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的秋天，周景熙记得特別清楚。不是因为那年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因为那个秋天之后，李觉就再也不是原来的李觉了。
    那天是农历八月十四，中秋节的前一天。周景熙放学回家，远远地就听见山上传来“顺山倒——”的喊声，拖得长长的，在山谷里迴荡了好几遍。这是伐木工人的號子，意思是树要倒了，下面的人注意避让。周景熙听惯了这种喊声，並没有在意。村里的男人们农閒时会上山砍树，卖给山外的木材贩子，换几个油盐钱。
    他没有想到，这一声“顺山倒”，喊的是李觉父亲李大山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
    周景熙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听到消息的。周德厚匆匆忙忙地从外面回来，脸色铁青，嘴唇发白，一进门就说：“大山出事了。”
    刘桂兰手里的碗“啪”地掉在地上，摔成了几瓣。“什么事？”
    “树倒了，砸在身上。人已经……不行了。”
    周景熙觉得脑子“嗡”的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耳边炸开了。他放下筷子，跟著父亲往外跑。周景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看见母亲哭了，也跟著哭起来。
    李觉家的院子里已经围满了人。周景熙挤进去的时候，看见李大山躺在一块门板上，脸上盖著一张黄纸。他浑身是血，衣服已经被血浸透了，看不出原来的顏色。赵玉珍跪在旁边，哭得声音都哑了，一声一声地喊著“大山——大山——你回来——”。几个妇女拉著她，自己也跟著抹眼泪。
    李觉站在院子角落里，靠著墙，一句话也不说。他的眼睛睁得很大，直直地盯著门板上那个一动不动的人，脸上的表情很奇怪——不是悲伤，不是恐惧，而是一种周景熙从来没有见过的茫然，好像他眼前发生的事情他完全看不懂，也无法理解。
    周景熙走过去，站在他旁边。他想说点什么，但嘴巴张了张，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伸出手，握住了李觉的手。李觉的手冰凉冰凉的，像一块刚从溪水里捞出来的石头。
    李觉没有看他，也没有抽回手，就那么站著，像一棵被雷劈过的树，外表还立著，里面已经空了。
    后来周景熙从大人的议论中拼凑出了事情的经过：那天下午，李大山和村里的几个男人在后山砍一批松树。这批松树是村里卖给一个浙江来的木材商的，价钱谈好了，赶在中秋节前砍完装车。李大山是村里出了名的好劳力，力气大，胆子也大，砍树的时候总是冲在最前面。
    那棵松树很大，两个人合抱那么粗，少说也有二三十年树龄了。李大山在树根处砍了一道口子，又砍了第二道，树的纤维开始断裂，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他喊了一声“顺山倒——”，按照常理，树应该朝著他预先留好的方向倒下去。但那棵树的树冠太重了，重心偏了，倒向了另一边。
    李大山反应快，往后跳了一步，但还是慢了。树冠扫下来的时候，一根粗壮的枝丫砸在他的后背上，像一只巨手把他拍在了地上。等人们跑过去把他从树下拖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说不出话了。他的脊背凹下去一块，嘴里往外涌血，眼睛还睁著，看了看天，看了看周围的人，然后慢慢闭上了。
    从出事到断气，不到半个小时。
    李大山的丧事办得很简单。家里穷，买不起好棺材，周德厚把自己准备的一副杉木板让了出来，叫村里的木匠蒋师傅连夜赶製了一口棺材。出殯那天，全村人都来了，连隔壁村子的人都来了几个。李大山人缘好，生前谁家有困难都肯帮忙，现在他走了，大家都来送他一程。
    赵玉珍哭得几次晕过去，被人用凉水喷醒，醒过来又哭。李觉没有哭，他穿著孝衣，戴著孝帽，跪在灵前，给来弔唁的人磕头。他的动作机械而僵硬，像是一个被人操纵的木偶。每磕一个头，额头上就沾一层土，灰扑扑的，和苍白的脸色形成了刺目的对比。
    周景熙站在送葬的队伍里，看著那口棺材被八个壮汉抬著，一步一步地往后山上走。棺材是白木板子做的，没有上漆，还散发著松木的清香。他想，李大山这辈子跟树打交道，最后连棺材都是树做的，也算是圆满了。
