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〇年九月，家寧到泉州一中报到。那天下著小雨，雨丝细细的，密密的，像有人在天上用一根极细的针在缝著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她撑著伞，伞是陈阿圆从旧货市场买来的，油纸的，竹骨的，伞面上画著几朵兰花，兰花的叶子已经褪色了，变成了一种说不清是绿还是灰的顏色，像被水洗了太多次的旧衣裳。她背著那个蓝布包袱，包袱里装著几件换洗衣裳、那本帐簿、一支铅笔、一块橡皮，还有陈阿圆塞进去的一包金枣。金枣用芭蕉叶包著，麻绳扎紧，放在包袱的最里层，贴著那本帐簿，像一个被层层包裹的秘密。
    从承天巷到泉州一中，要走四十多分钟。她走得很慢，不是走不动，是不想走太快。她想把这条路走仔细一点，把每一块石板、每一棵树、每一个转角都记住，刻在脑子里，像陈远水当年把那些人的名字刻在帐簿上一样。从今天起，她不再是陈家铺子里帮忙的那个家寧了，她是一中的学生，穿著白底蓝条的校服，背著蓝布包袱，走在中山路上。但她还是家寧，还是陈家的女儿，还是承天巷里走出来的那个姑娘，还是那个蹲在石榴树苗旁边、用手拔草、用竹籤刻槓、用破陶罐浇水的人。
    雨越下越大，雨点打在油纸伞上，发出噗噗的声音，像有人在头顶上轻轻地敲著鼓，又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放著一串永远放不完的鞭炮。她的布鞋湿了，鞋面上沾著泥点，泥点是黄色的，在蓝色的布面上格外显眼，像一颗一颗小小的星星落在了黑色的夜空里。她低头看了看那些泥点，想起了永春的土。永春的土也是黄色的，雨后泥土会散发出一种腥腥的、涩涩的、让人鼻子发酸的、说不清是香还是臭的味道。她深吸了一口气，雨水打在脸上的味道，柏油路被雨打湿后蒸腾起来的味道，汽车尾气被雨水稀释后残留的味道，路边早餐摊的油条在油锅里翻滚时炸开的味道。没有永春泥土的那种腥腥的、涩涩的、说不清的味道。
    学校到了。校门口掛著一块木牌，白底黑字：“fj省泉州第一中学”。字是行书，笔锋凌厉，有骨有肉，像是在木头上长出来的，不是在木头上写上去的。她站在木牌前面，把那几个字看了一遍，把那块木牌看了一遍，把那扇铁门看了一遍，把那扇铁门里面那棵大榕树看了一遍。榕树的枝叶从校门上方伸出来，遮住了半边天空，雨从叶子上滴下来，一滴一滴的，落在她的伞上，噗，噗，噗，像有人在敲著她的心门。
    她把伞收起来，甩了甩伞面上的水，走进了校门。
    校园很大，比她想像中的大。操场是煤渣跑道的，黑色的，湿了之后更黑了，像一条黑色的河在操场边上流著，无声无息地从这头流到那头，从那头流到这头，流了一百年了。教学楼是三层的，砖红色的墙，窗户很大，玻璃擦得很亮，映著灰濛濛的天空和细细的雨丝，像一面一面镜子竖在墙上，把整个世界都照了进去。她站在操场上，转了三百六十度，把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看了一遍，把每一棵树、每一盏灯、每一根旗杆、每一块砖都看了一遍。
    她找到了自己的教室，在高一三班。教室在三楼，楼梯是水泥的，扶手是铁管的，漆成绿色，漆已经斑驳了，露出下面生锈的铁管，铁管的锈跡在雨雾中泛著暗暗的红，像乾涸了很久的血。她走上楼梯，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迴荡，噔噔噔的，像有人在后面跟著她走，一步不差，一秒不差，像她的影子。她走到三楼，找到高一三班的牌子，牌子是木头的，白底红字，字是宋体，方方正正的，像一列站得笔直的士兵。她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推开门，走了进去。
    教室里已经有几个人了。他们坐在座位上，有的在看书，有的在聊天，有的趴在桌上睡觉。有人抬头看了她一眼，又低下了头，像没看见一样。没有人注意到她，没有人问她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考了多少分。她像一滴水落进了大海，无声无息的，没有激起任何水花。
