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寧到泉州的第一个早晨，是被巷子里的自行车铃声吵醒的。铃声从巷口传进来，叮铃铃，叮铃铃，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像有人在敲一只永远不会碎的小铃鐺。她睁开眼，阳光透过那扇朝北的小窗户照进来，在对面墙上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长方形。长方形的光斑里，灰尘在飞舞，细细的，密密的，像一群没有翅膀的虫子在空气里游泳。
    她躺在床上，没有立刻起来。枕头底下那本帐簿硌著她的后脑勺，硬硬的，方方的，像一块藏在枕头里的砖头。她伸手摸了摸帐簿的封面，牛皮纸的，粗粗的，涩涩的，摸上去像摸到了树皮。她把帐簿从枕头底下抽出来，翻开，看到昨晚写的那一行字——“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家寧到了泉州。”字已经干了，墨从黑色变成了灰黑色，纸从黄色变成了更深的黄色。一夜之间，它老了。
    灶间里已经有了动静。锅盖碰锅沿的声音，水瓢碰水缸的声音，柴火在灶膛里燃烧时发出的噼啪声，还有陈阿圆轻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哼歌声——没有词，只有调子，像风穿过稻田，像潮水漫过沙滩。家寧把帐簿合上，放回枕头底下，掀开被子，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走出了小屋。
    陈阿圆站在灶台前，正在煮粥。她听见脚步声，没有回头，把手里的锅铲在锅沿上磕了磕，说了一句：“去洗漱。粥快好了。”
    灶台上已经摆好了碗筷。四只碗，四双筷子，整整齐齐地摆著。两只碗是白瓷的，碗沿有一个小小的缺口——是陈阿圆小时候磕掉的那只碗的翻版，她找人在永春的窑里烧了一只一模一样的，连缺口的位置都烧得一模一样。另外两只碗是青花的，是林清石从泉州旧货市场淘来的，碗底有“光绪年制”的字样，不知真假，但他觉得好看，就买了。
    家寧打了水，蹲在院子里洗漱。院子很小，只有几平方米，铺著碎砖，碎砖缝里长著青苔。墙角堆著几块石头，石头上放著一个破陶罐，罐子里种著一株茉莉花，是陈阿圆从永春带过来的。茉莉花开著，白色的，小小的，散发著淡淡的清香。她吸了一口气，香气灌进鼻腔，凉凉的，甜甜的。她闭上眼睛，让那股香气在身体里慢慢地游走，走到喉咙，走到胸口，走到胃里。
    “家寧，粥好了。”
    陈阿圆的声音从灶间传出来。家寧睁开眼睛，站起来，走进灶间。一家人围著小桌坐下来——陈阿圆坐主位，家安坐她左边，家寧坐她右边，林清石坐对面。苏阿梅不在，她还留在永春，说泉州太吵，她睡不著。其实不是吵，是她不想走。陈远水埋在永春的山坡上，她要陪著他。
    粥是地瓜粥，地瓜切得很大块，煮得软烂，用筷子一夹就碎。咸菜是陈阿圆自己醃的，萝卜乾切碎了，拌上辣椒和蒜末，脆生生的，辣丝丝的。还有一小碟金枣，摆在桌子正中间，金黄金黄的，像一颗颗小太阳。
    家安吃饭很快，呼嚕呼嚕的，一碗粥几口就见底了。他放下碗，抹了抹嘴，说了一句“我去推板车了”，就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回过头，看著家寧。
    “家寧，今天跟我一起去吗？”
    “去哪？”
    “承天巷口。推板车。”
    家寧看了看陈阿圆。陈阿圆正在喝粥，头也没抬，说了一句：“想去就去。不想去就在铺子里帮我。”
    家寧想了想，放下碗，站起来。“哥，等我一下。我换双鞋。”
    她换了一双布鞋——不是新鞋，是苏阿梅给她做的，鞋底纳得很密，针脚匀匀的，鞋面上绣著一朵小梅花。梅花是粉红色的，五个花瓣，花蕊是黄色的，用丝线绣的，绣得很细，花瓣的边沿有深浅不一的顏色变化，像真的一样。她穿著这双鞋，跟在板车后面，走过了承天巷的青石板。
