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二，老李从那个系满红布条的村子出来，沿著黄河故道大堤继续往东北走。
    一夜没怎么合眼。
    昨晚他从村里出来，本想在路边找个避风的地方凑合一宿，但大金鹿骑出去没多远，后胎就瘪了。他蹲下来检查，发现扎了一根蒺藜刺——这东西在鲁西南的土路上到处都是，防不胜防。
    没办法，他推著车走了三四里地，才在路边看见一间废弃的土坯房。房子没有门，窗户也用砖头堵了大半，但好歹有个屋顶，能挡挡风。
    老李把车推进去，用榆树皮捆子堵住门口，在墙角铺了一层麦秸，裹著棉袄躺下了。
    他睡不著。
    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著这几天的见闻——魏湾镇的灶王爷咧嘴，郑庄的筷子立碗，还有那个村子的老槐树红布条。三件事，三个村子，三户人家，都有一个共同点：老人死了，活人不安生。
    老李摸出那个小本子，在黑暗中用手指摩挲著封面。本子已经很旧了，边角都磨圆了，麻绳也断了一根，他用新的重新缝过。本子里记著的东西，比任何人都多。
    他翻到最新的一页，用手指摸了摸上面的铅笔字，像是在確认什么。
    然后他把本子塞回口袋，闭上了眼睛。
    风从窗户的砖缝里灌进来，呜呜地响，像是有人在远处哭。老李听著那个声音，慢慢睡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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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刚蒙蒙亮，老李就醒了。
    不是自然醒，是被一阵声音吵醒的——叮叮噹噹的，像是有人在敲什么东西，又像是铁器碰撞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
    他坐起来，竖起耳朵听了听。声音从东北方向传来，离得不远，估摸著也就一两里地。
    老李从麦秸堆里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腰腿。五十二了，睡了一夜麦秸，浑身骨头都疼。他拍了拍身上的草屑，从褡褳里掏出乾粮啃了两口，又喝了几口凉水，算是早饭。
    他把大金鹿推出土坯房，检查了一下后胎——气已经漏光了，瘪得贴在地面上。老李嘆了口气，从褡褳里拿出补胎的工具，蹲在路边开始补胎。
    补胎是个细活儿。他先用銼刀把扎破的地方銼毛，涂上胶水，等胶水半乾的时候贴上补胎片，再用木槌轻轻敲实。这个过程不能著急，胶水没干透就贴，跑不了几里地又会漏。
    老李一边补胎一边听著远处传来的叮叮噹噹的声音。这会儿天已经大亮了，他看清楚了——东北方向大约一里地开外，有一个村子，声音就是从那个村子里传出来的。
    补好胎，打好气，老李骑上大金鹿，朝那个村子去了。
    村子不大，四五十户人家，坐落在黄河故道大堤的南坡上，房子大多是土墙灰瓦，有几户是砖瓦到顶的。村口没有老槐树，倒有一棵大柳树，光禿禿的枝条垂下来，像老人的头髮。
    老李推著车进了村。
    他很快就找到了声音的来源——村子中间有一户人家，院子里支著一个脚手架，几个人正在房顶上忙活。叮叮噹噹的声音是瓦刀敲击砖头髮出的，有人在翻修房子。
    老李把车停在路边，站在院门口看了一会儿。
    院子不小，三间正房，东西各有两间偏房，在村里算是大户。正房是青砖灰瓦的老房子，看得出有些年头了，山墙上的砖缝里长著枯草。房顶上的瓦已经揭了大半，露出下面的木椽和苇箔，几个工匠正在上面铺新瓦。
    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站在院子里，仰著头指挥上面的工匠。他穿著一件蓝布棉袄，头上戴著一顶旧军帽，脸上的表情很严肃，时不时地喊一声：“轻点！那块瓦放平了！”
    老李在院门口站了一会儿，正要推车离开，那个男人忽然转过头来，看见了他。
    “哎，你是干啥的？”
    老李停下车：“收榆树皮的，路过贵村。”
    那男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目光在车后的榆树皮上停了一下，然后说：“收榆皮的？来得正好，我家后院有几捆榆树皮，你要不要？”
    老李点了点头：“要，看货定价。”
    男人招了招手：“进来吧。”
    老李把车推进院子，靠墙支好。他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正房的屋顶——瓦已经揭了大半，露出黑漆漆的房梁。房梁是老榆木的，粗壮结实，年头不短了，上面落满了灰尘。
    他的目光在房樑上停了一下。
