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夏天过得特別快。周景熙还没来得及把陈老师书架上的书全部看完，暑假就结束了。这个夏天他长高了不少，个子躥到了母亲的肩膀，声音也开始变了，说话的时候偶尔会破音，像一只正在换毛的公鸡。刘桂兰笑著说他是“抽条”了，光长个不长肉，瘦得像根豆芽菜。
    八月底的一个傍晚，周德厚从镇上回来，带回来一个消息：周景熙考上了镇中学。
    这不是什么意外。周景熙的成绩在村里的小学一直是拔尖的，考上初中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消息正式传来的那一刻，刘桂兰还是红了眼眶。她正在灶台前炒菜，听到消息后手里的锅铲停了下来，愣了好几秒，然后用袖子擦了擦眼睛，什么也没说，继续炒菜。
    周景熙站在堂屋里，看著父亲的背影。周德厚背对著他，正在水缸边洗手，动作很慢，一下一下地搓著，好像手上沾了什么洗不掉的东西。他洗完手，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很平静，但嘴角有一点不易察觉的弧度。
    “好好读。”他说。还是那三个字，语气和往常一样，不轻不重，像是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周景熙知道，这三个字背后的分量。镇中学在隔壁镇上，离家有十五里路，要住校。住校意味著要交学费、书费、住宿费、伙食费，加起来不是一笔小数目。家里这些年攒下的那点钱，还是去年卖了两头猪才有的。父亲没有说“读不起”，也没有说“想办法”，只是说“好好读”。这让周景熙既安心又不安——安心的是父亲没有反对，不安的是他不知道父亲要用什么来换这笔钱。
    开学的前一天，刘桂兰把周景熙叫到跟前，从柜子里翻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地打开，里面是一叠皱巴巴的钞票。她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然后把钱塞进周景熙的手里。
    “这是学费，別弄丟了。”她说，语气很郑重，像是在交代一件天大的事情。“到了学校，好好吃饭，別省。该花的钱要花，別让人家瞧不起。”
    周景熙点点头，把钱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內衣的口袋里，又用手按了按，確认不会掉出来。他注意到母亲的手上有新的裂口，是这些天剥玉米留下的，红红的，像婴儿的嘴唇。
    “妈，”他说，“我会好好读的。”
    刘桂兰笑了笑，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她的手粗糙得像砂纸，但周景熙没有躲，反而微微低下头，让她摸得更顺手一些。
    开学那天，周景熙起了个大早。他把行李收拾好——一床被子，一张草蓆，几件换洗的衣服，一个搪瓷盆，一双筷子，还有一个装满咸菜的玻璃罐子。这些东西塞进一个蛇皮袋里，鼓鼓囊囊的，扛在肩上比他的人还高。
    从村里到镇中学，要走十五里路。周景熙扛著蛇皮袋，沿著碎石路走，翻过一座山，穿过一片稻田，再走过一座石桥，就到了镇上。镇子比他住的村子大得多，有一条像样的街道，两边是砖瓦房，有供销社、粮站、邮电所、卫生院，还有一家卖包子油条的小店，热气腾腾的，香味飘出去老远。
    镇中学在镇子的东头，是一所比村小大得多的学校。一进校门，就是一个大操场，操场上铺著煤渣跑道，中间竖著一根旗杆，旗杆顶上飘著一面五星红旗。操场四周是几排红砖平房，那是教室和宿舍。最后一排是食堂，烟囱里冒著黑烟，远远就能闻到米饭的香味。
    周景熙站在校门口，看著来来往往的学生和家长，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这里有穿著新衣服、背著新书包的学生，也有像他一样扛著蛇皮袋、穿著补丁衣服的学生。有的家长骑著自行车送来，有的开著手扶拖拉机，有的跟他一样，走著来的。各种各样的口音混杂在一起，热闹得像赶集。
    他找到了初一（二）班的教室，在第二排平房的最东头。教室里已经坐了不少人，都是生面孔。他找了一个靠墙的位置坐下，把蛇皮袋塞在课桌下面。课桌是木头的，上面刻满了字，有些是上一届学生留下的，有些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刻上去的，一层叠著一层，像树的年轮。
    同桌是一个胖乎乎的男生，圆脸，小眼睛，笑起来露出一颗虎牙。他穿著一件蓝色的运动服，脚上是一双白色的回力鞋，看起来比周景熙家里条件好得多。
    “你哪里的？”胖男生主动搭话。
    “石桥村的。”
    “哦，石桥村，我知道。我姑妈嫁到那边去了。你叫什么？”
    “周景熙。”
    “我叫王建军，从镇上来的。”他伸出手，像大人一样要跟周景熙握手。周景熙有些彆扭地伸出手，跟他握了一下。王建军的手软绵绵的，热乎乎的，跟他父亲那双满是老茧的手完全不一样。
    “你成绩好不好？”王建军问。
    “还行吧。”
