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夏天，周景熙到了zs。
    zs不是一个岛，是一群岛。从nb坐船过去，海面上星罗棋布地散落著大大小小的岛屿，有的岛上有人家，有的岛上只有石头和杂草。船是那种老旧的客货两用轮渡，甲板上堆满了货物，船舱里挤满了人。周景熙没有钱买坐票，站在甲板上，靠著栏杆，看著灰濛濛的大海。海是浑的，黄不拉几的，跟他在课本上读到的那种“蔚蓝色的大海”完全不一样。海风吹过来，带著腥咸的味道，黏糊糊的，粘在皮肤上，像一层薄薄的盐。
    他要去的地方叫石岗岛，是zs群岛里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岛上有一座採石场。他在hz砖厂的时候听一个工友说起过这个地方——“石岗岛的採石场，工资高，一天十五块，包吃包住。就是活重，危险，每年都有人受伤。”周景熙不在乎危险，他只在乎那十五块钱。一天十五块，一个月就是四百五，比在砖厂多挣一百五。干一年，他能攒下好几千块。好几千块，在石桥村可以盖一栋新房子了。
    船在海上晃了三个多小时，终於到了石岗岛。岛不大，方圆几公里，除了码头边上几间低矮的石头房子，就是光禿禿的山。山上没有树，只有石头，灰白色的石头，在阳光下刺得人眼睛疼。採石场在岛的另一边，从码头走过去要半个多小时。路上全是碎石，踩上去嘎吱嘎吱地响，鞋底磨得薄了，石子硌得脚底板生疼。
    採石场比砖厂大得多，也热闹得多。几座山头被削去了半边，露出里面灰白的岩石，像被砍了一刀的肉。山脚下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块，有的像桌子那么大，有的像房子那么大。碎石机轰隆隆地响著，把大石头嚼成小石头，小石头嚼成石子，石子再嚼成石粉。工人们戴著安全帽，在石堆间穿梭，有的在打炮眼，有的在搬石块，有的在开碎石机，个个灰头土脸的，像刚从土里刨出来的。
    周景熙找到工头，一个五十来岁的本地人，姓沈，黑瘦黑瘦的，脸上沟壑纵横，像一张被揉皱的地图。沈工头看了他一眼，问：“哪里人？”
    “湖南的。”
    “干过採石场吗？”
    “没有。但在砖厂干过，有力气。”
    沈工头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目光在他瘦削的身体上停了一下。“採石场不比砖厂，危险。打炮眼、放炮、搬石头，哪一样都要命。你怕不怕？”
    “不怕。”
    “行。一天十五块，包吃包住。先试三天，干得了就留下，干不了走人。”
    周景熙点了点头，被分到了一间工棚里。工棚是用石头垒的，比砖厂的油毛毡棚子强一些，至少不漏雨。里面摆著几张上下铺，被褥脏兮兮的，散发著汗臭味和石粉味。他把背包扔在上铺，算是安了家。
    第二天天没亮，他就被叫起来干活了。他的活是搬石头——把爆破下来的大石块搬到拖拉机上，运到碎石机那边去。石块大小不一，小的几十斤，大的上百斤。搬小石块用双手抱，搬大石块用肩膀扛，用背驮，用尽全身的力气。他弯著腰，弓著背，一块一块地搬，一趟一趟地走，从山脚搬到拖拉机旁，从拖拉机旁搬到碎石机口。
    第一块石头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那是一块百来斤的花岗岩，稜角锋利，像一把把刀子。他弯下腰，双手抱住石头，使劲往起抬。石头纹丝不动。他又试了一次，还是纹丝不动。旁边一个工友看不下去了，走过来帮了他一把，两个人一起把石头抬上了拖拉机。
    “你这样不行。”工友说，是四川口音，“搬石头不能用腰，用腿。腰会断的。蹲下去，腿使劲，腰挺直。”
    周景熙照著做了，果然省力一些。但百斤的石头压在手上，还是像一座小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的手指被石头的稜角割破了，血顺著石头流下来，滴在灰白的石面上，像一朵朵红色的小花。他把石头搬上拖拉机，甩了甩手上的血，继续搬下一块。
    一天下来，他搬了几十块石头，手上全是口子，指甲断了两片，肩膀肿了，腰疼得直不起来。他的衣服被汗水湿透了，又被海风吹乾，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结了一层白花花的盐霜。他回到工棚，躺在铺上，浑身像散了架一样，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他咬著牙，一天一天地熬。手上的口子结了痂，痂又裂开，裂开又结痂，最后变成了一层厚厚的老茧。肩膀上的肌肉越来越硬，腰也越来越有劲，搬石头的速度越来越快，从一天几十块到一天上百块。沈工头看了他一眼，说：“还行。留下吧。”