    房梁靠近山墙的位置，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像是掛在那里的一团什么东西。
    老李眯起眼睛看了看，没看清。
    男人领著他绕到后院。后院墙根下堆著几捆榆树皮，晒得干透了，顏色发白。老李蹲下来翻了翻，用手掰了一小块放在嘴里嚼了嚼。
    “好皮。”老李点了点头，“三年的老榆树，纤维长，韧性好。三毛一斤，我全收了。”
    男人没还价，点了点头，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支递给老李。老李接过来，点上，两个人蹲在后院抽了一会儿烟。
    “老哥贵姓？”老李问。
    “免贵姓王，王德厚。”
    老李心里又咯噔了一下。这已经是第四个“德厚”了——魏湾镇的老陈叫陈德厚，郑庄的老郑叫郑德厚，那个系红布条的村子的女人姓什么他忘了问，但老郑和老陈已经让他够惊讶了，这又来一个王德厚。
    “巧了，”老李说，“我也叫德厚，李德厚。”
    王德厚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起来：“还真是巧了，同名同姓——不对，不同姓，同名。缘分。”
    两个人蹲在后院抽著烟，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几句。老李问起翻修房子的事，王德厚说这房子是他爹留下的，住了五六十年了，房顶漏雨，趁著年前天气好，请了几个工匠把瓦翻了。
    “你爹呢？”老李问。
    王德厚的笑容淡了一些：“走了，走了三年了。”
    “老娘呢？”
    “老娘还在，七十多了，住在东偏房。”王德厚朝东偏房的方向努了努嘴，“身体还行，就是脑子不太好使了，有时候糊涂，有时候明白。”
    老李“哦”了一声，没再问。
    抽完烟，老李开始称榆树皮。他干活利索，一捆一捆地称，用麻绳捆好，往自行车后座上码。王德厚在一旁帮忙，时不时递根烟。
    就在老李码到第二捆的时候，正房那边忽然传来一声惊叫。
    “王哥！王哥！你快来看看！”
    是房顶上一个工匠的声音，嗓门很大，带著明显的惊慌。
    王德厚的脸色变了一下，扔下手里的榆树皮，快步朝前院走去。老李犹豫了一下，也跟了过去。
    前院里，几个工匠已经从房顶上下来了，站在院子里，仰著头看著房顶的方向。其中一个年轻工匠脸色发白，手指著房顶，嘴唇在哆嗦。
    “咋了？”王德厚问。
    那个年轻工匠咽了口唾沫：“房樑上……房樑上掛著一双鞋。”
    王德厚抬头看了看房顶。房顶上的瓦已经揭了大半，露出黑漆漆的房梁和椽子。在靠近山墙的位置，果然掛著一双鞋——是一双绣花鞋，用一根红绳繫著，吊在房樑上，在风中微微晃动。
    老李的眼睛眯了起来。
    那双绣花鞋不大，估摸著是三十五六码的，是女人的鞋。鞋面是大红色的绸缎，上面绣著金色的凤凰和牡丹花。绣工很精致，凤凰的尾巴用了三种顏色的丝线，牡丹的花瓣层层叠叠的，像是在鞋面上开了一样。
    但那双鞋已经很旧了。红色褪成了暗红，金色的丝线也发黑了，鞋底上沾著一层黑色的东西，像是菸灰，又像是血干了的顏色。
    王德厚的脸色也变得很难看。他看著那双绣花鞋，嘴唇动了几下，没说出话来。
    “王哥，”那个年轻工匠的声音压得很低，“这鞋是啥时候掛上去的？我们揭瓦的时候还没看见，揭到一半就露出来了。这房梁……怕是有年头没动过了吧？”
    王德厚没有回答。他转过身，对几个工匠说：“你们先下来，今天的活儿不干了，明天再说。”
    工匠们互相看了看，没说什么，收拾了工具，从脚手架上爬了下来。那个年轻工匠最后一个下来，下来的时候还回头看了一眼那双绣花鞋，脸色白得像纸。
    工匠们走了之后，院子里只剩下王德厚、老李，还有王德厚的老婆——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刚才一直站在堂屋门口，这会儿也走了出来，看见房樑上的绣花鞋，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这……这是……”女人的声音发颤。
    王德厚瞪了她一眼：“別吭声。”
    老李站在院子里，仰著头看著那双绣花鞋。风吹过来，绣花鞋在房樑上轻轻晃了晃，红绳在风中发出细微的摩擦声。
    “王老哥，”老李说，“这房子是你爹盖的？”
    王德厚点了点头：“六几年盖的，盖了快三十年了。”
    “盖房子的时候，房樑上有没有掛过东西？”
    王德厚想了想，摇了摇头：“没听说过。”
    老李没再问。他从院子里搬了一把梯子，搭在屋檐上，爬了上去。王德厚在下面喊了一声：“你干啥？小心点！”