    她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把包袱放在脚边，把雨伞靠在墙边。她看著窗外，窗外是那棵大榕树，从三楼的窗户看出去，只能看到榕树的树冠，枝叶一层一层的，像一座绿色的塔，塔尖伸向灰濛濛的天空，消失在雨雾里。雨水从树叶上滴下来，一滴一滴的，落在下面低矮的灌木丛上，发出细碎的、轻轻的、像有人在轻声说著悄悄话的声音。
    她把手伸进包袱里，摸到了那本帐簿。她没有拿出来，只是摸了摸封面，牛皮纸的，粗粗的，涩涩的，像摸到了一块老树皮。她把手指在封面上慢慢地划了两下，划出了两条浅浅的、看不见的痕跡，然后把手抽出来，放在膝盖上。她的手在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这个地方太大了，太新了，太亮了，她不知道自己要在这里待三年，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待下去，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属於这里。她只知道她的包袱里有那本帐簿，帐簿里有她的字，有她阿公的字，有她阿母的算盘，有她阿爸的链条。这些字，这些声音，这些味道，都在她的包袱里，在她的脚边，在她的手能够到的地方。
    教室里的座位渐渐坐满了。有人大声说笑，有人小声嘀咕，有人趴在桌上继续睡，有人把书堆在桌上像砌了一堵墙。班主任进来了，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戴著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不大，但很亮，像两颗被擦乾净的黑色的玻璃珠。他的头髮梳得整整齐齐，用髮胶固定著，一根乱发都没有，像一顶戴在头上的黑色帽子。他穿著一件白色的確良衬衫，袖口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领口的扣子也扣著，领带打著，结打得不大不小，刚好卡在领口的位置。
    他站在讲台上，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自己的名字：“林国栋”。字写得很工整，一笔一划，像印刷体，像机器印出来的，不像人手写出来的。他转过身，看著全班四十八个学生，目光在每个人的脸上停留了一秒钟，不快不慢，就像钟錶的秒针走过一格。
    “欢迎你们来到一中。”他说，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每个字都送进了教室的每一个角落，送到了每一个人的耳朵里。“从今天起，你们就是高中生了。高中三年，很短，也很长。短到你可能还没反应过来就毕业了，长到你这辈子都忘不了。”
    他停了一下，目光在教室里扫了一圈。
    “你们中间有些人，是从泉州实验小学考上来的，从小就是尖子生，习惯了被表扬、被关注。有些人，是从下面县市的中学考上来的，在你们原来的学校里，你们可能是第一名、第二名，但在这里，你们可能什么都不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不管你们从哪里来，在这里都是一样的。你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跑得快不快，看你们自己。”
    他的目光停在了家寧身上。家寧不知道他为什么停了，也许是因为她的衣裳跟別人不一样——別人都穿著新买的校服，她还穿著那件从永春带过来的蓝布衫，袖口磨毛了，领口泛白了，像一件从旧货市场捡来的衣裳。也许是因为她的眼神跟別人不一样——別人的眼睛里是好奇、是兴奋、是不安，她的眼睛里是一种安静的、沉沉的、像深水一样的光。
    林国栋看了她一秒钟，然后把目光移开了。
    “现在，每个人站起来做自我介绍。从第一排左边开始。”
