左边的刘老师看了他一眼，嘴微微张著，手里还握著那支一直在记笔记的笔。
    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墨水在纸上洇出了一个小黑点。
    王副教授把那一页材料放下，换了一个话题，开始讲“高中生物学教学中的科学史教育”。
    他提到孟德尔的豌豆实验时，顺口说了一句“孟德尔的论文在当时没有被广泛接受，直到二十世纪初才被重新发现”。
    陆慎行这次没有犹豫，低声补充道：
    “准確地说，是1900年被三位植物学家独立重新发现的。荷兰的德弗里斯，德国的科伦斯，奥地利的切尔马克。三个人在不同的研究背景下得出了和孟德尔相同的遗传规律，同时引用了孟德尔的原始论文。但在德弗里斯的原始论文中，他对孟德尔的引用是放在注释里的，不是正文。科学史界对此有过爭论。”
    王副教授的笔掉在了地上。
    倒不是那种夸张的“惊掉了笔”，而是他的手指张开了一下，原子笔从指间滑落，在桌面上弹了一下，掉在地砖上，发出清脆的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