    家安推著板车走在前面。他推车的姿势已经不像刚开始那样僵硬了，身体微微前倾，两只手握著车把，手肘弯著，肩膀放鬆，脚步稳当。板车的车轮压在青石板上，发出沙沙的声音，像蛇在草丛里爬。车斗里的罈子隨著路面的起伏轻轻摇晃，坛口封著的芭蕉叶在风里啪啪地响，像在鼓掌。
    到了承天巷口，家安把板车停在路灯旁边。他从车斗里拿出一张报纸，铺在车斗边缘，把几颗剥开的金枣摆在报纸上。金枣的果肉在阳光下透亮，像琥珀，像蜂蜜，像凝固的阳光。
    家寧站在板车旁边，两只手不知道往哪放，插在口袋里，又拿出来，垂在身体两侧，又交叉在胸前。她看著街上的人来人往，心里有些紧张。她在永春的时候不这样，永春的街上也有人，但她不怕。因为那些人她认识——卖肉的阿水伯，卖豆腐的阿花婶，卖菜的阿土叔，他们都认识她，都知道她是陈家铺子的姑娘。泉州的这些人，她一个都不认识。
    “你站著就行了。”家安站在板车后面，两只手撑著车把，看著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不用喊，不用叫。客人来了，你笑一下。”
    家寧看著家安。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表情很淡，嘴角没有翘，眉头没有皱，就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每天早上起来要刷牙，每天晚上睡觉前要洗脸，推板车到巷口，站著，客人来了，笑一下。
    一个中年妇女走过来，提著菜篮子，看了一眼板车上的金枣。“金枣怎么卖？”
    “一分钱一颗，两分钱三颗。”家安的声音很稳。
    中年妇女买了三颗。家安从粗陶碗里捏了三颗金枣，用报纸包了，递给她。家寧在旁边看著，手心里全是汗。她想帮忙，但她不知道该帮什么。想帮家安拿报纸，家安已经拿了；想帮家安递金枣，家安已经递了；想帮家安收钱，钱已经被家安放进围裙口袋里了。她站在那里，像一根多余的电线桿。
    一个老太太走过来，拄著拐杖，穿著一件深蓝色的对襟大褂，头髮全白了，梳成一个髻，用黑色的髮夹別在脑后。她走到板车前面，停下来，看著车斗里的金枣，看了很久。
    “阿婆，金枣，一分钱一颗，两分钱三颗。”家安的声音比刚才轻了一些。家寧看著他，他的嘴角翘著——不是刻意的那种笑，是自然的那种，像风吹过水麵时自然而然漾开的波纹，拦不住的，也不需要拦的。
    老太太抬起头，看著家安，又看了看家寧。她的目光在家寧身上停了一下，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分钱，放在车斗边缘。“一颗。”
    家安捏了一颗金枣，递给她。老太太接过金枣，没有放进嘴里，而是攥在手心里，攥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转过身，拄著拐杖，沿著承天巷往里走。
    “阿婆。”家寧忽然喊了一声。
    老太太停下来，回过头。
    “你住承天巷里面吗？”
    老太太看著她，点了点头。
    “你每天都出来买金枣吗？”
    老太太又点了点头。
    “我也住承天巷里面。陈家铺子后面那间小屋。”家寧从板车后面走出来，走到老太太面前，伸出手，“阿婆，我扶你回去。”
    老太太看著她，看了几秒钟，然后把那只没拄拐杖的手伸了出来。她的手很老，皮肤像纸一样薄，青筋一根一根地凸起，像地图上的河流。手指的关节肿了，变形了，戒指卡在无名指上，肉把戒指裹住了，分不开了。
    家寧握住了那只手。手是凉的，乾枯的，轻的，像握著一把干树枝。她把那只手小心地握在手心里，一步一步地扶著老太太往里走。承天巷很长，弯弯曲曲的，青石板上长著青苔，有些地方湿滑。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实了才迈下一步。