    第一排左边站起来的是一个女生，扎著马尾辫，声音很大：“我叫林晓薇，来自泉州实验小学，喜欢唱歌跳舞，希望能和大家成为好朋友。”她坐下了。第二排，第三排，第四排，一个一个地站起来，一个一个地坐下。有人说了很多，有人说了很少，有人声音大，有人声音小，有人紧张得结巴了，有人大方得像在舞台上表演。
    轮到倒数第二排的靠窗位置时，家寧站了起来。
    “我叫陈家寧，来自永春达埔。”她顿了一下。教室里安静了。有人在交头接耳，小声说著“永春”和“达埔”这两个词，像在念两个从没听过的外国地名。家寧听见了那些交头接耳的声音，但她没有看他们。她看著教室后面那面墙，墙上有一块黑板，黑板上写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字，是用红色粉笔写的，字跡已经模糊了，像快要消失的晚霞。
    “我家里开了一个杂货铺，卖金枣、醃茶叶和虾酱。”她又顿了一下。
    有人笑了。不是恶意的笑，是那种听到了什么出乎意料的东西时忍不住发出的笑。笑声不大，但在安静的教室里显得很刺耳。家寧没有理那些人，也没有停下来。
    “我的路，是从永春的山路走出来的。我不知道別人的路是怎么走的，但我知道我的路是怎么走的。我阿公从缅甸走到泉州，走了三年。我阿母从泉州走到永春，走了一辈子。我从永春走到泉州，走了三天的火车。”
    她停了一下。
    “我想把这条路走下去。不管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忘记我从哪里来。”
    她坐下了。
    教室里安静了几秒钟，然后是稀稀拉拉的掌声。有人真心在鼓掌，有人在敷衍，有人根本没拍手。家寧不在乎。她把话说完了，说清楚了，说出来了。这些话说出来之后，她觉得胸口那团堵了很久的东西小了一些，不是消失了，是小了一些。它还在那里，但它不那么紧了，不那么重了，不那么让她喘不过气了。
    林国栋站在讲台上，看著她，看了几秒钟，然后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一行字：
    “路在脚下。”
    他把粉笔放下，转过身，看著全班同学。
    “你们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但你们的脚下都有路。不要羡慕別人的路比你们好走，不要嫌弃自己的路比別人的难走。路是走出来的，不是选出来的。”
    铃声响了。下课了。
    家寧坐在座位上，没有动。她看著窗外那棵大榕树，看著雨从叶子上滴下来，一滴一滴的，落在下面的灌木丛上。她伸出手，在窗玻璃上画了一个圈，圈里有她的指纹，一圈一圈的，像树的年轮，像水的波纹，像路的弯。
    开学的第一周，家寧没有回家。
    不是不想回，是不能回。从学校到承天巷要四十多分钟，来回就是一个半小时。她早上六点就要起床早读，晚上九点才下晚自习，回到宿舍洗漱完已经快十点了。她没有时间回家，也没有时间帮陈阿圆干活。她像一台被拧紧了发条的钟，不停地走，不敢停，不能停，停了就再也走不起来了。
    她的宿舍在一楼，六个人一间，上下铺。她睡上铺，铺位靠窗，窗户外面是一个小院子，院子里种著一棵玉兰树，玉兰花开了，白色的，大大的，香气很浓，浓得让人头晕。她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那股香味就从窗户飘进来，飘到她的鼻子里，飘到她的肺里，飘到她的血液里。她在那股香味中闭上眼睛，闻著它，闻著它，闻著它，慢慢地、深深地、像是要把整个玉兰树都吸进肺里去。
    周五下午的最后一节课是体育课。体育课在操场上，老师让她们跑八百米。家寧跑在中间，不快不慢，不急不躁。她的呼吸很有节奏，两步一吸，两步一呼，像钟摆一样稳定。她的脚步踩在煤渣跑道上，发出沙沙的声音，像风吹过树叶。她跑完八百米，脸不红，气不喘，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体育老师看了她一眼，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数字，然后继续看下一个学生。