    周景熙鬆了一口气。他留下了，他有了工作，一天十五块，包吃包住。他可以挣钱了，可以攒钱了，可以给家里寄钱了。他来zs已经一个多月了，一直没给家里写信，不是不想写，是不敢写。他不知道该怎么跟父亲说——我在杭州砖厂拉板车，在zs採石场搬石头，一天挣十几块钱，手上有茧子，指甲断了，肩膀肿了，腰疼得直不起来。这些话他写不出来，他怕母亲看了会哭，怕父亲看了会心疼。他只能在心里默默地说：爸，妈，我很好，你们不用担心。
    干了半个月，他领到了第一笔工资。两百多块，厚厚的一叠，全是十块五块的零钱，皱巴巴的，有些还沾著石粉。他把钱数了三遍，然后去岛上的小卖部买了一个信封和一张邮票，坐在码头的石阶上，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信很短，只有几行字：
    “爸、妈，我在zs找到工作了，在採石场干活，一天十五块，包吃包住。我很好，你们不用担心。隨信寄回两百块，给家里用。景阳要好好读书，別像我一样。——景熙”
    他把信和钱一起寄了出去。从岛上寄信到湖南，要一个多星期。他不知道家里收到信的时候，母亲会不会哭，父亲会不会沉默地抽一夜旱菸。但他知道，他们需要这些钱。弟弟要读书，母亲要看病，父亲要买种子和化肥。他能做的，就是多挣钱，多寄钱，让家里好过一些。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他在採石场干了將近两个月，从夏天干到了秋天。zs的秋天来得早，九月的海风就有了凉意，吹在身上冷颼颼的。他添了一件外套，是从工友那里买的旧衣服，五块钱，袖子长了一截，捲起来穿。
    搬石头的活他已经干得很熟练了，沈工头开始让他干一些技术活——打炮眼。打炮眼是採石场最危险、最累的活之一。先用钢钎在岩石上凿出一个洞，再把炸药塞进去，点燃引信，人跑开，等爆炸之后再来搬石头。打炮眼需要两个人配合，一个人扶钢钎，一个人抡大锤。扶钢钎的人要稳，抡大锤的人要准，一锤下去，钢钎在岩石上凿出一个浅浅的印子。一锤一锤地凿，一凿一凿地深，一个炮眼要凿好几个小时，凿得胳膊发酸，虎口发麻。
    周景熙第一次打炮眼的时候，差点出了事。他扶钢钎，另一个工友抡大锤。大锤有十几斤重，抡起来呼呼生风。一锤下去，钢钎歪了，锤子擦著他的手指砸在岩石上，火花四溅。他的手指被擦破了皮，鲜血直流，疼得他直吸冷气。工友嚇了一跳，连声说“对不起”。他摇了摇头，说“没事”，用布条缠了缠手指，继续干。
    打炮眼最怕的不是砸到手，是放炮。炸药塞进炮眼里，接上引信，点燃，然后人拼命地跑。引信的长短决定跑的时间，太短了来不及跑，太长了浪费时间。有一次，周景熙点了一个炮眼，引信烧得特別快，他刚转身跑了几步，身后就“轰”的一声炸了。碎石像子弹一样飞过来，一块拳头大的石头擦著他的耳朵飞过去，砸在旁边的石壁上，碎成几瓣。他的耳朵嗡嗡地响，眼前一阵发黑，腿一软，跪在了地上。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耳朵下面有一道血痕，是被碎石擦破的。如果再偏一点，那块石头砸中的就不是石壁，而是他的脑袋。
    “你不要命了！”沈工头跑过来，骂了他一顿，“引信短了不知道跑快点？”
    周景熙没有说话，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继续干活。他的手在抖，腿也在抖，但他不能停。停下来就意味著少挣钱，少挣钱就意味著家里少用钱。他不能停。
    还有一次，比这更危险。那天他们在半山腰打炮眼，打了六个眼，装好了炸药，准备一起引爆。周景熙负责点其中的两个。他点完第一个，跑去点第二个，引信烧到一半的时候，他脚下一滑，整个人摔倒在地。碎石从他的脚下滑落，哗啦啦地往山下滚。他趴在地上，手指抠著石缝，身体悬在半空中。下面是十几米高的悬崖，摔下去不死也残。他的心跳得像要炸开一样，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跑！他拼命地往上爬，手指抠破了，指甲断了，血糊了一手。他终於爬了上去，连滚带爬地往山下跑。刚跑了十几步，身后“轰隆隆”一阵巨响，碎石满天飞，一块巴掌大的石头砸在他后背上，把他砸倒在地。他趴在地上，抱著头，等爆炸声停了，才慢慢地爬起来。后背火辣辣地疼，伸手一摸，衣服破了一个洞，背上肿了一个大包。