    老太太没有说话，家寧也没有说话。两个人就那么慢慢地走著，一个十四岁的少女，一个不知道多少岁的老太太，一老一少，一白一黑，在窄窄的巷子里走著。阳光从巷子上方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她们身上，把她们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投在青石板上，像两个人影合成了一个人。
    走了大概两百米，老太太在一扇黑色的木门前停下来。木门上的漆已经剥落了，露出下面灰白色的木头。门环是一只生锈的铁环，掛在门上，风吹过的时候会轻轻响一声。门口有一棵石榴树，树干歪歪扭扭的，枝叶稀稀疏疏的，树上掛著几颗青色的石榴，还没有熟，嘴还是闭著的。
    “到了。”老太太说。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声音沙哑，像很久没有喝过水。
    家寧鬆开她的手，退后一步。
    老太太从口袋里掏出那颗金枣，放进嘴里，慢慢地嚼著。她嚼的时候眼睛眯著，嘴唇微微翕动，脸上的皱纹隨著咀嚼的动作一深一浅地变化著，像风吹过沙丘时留下的纹路。她嚼了很久，久到家寧以为她不会咽下去了。
    她咽下去了。
    “明天，你还来吗？”老太太看著家寧。
    家寧愣了一下。她看了看巷口的方向，家安和板车还在那里，站在路灯下面，像一棵种在水泥地上的树。她又看了看面前这扇黑色的木门，门口那棵歪歪扭扭的石榴树，还有面前这个白髮苍苍、拄著拐杖、嚼著金枣的老太太。
    “来。”她说。
    老太太嘴角动了一下。那笑容很小，小到如果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但家寧看出来了。那不是嘴角的肌肉在动，是心里的什么东西在动，从心里传到脸上，传到嘴角，变成一个小小的、弯弯的、像月牙的弧度。
    老太太转过身，推开门，走了进去。门关上了。门环发出一声轻响，然后一切安静下来。
    家寧站在门口，站了多久？不知道。她走到石榴树旁边，从地上捡起一颗掉落的青石榴。石榴还没有熟，皮是青色的，硬邦邦的，上面有一道被虫子咬过的疤痕。她把青石榴攥在手心里，走回巷口。
    家安还在那里，有个客人正在买醃茶叶。他熟练地从罈子里舀出一勺醃茶叶，用芭蕉叶包了，麻绳扎紧，递给客人。客人付了钱，走了。家安把钱放进围裙口袋，抬起头，看见家寧走过来。
    “送到了？”他问。
    “送到了。”
    “她跟你说什么了？”
    “她问我明天还来不来。我说来。”
    家安没有说话。他从车斗里捏了一颗金枣，递给她。家寧接过去，放进嘴里，嚼著。金枣是先酸后甜，吃到最里面有一点点苦。她嚼到了酸，嚼到了甜，也嚼到了那一点点苦。
    “哥。”
    “嗯。”
    “你觉得阿婆每天都来买一颗金枣，她吃到的味道，跟我们吃到的味道，一样吗？”
    家安想了想，把车斗里被风吹歪的罈子扶正，又把坛口封著的芭蕉叶重新按了按。“不一样。她吃的金枣，比我们吃的苦。但她吃到了苦，还来买。她不是来买金枣的。”
    “那她来买什么？”
    “买路。她走不动了，来买一条能走的路。”
    家安的话让家寧沉默了。他没有上过什么学，但他说的这些话，家寧在她的课本里从来没有读到过。课本里写的是公式，是定理，是標准答案，是“因为a等於b，b等於c，所以a等於c”。但家安说的是，“她走不动了，来买一条能走的路”。这话不在课本上，这话在路边的板车上，在金枣的酸和甜和苦里，在她握著老太太的手走过的那条青石板路上。
    她把那颗青石榴放在板车的车斗里，放在罈子和罈子之间的缝隙里。青石榴青色的，硬邦邦的，在阳光下不反光，不发光，不亮，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像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