    但这种想法很快就被悲伤淹没了。他看著李觉瘦小的背影走在棺材后面，孝衣太大，风一吹就鼓起来，显得他更加单薄。他走得很稳，一步一步的，没有摔倒，也没有掉队。可就是这种“稳”，让周景熙心里更加难受。一个九岁的孩子，不该有这样的稳。他应该哭，应该闹，应该扑在棺材上不让別人把他父亲抬走。可他没有，他只是沉默地走著，像一个已经在心里做出了某种决定的人。
    下葬的时候，赵玉珍扑在坟坑边上，不让填土。几个男人把她架开，她挣扎著，鞋子都蹬掉了，脚上的袜子沾满了泥。李觉站在一旁，看著一锹一锹的黄土盖在棺材上，盖住了白色的木板，盖住了父亲最后的痕跡。
    “李觉，你哭出来吧。”周景熙拉了拉他的袖子。
    李觉摇了摇头，嘴唇动了动，说的是：“我不哭。”
    他的声音很轻，轻得像一片落叶飘在水面上，但还是被周景熙听见了。那三个字里没有倔强，没有逞能，只是一种平静的、绝望的陈述——我不哭，因为哭没有用。
    李大山死后，李觉家的日子一下子就塌了。赵玉珍一个妇道人家，带著一个九岁的孩子，家里的田没人种，山上的树没人管，连挑水劈柴都成了问题。村里的男人们帮了一段时间，但各家都有自己的事情，不可能天天守著。赵玉珍开始消瘦下去，眼窝深陷，颧骨突出，走路的时候像一张纸片在风里飘。
    周景熙的母亲刘桂兰心善，隔三差五地给李觉家送些吃的——一碗米，几个红薯，一把青菜。每次去，她都看见赵玉珍坐在门槛上发呆，眼睛红肿著，面前摆著一碗凉透了的稀饭。
    “玉珍，你得吃东西。”刘桂兰劝她，“你还有个孩子呢。”
    赵玉珍摇摇头，说：“吃不下。”
    “吃不下也得吃。你不为自己想，也得为李觉想。他才九岁，不能没有妈。”
    赵玉珍听到这话，眼泪又下来了。她端起那碗凉稀饭，喝了一口，又放下了。“桂兰姐，你说我怎么办？大山走了，我一个人，怎么过？”
    刘桂兰嘆了口气，说不出话来。她知道赵玉珍说的是实话。在农村，一个没有男人的家庭，就像一座没有梁的房子，风一吹就要塌。田里的活需要力气，山上的活需要胆量，人情往来需要撑场面的男人——这些，赵玉珍都没有。
    三个月后，有人给赵玉珍说媒。男方是隔壁县一个村子里的男人，姓陈，四十出头，老婆死了两年了，留下两个儿子。他在村里有几亩田，还养了一头牛，条件比李觉家好得多。但他的条件是：赵玉珍可以嫁过去，但不能带李觉。
    “两个儿子已经够我养的了，再多一个，养不起。”姓陈的男人对媒人说。
    赵玉珍犹豫了很久。她哭了好几个晚上，抱著李觉说：“妈对不起你，妈对不起你……”李觉不说话，只是让她抱著，一动不动，像一块石头。
    消息传到周景熙耳朵里的时候，已经是腊月了。那天他放学回家，看见李觉坐在他家门口的石阶上，膝盖上放著一个包袱，里面包著几件换洗的衣服。
    “你怎么在这儿？”周景熙问。
    “婶子走了。”李觉说。他没有叫“妈”，叫的是“婶子”。周景熙这才注意到，李觉的眼睛是红的，但没有泪痕。大概已经哭过了，哭干了，哭不出来了。
    “去哪了？”
    “嫁人了。去隔壁县了。”
    周景熙站在他面前，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想说“你別难过”，但这句话太轻了，轻得像一片羽毛，压不住李觉心里的那座山。他想说“以后你就住我家”，但他做不了这个主，家里的情况他自己清楚——父亲一个人挣工分，养活四口人已经够吃力了，再多一张嘴……
    “你叔叔呢？”他问。李觉的叔叔李二山就住在隔壁，按理说应该收留他。
    “婶子不让。”李觉说。这个“婶子”指的是李二山的老婆，一个出了名厉害的女人。“她说她家也没有多余的粮食，养不起外人。”
    外人。这两个字像一把刀，扎在周景熙心上。李觉是李大山的亲骨肉，是李二山的亲侄子，怎么就成了外人？
    后来还是周德厚出了面。他去找李二山谈，说李觉是你们李家的种，你不能不管。李二山是个老实人，被周德厚说得抬不起头来，但也不敢应承，因为他老婆在后面站著，脸色铁青。最后是村里的老支书出面调解，说定了：李觉住在叔叔家，吃在叔叔家，但李大山留下的那几块田地和那片山林，归李二山耕种管理，收入用来养李觉，等他长大了再还给他。
    李二山的老婆这才勉强点了头。
    从那以后，李觉就搬进了叔叔家。说是“搬”，其实也没什么好搬的——李大山留下来的东西，值钱的没有几样。一张老式木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几个碗碟，一堆破破烂烂的衣服。赵玉珍走的时候，把这些东西都留给了李觉，但她知道，这些东西在婶子眼里，不过是占地方的破烂。