    沈工头跑过来，看了他一眼，脸色发白。“你没事吧？”
    “没事。”他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
    “你命大。”沈工头说，“以后小心点，別毛手毛脚的。”
    那天晚上，他躺在铺上，后背疼得睡不著。他翻了个身，趴著睡，把脸埋在枕头里。枕头是蕎麦皮的，硬邦邦的，硌得脸疼。但他不在乎，他只想睡觉，睡著了就不疼了。可是怎么也睡不著，脑子里一直回放著白天的画面——脚下一滑，身体悬空，碎石往下滚，爆炸声在身后响起。他想，如果今天那块石头砸中的不是后背，是脑袋呢？如果他没爬上来，摔下悬崖了呢？如果他死了，谁会知道？谁会来找他？父亲母亲会收到一封信，说“周景熙在採石场意外身亡”，然后呢？然后他们就永远失去了一个儿子，而他，就永远留在这个荒凉的小岛上，埋在那些灰白的石头下面。
    他不敢再想了。他爬起来，从背包里摸出那个本子。本子在hz砖厂的时候就用完了，他在岛上小卖部买了一个新的，很薄，纸很差，写字的时候墨水会洇开。但他不在乎，能写字就行。他翻开第一页，借著窗外的月光，写道：
    “1989年9月，zs。我到採石场两个月了。搬石头、打炮眼、放炮，什么活都干。手上全是茧子和伤疤，指甲断了好几片，后背被石头砸了一个大包。今天差点死了。脚一滑，差点摔下悬崖，跑得慢一点，就被炸死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为什么要干这么危险的活。也许是为了钱，也许是为了活下去，也许只是不知道该去哪里。爸，妈，你们不用担心我，我还活著，还在挣钱，还在往家里寄钱。我会小心，不会死的。我还要回去看你们，还要回去看李觉，还要回去看我那些书。我不会死在这里。”
    写完之后，他把本子合上，塞回背包里。他躺下来，把被子裹紧，闭上眼睛。后背还在疼，耳朵还在嗡嗡地响，但他不去想这些了。他想石桥村，想父亲母亲，想李觉，想那些在村口大樟树下拍合影的伙伴们。他们都还好吗？蒋琪考上大学了吗？周起琼当上护士了吗？周日乐当上老师了吗？蒋田园在部队还好吗？他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已经很久没有收到家里的信了，不是家里没写，是岛上通信不便，一封信要走十天半个月。他只能等，等下一班轮渡带来家里的消息。
    日子继续过。他在採石场干了三个月，攒了一千多块钱。一千多块，在石桥村是一笔巨款了。他开始琢磨，是继续在採石场干下去，还是换个地方。採石场的工资高，但太危险了，他不想死在这里。他还没结婚，还没生孩子，还没当上作家，他不能死。他得活著，活著离开这个岛，活著去一个更好的地方。
    十月的一个傍晚，他收工后坐在码头的石阶上，看著夕阳慢慢地沉入大海。海是金黄色的，天是橘红色的，远处的岛屿在暮色中变成了一道道黑色的剪影。海风吹过来，带著腥咸的味道和远处渔船上飘来的炊烟。他在口袋里摸到一样东西，掏出来一看，是张老头给他的那十块钱，他一直没捨得花，叠得整整齐齐的，塞在內衣口袋里。他把那张钱展开，看了看上面的图案，又叠好，塞了回去。
    他想起张老头说的话——“你还年轻，別在这里待太久。”他在採石场待了三个月了，是时候离开了。他要去哪里？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他不能一直待在这里。他要走，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找一份更好的工作。他还有梦想，还想当作家，还想写那些在工地上、在砖厂里、在採石场里的人和事。这些梦想像一颗种子，埋在他心里最深处，被生活压著，被苦难埋著，但它没有死。它还在那里，等著有一天破土而出。
    他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石粉，走回了工棚。明天还要干活，还要搬石头，还要打炮眼，还要放炮。但他知道，他不会在这里待太久了。他要攒够钱，然后离开。去一个没有石头、没有灰尘、没有危险的地方，重新开始。
    他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但他相信，总有一天会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