    家安看著那颗青石榴，没有问她为什么放在那里。他没有问，因为他知道，有些东西不需要问，就像那颗青石榴，它会一直在那里，直到它自己掉下来，或者被人拿走。但在这之前，它会一直待在车斗里，待在罈子和罈子之间，安安静静地待著。
    一天下午，铺子里来了一封信。
    信是寄到“泉州承天巷陈家铺子”的，信封上写著“陈阿圆收”。字跡歪歪扭扭的，像小孩子写的，但笔画很用力，像是写的时候把笔尖戳进了纸里。没有寄件人的地址和姓名，只有“永春”两个字，是用铅笔写的，淡淡的，写在信封的背面。
    陈阿圆接过信，看了看信封上的字，没有认出是谁的笔跡。永春那边会写信的人不多，林清石每次打电话都是去镇上的邮电所，不会写信。苏阿梅不识字，不会写。家安和家寧在泉州，家兴在永春上学，但他不会写信——他才十一岁，会写的字不够写一封信。
    她用剪刀剪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信纸。信纸是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有横线，横线是绿色的，淡淡的。纸的左边有一道被撕破的痕跡，毛毛糙糙的，还有一些作业本上残留的钉书针孔。
    信上只写了一行字：
    “阿母，金枣收到了。好吃。家兴。”
    陈阿圆看著这行字，看了很久。她把信纸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字：
    “泉州冷不冷？多穿衣服。”
    她把信封又翻了一遍，里面没有別的东西了。她把信纸铺在柜檯上，用手把摺痕抹平，又看了一遍那两行字。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大小不一，有的字大得像碗口，有的字小得像绿豆。“金枣”的“枣”字写错了，上面写成了“束”，下面写成了“木”，整个字看起来像一个长了腿的盒子。“好吃”的“好”字写反了，“女”写在右边，“子”写在左边，像一个站反了的人。
    但这是他写的第一封信。
    她把这封信折好，放进口袋里，拍了拍口袋。然后她走到柜檯后面，蹲下来，从陶罐里捏了一颗金枣，放进嘴里。金枣是先酸后甜，她嚼到了酸，没有嚼到甜。她又捏了一颗，这一次嚼到了甜，但那甜很短，一下子就过去了，剩下的是苦，是那种从舌尖慢慢往舌根蔓延的、不容易被发现的但確实存在的苦。
    她把那两颗金枣的核吐在手心里，攥著，站了一会儿。
    “家兴会写信了。”她对林清石说。林清石正在后面的小屋里修理一个裂了缝的罈子，他用桐油和石灰调了腻子，把腻子抹进裂缝里，用手指抹平。他听到这句话，手上的动作没有停，把腻子抹匀了，用湿布把边缘擦乾净，把罈子放在墙角晾著。
    “他写的什么？”他问。
    “他说金枣收到了。好吃。问泉州冷不冷，让多穿衣服。”
    林清石蹲在墙角，看著那只刚补好的罈子。罈子是灰褐色的，裂缝从坛口一直延伸到坛肚，他补了很长一道，腻子的顏色比罈子浅，像一条白色的疤痕。他伸出手，摸了摸那道疤痕，腻子还没有干，手指按上去留下一个浅浅的指印。
    “他怎么知道寄到这里？地址是谁写的？”他问。
    陈阿圆想了想。家兴才十一岁，他应该不知道泉州承天巷的地址，他应该不知道信要怎么写、信封要怎么填、邮票要怎么贴、信要丟进哪个邮筒。
    “可能是阿母帮他寄的。地址是阿母念的，他写的。邮票是阿母买的。”
    陈阿圆又想起了家兴——他蹲在灶台前，趴在灶台上，在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上写字。他不知道“枣”怎么写，问了苏阿梅，苏阿梅也不知道——“枣”字她认识，但不会写。他就自己造了一个，上面写成“束”，下面写成“木”。他不知道“暖”怎么写，就写成了“不冷”，“多穿衣服”写成“多穿衣”。他把信纸折好，塞进信封里，用舌头舔了舔信封的封口，封口上有胶，他舔的时候舌头被黏住了，扯了一下才扯开。他把信封舔好了，用手按了按，確认封紧了，然后拿著信封跑到镇上，塞进邮电所门口那个绿色的邮筒里。邮筒的投信口很高，他踮起脚尖才够到，把信塞进去的时候，信封卡了一下，他用手指捅了捅，信封掉进去了，掉到邮筒的肚子里，发出轻轻的一声响——咚。