    李觉在叔叔家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周景熙不全知道，但他能看出来。李觉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了，话也越来越少了。以前他虽然不爱说话，但至少还会笑，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眼睛眯成一条缝。现在他连笑都不会了，整天绷著脸，像个小老头。
    他的衣服总是脏兮兮的，袖子上的补丁歪歪扭扭，明显是自己缝的。他的书包破了一个洞，书本从洞里露出一角，他用绳子扎住，凑合著用。他的鞋底磨穿了，下雨天踩在泥水里，脚趾头冻得发紫。
    最让周景熙心疼的，是李觉的眼睛。那双眼睛以前很亮，像两颗黑葡萄，现在暗淡了，像两潭死水，没有波澜，没有光彩。有时候周景熙跟他说话，说好几遍他才反应过来，好像他的魂不在身体里，去了很远的地方。
    有一天放学路上，周景熙忍不住问他：“你婶子对你好不好？”
    李觉沉默了很久，说：“还行。有饭吃。”
    “有饭吃”三个字，在李觉嘴里说出来，不是满足，不是感恩，而是一种最低限度的生存標准。周景熙听懂了——在婶子家，他只是一个需要被餵饱的嘴巴，一个需要被安置的累赘，不是一个孩子，不是一个侄子，更不是一个需要被爱、被关心的人。
    “那你以后怎么办？”周景熙又问。
    “活著。”李觉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活著就行。”
    周景熙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想起自己的父亲，虽然穷，虽然沉默寡言，但至少还在。他想起自己的母亲，虽然嘮叨，虽然有时候脾气不好，但至少会在夜里给他盖被子。他想起自己的弟弟周景阳，虽然调皮捣蛋，但至少会在他放学回来的时候喊一声“哥”。
    这些东西，李觉都没有了。
    那天晚上，周景熙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著。他一直在想李觉说的那句话——“活著就行”。一个九岁的孩子，把人生的目標降低到了“活著就行”，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他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
    他爬起来，点著油灯，翻开本子，写了一句话：
    “今天李觉说，活著就行。我不明白，活著怎么能只是『就行』。活著应该是有意思的，应该是有盼头的。但他没有了。他的盼头跟他爸一起埋在了后山上。”
    写完这些，他又加了一句：
    “我以后要对他好。我要替他爸对他好。”
    这句话写完之后，他觉得心里踏实了一些，吹灭灯，重新躺下。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他的脸上，他睁著眼睛，看著天花板上的裂缝，一条一条的，像是这个世界的伤口。
    隔壁的矮墙那边，李觉大概也醒著。他没有点灯，也没有出声，就那么躺在黑暗里，像一只受伤的小兽，蜷缩在洞穴的最深处，独自舔舐著伤口。
    夜风从窗户的缝隙里钻进来，带著后山上松林的呜咽声，像是有人在远处哭泣。周景熙把被子拉过头顶，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好像这样就能把所有的悲伤都挡在外面。
    但他知道，挡不住的。
    有些悲伤，一旦落在人身上，就再也拿不掉了。它会跟著你，从童年到少年，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中年，一直到老，一直到死。它会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变成你骨头里的钙质，血液里的盐分，呼吸里的嘆息。
    李觉的悲剧不是那棵树砸下来的一瞬间，而是之后漫长的、看不到尽头的每一天。是每一个醒来发现父亲已经不在了的早晨，是每一个看著別人有父亲而自己没有的黄昏，是每一个需要被爱却得不到爱的夜晚。
    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周景熙在黑暗中睁著眼睛，想著这些他还不完全懂的事情，直到远处传来第一声鸡叫，他才迷迷糊糊地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