    下课铃响了。家寧没有回宿舍，她跟体育老师请了假，走出校门，往承天巷的方向走。
    她的脚步很快，比来的时候快得多，几乎是在小跑。布鞋踩在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像有人在拍著手，又像有人在为她打著节拍。她跑了十几分钟，气喘吁吁的，停下来弯著腰喘了几口气，然后继续跑。她跑过中山路，跑过承天巷口，跑过那棵大榕树，跑到了陈家铺子的门口。
    铺子的门开著。陈阿圆站在柜檯后面，正在用报纸包金枣。她包金枣的速度很快，一捏，一卷，一折，一按，一颗金枣就被包进了报纸里，方方正正的，像一颗糖果。她的手指在报纸上翻飞著，像两只蝴蝶在花丛中飞舞。她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见了家寧。家寧站在门口，喘著粗气，脸跑得通红，额头上全是汗，头髮被风吹乱了，几缕碎发贴在脸颊上，像几根黑色的线条在她的脸上隨意地画著。她的校服湿了，不是雨，是汗，校服的背后有一大块深色的汗渍，从领口一直湿到腰际，形状像一座倒过来的山。
    “跑回来的？”陈阿圆问。
    家寧点了点头，喘得说不出话，喉咙里发出呼呼的声音，像风从山洞里灌进去又灌出来。
    陈阿圆从柜檯后面走出来，倒了一碗水，递给她。碗是白瓷的，碗沿有一个缺口，缺口很小，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但家寧看出来了。她接过碗，一口气喝完，水从碗沿的缺口漏出来一些，顺著她的下巴往下流，流到脖子上，流到衣领里，凉的。她把碗放在柜檯上，喘匀了气，看著陈阿圆。
    陈阿圆瘦了，比一周前瘦了。她的颧骨高了一些，像两座小小的山丘从她的脸上凸起来；眼窝深了一些，像两口快要乾涸的井；下巴尖了一些，像一块被水冲刷了很多年、磨去了稜角的石头。她的头髮又白了一些，花白的，像霜降过后的草，像被雪覆盖了一半的山坡。她的嘴唇乾裂，上唇有一道裂开了口子的地方，结了一层薄薄的、黄色的痂。
    “铺子里怎么样？”家寧问。
    “还行。”陈阿圆把柜檯上的金枣重新摆了一遍，把几颗有点蔫的挑出来放在一边，那些蔫了的金枣皮皱了，顏色发暗，像老人的脸。“你哥回来了。他学车学得差不多了，下个月考驾照。考试那天要拿你的准考证。”家寧愣了一下。“拿我的准考证干什么？”
    “他说要用你的照片。他的身份证照片丟了，来不及补，先拿你的顶一下。”
    “那怎么行？照片不一样！”
    “他把你的照片用剪刀剪了，贴在他的身份证上。剪得刚好，就露出你一张脸，看不出来是你。”
    家寧站在那里，哭笑不得。她想说这是违法的，想说这是作弊，想说万一被发现了要坐牢。但她想了想，没有说。家安不会让她去坐牢的，如果真的被发现，他会说是他自己乾的，跟妹妹没关係。他就是这种人。他从小就这种人——追鸡、爬树、摸鸡蛋、偷金枣，做了坏事自己扛，从不把別人供出来。
    “你阿爸又跑了一趟永春，拉了货回来。”陈阿圆继续说，“你阿嬤身体不好，咳嗽又犯了，咳得整晚睡不著。你阿爸给她带了药，开了五副，吃了一副咳得轻一些，吃完五副再看。”
    家寧听著，把这些话一条一条地记在心里，像记帐一样，一个字都不漏。她听到苏阿梅“咳得整晚睡不著”的时候，心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不疼，但酸。
    她走到柜檯后面，拿起抹布，开始擦货架。货架上的罈子有些落灰了，落了一层薄薄的、灰白色的、像麵粉一样的灰尘。她用抹布一个一个地擦，擦完了摆回原位。她擦得很仔细，每一个罈子的每一个部位都擦到了——坛口、坛身、坛底。坛底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她把罈子抱起来，一只一只地抱起来，抱了放，放了抱，像在跟每一个罈子打招呼。她的手臂酸了，腰也酸了，但她没有停下来，把所有的罈子都擦了一遍，把货架的每一层都擦了一遍，把柜檯的每一个角落都擦了一遍。