    那声响，在永春的邮电所门口，在绿色的邮筒里，在他十一岁的耳朵里，是他这辈子听到过的最好听的声音。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陈家铺子门前多了一样东西——一块小黑板。
    黑板是林清石从巷口收破烂的老陈那里花五毛钱买来的。黑板不大，只有两块砖头並排那么宽，边框的漆已经掉了，露出下面灰白色的木头，黑板面被粉笔磨出一道一道的白印子，像老人脸上的皱纹。他用湿布把黑板擦乾净，用粉笔在上面写了一行字：
    “今日金枣新到”
    “今日”的“今”字他写成了“令”，点写成了横，看起来像“令日”。“新到”的“到”字写得太大了，挤出了黑板边框，“到”字的最后一笔“提”写到了黑板外面，写在木框上了。他看了看，觉得不好看，用湿布擦了，重新写。第二遍“今”字写对了，“日”字写歪了，像一轮快要落山的太阳。他擦了又写，写了又擦，反反覆覆写了十几遍，一块粉笔写完了，黑板上全是擦不乾净的白色痕跡。
    “行了。”陈阿圆走过来，站在黑板前面看了看。字还是歪的，“金枣”的“金”字写成了“全”，少了一横；“枣”字写成了“束”，多了一个“口”。但她把它们认出来了。她认得它们，因为它们是林清石写的。林清石写这些字的时候，蹲在铺子门口，粉笔夹在手指间，手在发抖，额头上全是汗，嘴唇抿得紧紧的，像在完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这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把“今日金枣新到”六个字写在一块五毛钱买来的破黑板上。
    她把黑板掛在铺子门口的墙上，掛在那根扁担的下面。扁担是黑色的，黑板是黑色的，黑色叠著黑色，像夜晚叠著夜晚。
    第一个看到这块黑板的是一个送报的邮递员，他骑著绿色的自行车从巷口进来，后座上绑著两个鼓鼓囊囊的绿色帆布袋。他看见黑板上的字，停下来，看了一眼，念了出来：“今日金枣新到——『新』字写错了，『到』字也写错了。”他看了一眼林清石，又看了一眼陈阿圆，笑了笑，骑上自行车走了。
    林清石站在那里，手里还握著那截写完了的粉笔头。粉笔头很小，只有指甲盖那么大，他把粉笔头握在手心里，攥著，手指在发抖。
    “清石。”陈阿圆喊了一声。
    林清石没有回头。
    “字好不好看不重要。人家看得懂就行了。”
    林清石把手里的粉笔头塞进裤兜里，转过身，走回了铺子。他走到柜檯后面，从陶罐里捏了一颗金枣，放进嘴里，嚼著。金枣是先酸后甜。他嚼到了酸，没有嚼到甜。他又捏了一颗，这一次嚼到了甜，那甜很淡，很轻，很短，像一颗流星划过夜空，一闪就没了。
    他把金枣的核吐在手心里，攥著，站在柜檯后面，低著头。
    陈阿圆走过来，站在他面前。她没有说话，伸出手，把他的手从柜檯上拿起来，掰开他的手指，把那颗金枣的核从手心里拿出来，扔进垃圾桶里。然后她握著他的手，握了多久？不知道。她的手心贴著他的手背，她的手是黄的，他的手是黑的，黄和黑叠在一起，像墨汁滴在宣纸上，慢慢地洇开，分不清哪里是手背哪里是手心。
    “清石。”
    “嗯。”
    “字写错了可以擦掉重写。日子过错了不能重来，但可以过下去。”
    林清石抬起头，看著陈阿圆。她又说了一句他听不懂的话，但他不需要听懂。他只需要知道她在那里，她在他面前，她的手握著他的手，她的手是热的，她的手心贴著他的手背，温度从她的手传到他的手，从他的手传到他的手臂，从手臂传到心臟。
    那颗金枣的甜，终於从舌尖蔓延到了喉咙。他咽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