    “我成绩不好，我爸花钱把我塞进来的。他说镇上中学比村里的好，让我来这里混三年，拿个初中毕业证。”
    周景熙没有接话。他不知道该怎么接。在他的世界里，“混三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想起了李觉说的“替我读下去”，想起了母亲手上的裂口，想起了父亲沉默的背影。这些记忆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他心上，让他无法像王建军那样轻飘飘地看待读书这件事。
    班主任姓刘，叫刘志远，教数学，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头髮梳得整整齐齐，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说话声音不大，但很有条理。他站在讲台上，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勤”字，然后转过身来，目光扫过教室里的每一张脸。
    “同学们，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初中生了。”他说，声音不高不低，刚好让每个人都听清楚。“初中三年，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三年。这三年里，你们会学到很多新知识，也会遇到很多新挑战。我希望你们记住一个字——勤。勤能补拙，勤能致富，勤能改变命运。”
    周景熙坐在座位上，认真地听著。他把“勤能改变命运”这五个字在心里默念了三遍，然后工工整整地写在课本的扉页上。
    第一周的课，周景熙上得很认真。语文、数学、英语、政治、歷史、地理，每一门课他都听得仔仔细细，笔记做得工工整整。他发现初中的课本比小学的难多了，尤其是英语，那些弯弯曲曲的字母看起来像天书一样。但他不怕难，他知道自己底子薄，基础差，只有比別人更努力才能跟得上。
    但很快，他就遇到了一个他没有预料到的问题——饿。
    镇中学的伙食费是一个月交一次，周德厚给周景熙交了一个月的伙食费，但不多，只够吃最便宜的饭菜。食堂的饭菜分三等：最贵的是荤菜，两毛钱一份，有肉有蛋；中间的是素菜，五分钱一份，白菜萝卜轮著来；最便宜的是白饭加咸菜汤，三分钱一顿，能填饱肚子就算不错了。
    周景熙吃的是最便宜的那种。每天早上一个馒头一碗稀饭，中午和晚上是白饭加咸菜汤。咸菜汤是用酱油和盐调的，上面漂著几片葱花，喝起来咸得发苦。有时候食堂会做一道“特色菜”——豆腐渣炒青菜，不要钱，但吃多了会胀气，整个下午肚子都咕咕叫。
    王建军家里条件好，每顿都吃荤菜，有时候还会从家里带零食来，饼乾、糖果、水果，摆在桌上像开杂货铺的。他每次都招呼周景熙一起吃，但周景熙总是摇头。他不是不想吃，是吃不起——吃了別人的，就得还，而他没有什么可以还的。
    最难受的是晚上。宿舍是大通铺，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铺盖挨著铺盖，翻身的时候能碰到旁边的人。熄灯之后，周景熙躺在床上，肚子饿得咕咕叫，像有一只老鼠在胃里翻来翻去。他闭上眼睛，努力让自己睡著，但饿意像一根针，扎得他睡不著。
    他想起母亲做的红薯饭，想起灶台上温著的稀粥，想起秋天的时候跟李觉一起去山上摘的野果子——酸枣、野柿子、山莓，酸的甜的都有，吃一把就能顶半天。那些东西在的时候不觉得好，现在吃不到了，才知道有多珍贵。
    有一天上体育课，周景熙跑完八百米之后，眼前突然一黑，腿一软，差点摔倒在地。他扶著膝盖站了一会儿，等那阵眩晕过去，才慢慢地走回教室。他知道这是饿的，不是病，但饿跟病一样，都能要人命。
    那天晚上，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信很短，只有几行字：
    “爸、妈，我在学校一切都好，学习跟得上，吃得饱，睡得好，你们不用担心。天气凉了，你们多注意身体。”
    他没有提饿的事情。他知道，提了也没用。家里已经尽了最大的力，再多一点都拿不出来了。他不能让母亲知道他在学校挨饿，那会让她的心比他的手还疼。
    信寄出去之后，他坐在教室的角落里，借著窗外的月光，在本子上写了一段话：
    “今天体育课差点晕倒，是饿的。但我不能跟家里说。爸已经够难的了，妈手上的裂口还没好。我想起李觉说的话——『替我读下去』。我不能倒下，我要是倒下了，李觉的希望就没了。我自己的希望也没了。所以我要撑著，不管多难，都要撑著。读书是我唯一的路，我不能把这条路走断了。”
    写完之后，他把本子合上，塞进枕头底下。宿舍里已经熄了灯，鼾声此起彼伏。他躺在铺上，听著窗外的虫鸣声，想著家里的事情，想著李觉，想著母亲手上的裂口，想著父亲沉默的背影。
    饿意又来了，这一次比前几天更猛烈，胃像一只被捏紧的拳头，一阵一阵地抽搐。他把被子裹紧，蜷缩成一团，像一只受伤的虫子。他知道明天早上会有一个馒头和一碗稀饭在等著他，不多，但够他撑过又一个上午。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