    陈阿圆站在旁边，看著她擦货架。陈阿圆没有说话，也没有帮忙，就那么站著，看家寧的手臂在货架前上下移动，像一台机器；看抹布在罈子上擦过时留下的水渍在阳光下慢慢蒸发，从大到小，从有到无；看家寧的校服背后那块汗渍从深变浅、从湿变干，像一块从水里捞出来的布被太阳一点一点地晒乾。她看著阳光从朝东的窗户照进来，照在家寧的侧脸上，把她脸上细细的绒毛照成了一层金色的光晕，像一个光圈套在她的脸上，把她整个人都罩在里面。
    “家寧。”
    “嗯。”
    “读书累不累？”
    “不累。”
    “功课跟不跟得上？”
    “跟得上。”
    “老师好不好？”
    “好。”
    “同学呢？”
    “也好。”
    陈阿圆没有再问了。她知道家寧在说谎。她看出来了——从家寧低垂的眼睛看出来的，从家寧抿紧的嘴唇看出来的，从家寧咬紧的牙关看出来的。那些同学不好，那些功课跟不上，那些老师不好，那些书读得很累。但她没有拆穿她。
    她把手伸进陶罐里，摸出两颗金枣，放在柜檯上。
    “吃了再回学校。”
    家寧放下抹布，拿起一颗金枣，放进嘴里。先酸后甜，吃到最里面那一点点苦。她嚼著那一点点苦，咽了下去。她又拿起第二颗，嚼著，咽了下去。她把金枣的核吐在手心里，攥著，站了一会儿。金枣的核是椭圆形的，硬硬的，两头尖尖的，像一颗小小的子弹。
    “阿母，我要回学校了。晚上还有晚自习。”
    “去吧。路上慢点。”
    家寧把核扔进垃圾桶里，拿起放在柜檯上的蓝布包袱，从里面掏出一个小布包，放在柜檯上。布包是旧的，蓝布的，边角磨毛了，上面绣著一朵小梅花，梅花是粉红色的，花瓣已经褪色了，变成了淡粉色，几乎看不出顏色了，像一个褪了色的梦。
    “阿母，这是我这周剩下的伙食费，你拿著。”
    她转身跑了出去。陈阿圆追到门口，她已经跑到了巷口，校服在风里飘著，像一面白色的旗，像一只在风中挣扎著想要飞起来的鸟。她的脚步声在青石板上噠噠噠地响著，像一串被风吹散了的珠子，一颗一颗地落在地上，滚远了，消失了。
    陈阿圆站在门口，手里拿著那个小布包，布包里装著几块钱，有纸幣有硬幣，纸幣叠得整整齐齐的，硬幣摞得整整齐齐的，像一列小小的、沉默的、等待检阅的士兵。她把布包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指甲掐进掌心里，掐出一道一道的白印子。她想起了自己十六岁的时候——扎著两条辫子，穿著蓝布衫，站在陈家铺子的柜檯后面，把金枣一颗一颗地摆在粗陶碗里。她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是高中，不知道什么是考试，不知道什么是大学。她只知道金枣要摆整齐，柜檯要擦乾净，客人来了要笑一下，才能把东西卖出去，才能赚到钱，才能活下去。她只知道这些。她只知道这些，就已经把路走出来了。
    她的路，不是用书铺的，是用脚走的。
    用脚踩在滇缅公路的石头和泥里，脚底磨出了水泡，水泡破了，结了痂，痂掉了，又磨出了新的水泡。用脚踩在泉州承天巷的青石板上，脚底的老茧一层叠一层，像树的年轮。用脚踩在永春达埔的山路上，山路的石头硌著脚心，她咬著牙，没有喊疼。用脚踩在泉州一中的柏油路上，柏油路被夏天的太阳晒得发软，脚踩下去会留下一个浅浅的印子。
    她的路，家寧的路，一条接一条，一条连一条，像那根断过三次、绑过三道麻绳的扁担。扁担担著箩筐，箩筐里坐著孩子。扁担担著路，路通往远方。
    她转身走回铺子里，把布包放进柜檯下面的陶罐里，盖上蓝布，压上石头。她站在那里，看著那只陶罐，看著那块蓝布，看著那块石头。她伸出手，摸了摸那块石头。石头是圆的，光滑的，冰凉冰凉的，是她从永春的山上捡回来的，已经跟她十多年了。石头上有她的手温，有她的手汗，有她的手纹。她把手贴在石头上，石头温了，她的手凉了。手凉了没关係，石头温了就好。石头下面压著蓝布，蓝布下面压著陶罐，陶罐里面装著钱、铜板、梳子、铜板、信、收据、录取通知书。
    她把手从石头上收回来，放在柜檯上的粗陶碗里。碗里还剩下几颗没有包完的金枣，她捏了一颗，放进嘴里。先酸后甜，吃到最里面那一点点的、很淡的、不容易被发现的、但確实存在的苦。
    她咽下去了。
    一九八〇年十月，家安考取了机动车驾驶证。
    那天他穿著一件白色的背心，背心上印著“永春一中”四个字，字已经洗得模糊了，只剩下一些淡淡的、蓝色的、像水渍一样的痕跡。他站在qz市车辆管理所的门口，手里握著那本绿色的驾驶证。封面上印著烫金的字，字是凸起来的，摸上去一粒一粒的，像盲文，像米粒，像一颗一颗被压扁了的金枣。他翻开来，看著里面贴著的自己的照片。照片上的他穿著那件白色背心，头髮剪得很短，脸上的表情很严肃，嘴角没有翘，眉头没有皱，眼睛看著镜头，不躲不闪。镜头后面是摄影师的眼睛，摄影师的眼睛后面是相机，相机后面是胶捲，胶捲后面是纸，纸后面是他。他看著那个他，那个他也在看著他，两个人对视著，像两面镜子对著照，照出无穷无尽的自己，一个比一个小，一个比一个远。
    他合上驾驶证，把它放进口袋里，拍了拍口袋。
    他转身走出了车管所的大门，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看著面前的路。路是中山路，往北通往承天巷，往南通向晋江、石狮、厦门，通往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阳光很好，没有下雨，路面是乾的，柏油路面上有汽车的轮胎印，有自行车的车轮印，有行人的脚印，重叠在一起，像一幅巨大的、没有人能看得懂的抽象画。他往北走。走了几步，停下来，又回头看了一眼车管所的大门。大门是铁的，灰色的，上面掛著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qz市车辆管理所”。他把那行字念了一遍，把那块木牌看了一遍，把那扇铁门看了一遍，那扇铁门上面的每一颗铆钉、每一道焊缝、每一片铁锈都看了一遍。他转过身，继续往北走。
    他走回了陈家铺子。在巷口，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家兴。
    家兴站在陈家铺子门口，穿著一件灰色的棉袄，棉袄太大了，把他整个人都裹在里面，像一个被塞进棉被里的孩子。他的脸被冬天的风吹得通红，鼻子尖红红的，耳朵尖也红红的，整个人看起来像一颗刚从雪地里挖出来的红萝卜。他看见家安，愣了一下，然后咧开嘴笑了，露出了缺了一颗的门牙。那颗门牙是上周掉的，他写信告诉家寧的，信纸上只写了两行字：“姐，我门牙掉了。妈说吃饭不香了。”
    “哥！”他喊了一声，声音很大，整条巷子都听见了。
    家安跑过去，一把把家兴抱了起来。家兴已经十一岁了，不轻了，抱起来有点儿吃力，家安咬著牙，把他举高了一些，举过了头顶。家兴在他头顶上笑著，笑声在巷子里迴荡，像一群被放飞的鸟，扑棱著翅膀，从巷子这头飞到那头，从那头又飞回来，回音叠著回音，笑声叠著笑声。
    “你怎么来了？谁带你来的？”家安把他放下来，蹲下来，平视著他。
    “阿爸带我来的。”家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家安。是一个苹果，红红的，圆圆的，上面贴著一张標籤，写著“山东烟臺”。苹果已经有点儿皱了，皮上有一道被碰伤的痕跡，碰伤的地方变成了褐色。他从口袋里掏出来的时候，苹果上沾著棉絮，白白的，一团一团的，像雪花。
    “阿爸说，你考到驾照了，这个苹果给你庆贺。”
    家安接过苹果，在手心里掂了掂，苹果不大，不重，但他觉得它很重，重得像一块石头。他用袖子擦了擦苹果上的棉絮，没有洗，直接咬了一口。苹果很甜，甜得有点儿齁，汁水很多，顺著手腕往下流，滴在袖口上，滴在地上。他嚼著，咽了下去，又咬了一口，嚼著，咽了下去。
    他把剩下的苹果递给家兴。家兴接过苹果，看了看，也咬了一口，嚼著，咽了下去。
    “甜吗？”家安问。
    “甜。”家兴说。他的嘴角沾著苹果汁，亮晶晶的，像涂了一层蜂蜜。
    家安站起来，拉著家兴的手，走进了陈家铺子。陈阿圆站在柜檯后面，正在泡茶。她泡茶的动作很慢，先洗茶，再温杯，再冲泡，每一个步骤都做得很仔细，像在进行一场很重要的仪式。她把泡好的茶倒进杯子里，茶汤是琥珀色的，透亮的，冒著热气。她把杯子放在柜檯上，推到家安面前。
    “喝了。”
    家安端起杯子，吹了吹，喝了一口。茶很烫，烫得他嘶了一声，但他没有放下杯子，又喝了一口。茶是铁观音，永春產的，味道清香，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像春天的风从山上吹下来，吹在脸上，凉凉的，湿湿的。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本绿色的驾驶证，放在柜檯上。绿本本躺在柜檯的木纹上，绿色的封面，红色的国徽，烫金的字，在阳光下闪著光。
    陈阿圆拿起驾驶证，翻开，看著里面那张照片。照片上的家安很严肃，跟她记忆中的家安不一样。她记忆中的家安是那个追鸡的孩子，是那个蹲在榕树下捡花瓣的孩子，是那个为了几颗金枣追著鸡满院子跑的孩子，是那个推著板车在承天巷口站了半年的少年，是那个把金枣塞进老太太嘴里自己都不记得了的少年。照片上的家安是一个成年人了，他的肩膀宽了，像一个可以扛东西的肩膀；下巴方了，像一个可以顶住什么的方形；眼神定了，像一口挖得很深的井。
    她看了很久，久到家兴在旁边喊了好几声“阿母”都没有听见。
    “好。”她把驾驶证合上，递还给他，声音不大，但很稳，像她打打算盘时拨出的最后一个珠子，咔噠一声，定了。
    家安接过驾驶证，放进口袋里，拍了拍口袋。
    “阿爸呢？”他问。
    “在后面。修桶。”
    家安走进后面那间小屋。林清石蹲在地上，正在修理一个漏水的铁桶。铁桶是铺子里用来装虾酱的，桶底锈了一个洞，他用铁皮剪了一个圆片，涂上桐油，贴在洞上，用锤子轻轻敲打，让铁片和桶底贴合得更紧密。锤子敲在铁片上，叮，叮，叮，声音不大，但很稳，一下一下的，像心跳，像脉搏，像钟摆。他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见了家安。家安站在那里，手里握著那本绿色的驾驶证，没有拿给他，也没有递给他，就那么握著，站著，看著。
    林清石放下锤子，在裤子上擦了擦手，站起来。他的腿蹲麻了，站起来的时候踉蹌了一下，扶住了墙。墙是砖的，冷的，硬的，他的手贴在墙上，手指的白印子印在红砖上，像一朵朵白色的花。
    家安走过去，伸出手，扶住了他。他的手抓住了林清石的胳膊，林清石的胳膊瘦了，比以前瘦了很多，骨头硌著家安的手心，硌得生疼。
    “阿爸。”他喊了一声。
    林清石看著他，没有说话。他看著家安的眼睛——棕色的，不大，但很亮，像山里头那种清泉，安安静静地看著人。他看著家安的眼睛，在那双眼睛里看到了一个人。那个人很年轻，二十岁出头，瘦，肩膀窄，走路的时候微微弯著腰，像一株被风吹弯了的小树。那个人站在永春达埔的村口，推著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自行车的后座上绑著一个竹编的小椅子，椅子上坐著一个圆脸的小女孩，手里攥著一颗金枣。
    那个人，是他自己。
    “阿爸，我考到了。”家安把驾驶证递过来。
    林清石接过驾驶证，翻开，看著里面那张照片。照片上的家安很严肃，那双棕色的眼睛在阳光下泛著琥珀色的光。他看著那双眼睛，那双眼睛也看著他。他看著那双眼睛里的自己——头髮白了，背驼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眼睛下面的黑眼圈像永远洗不掉的墨跡。他看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天从亮变暗，久到家寧从学校回来了，久到陈阿圆在外面喊了一声“吃饭了”，他才把眼睛从那张照片上移开。
    “好。”他说，就一个字。
    他把驾驶证合上，递还给家安。然后他蹲下去，拿起锤子，继续修理那个铁桶。锤子敲在铁片上，叮，叮，叮，声音还是不大，但很稳，一下一下的，像心跳，像脉搏，像钟摆，像那根扁担掛在墙上被风吹动时发出的声音——没有声音，但它在那里，安安静静的，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