    老李没理他，顺著梯子爬到了房顶。房顶上的瓦已经揭了大半，踩在苇箔上软绵绵的，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他小心翼翼地走到房梁的位置，蹲下来，仔细看了看那双绣花鞋。
    鞋子是用一根红绳系在房樑上的，红绳打了三个结，系得很紧。鞋面已经发霉了，长著一层灰白色的霉斑，但绣花的花纹还能看得清楚。
    老李伸出手，用食指轻轻碰了碰鞋底。
    鞋底上沾著的东西不是灰，是蜡——蜡烛滴下来的蜡油，黑色的，掺著什么东西烧过的痕跡。
    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这双鞋不是隨隨便便掛上去的，是有人故意掛的。掛鞋的时候，点了蜡烛，蜡油滴在了鞋底上——这是在“做法”。
    老李从房顶上下来，把梯子收好，走到王德厚面前。
    “王老哥，”他的声音不高，但很认真，“你爹活著的时候，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王德厚愣了一下，想了想，摇了摇头：“我爹是个老实人，种了一辈子地，没得罪过人。”
    “那你娘呢？”
    王德厚的脸色又变了。他犹豫了一下，压低声音说：“我娘……我娘年轻的时候，跟我奶奶关係不太好。”
    “怎么个不太好？”
    王德厚看了看他老婆，他老婆已经转身进了堂屋，把门关上了。他凑近老李，声音压得更低了：“我奶奶是六十岁那年没的，据说是上吊死的。但具体怎么回事，我爹从来不提，我也不敢问。”
    老李的眼睛眯了起来。
    “你奶奶上吊之前，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王德厚想了想，摇了摇头：“不清楚。那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呢。”
    老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王德厚脸色大变的话：
    “王老哥，你奶奶上吊用的绳子，是不是红色的？”
    王德厚的脸一下子白了。他张了张嘴，半天才挤出一句话：“你……你怎么知道？”
    老李没有回答，而是从兜里掏出烟，点上一支，吸了一口。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他说。
    王德厚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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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李把菸灰弹在地上，开了口：
    “这事发生在鲁西一个村子里，具体哪个村我就不说了，离这儿大概百十里地。
    “那个村里有一户人家，姓赵，当家的叫赵老四。赵老四有个老娘，七十多了，身体不好，常年躺在床上。赵老四的媳妇姓刘，是个厉害角色，嘴皮子厉害，手也厉害，对婆婆不好，动不动就骂，有时候还动手。
    “赵老四是个耙耳朵，怕老婆，老娘被欺负了也不敢吭声。
    “赵老四的老娘在床上躺了三年，三年里受了不少罪。有一天，刘氏又骂婆婆，骂得很难听，说『你个老不死的，怎么还不死？你死了我给你烧纸，活著就是个累赘。』
    “老太太听了，没吭声。当天晚上，她就用一根红绳，在房樑上上吊了。
    “赵老四发现的时候，老太太已经凉了。他哭了一场，把老太太埋了。刘氏也哭，但哭得假，眼药水都没点。
    “老太太死了之后，怪事就开始了。
    “先是刘氏开始做噩梦。每天晚上梦见她婆婆站在她床前，手里拿著那根上吊的红绳，对她说：『你不是让我死吗？我死了，你也別想活。』
    “刘氏每天晚上尖叫著醒来，头髮一把一把地掉。赵老四带她去看医生，医生说没毛病，是心理问题。但刘氏的症状越来越重，白天也开始看见她婆婆——在灶台前、在院子里、在茅房里，到处都是。
    “刘氏受不了了，去找神婆看。神婆到她家转了一圈，出来之后说了一句话：『你婆婆的魂没走，她就在这房樑上掛著呢。』
    “刘氏问怎么办。神婆说：『办法有一个——你去你婆婆坟前，磕一百个头，烧一百刀纸，然后把你婆婆上吊用的那根红绳找出来，系在房樑上，再掛一双你婆婆生前穿过的鞋。红绳是给她指路的，鞋是给她走路的。告诉她，往西走，別回头。』
    “刘氏照做了。她去了婆婆的坟前，磕了一百个头，烧了一百刀纸，把坟挖开，从棺材里找到了那根红绳——老太太上吊的时候，红绳还缠在脖子上，入殮的时候没取下来，一起埋了。
    “刘氏把那根红绳拿回家，系在房樑上，又找了一双婆婆生前穿过的绣花鞋，掛在红绳上。
    “掛上之后，刘氏的噩梦停了。她以为事情过去了。
    “但是，从那天开始，赵老四出事了。
    “赵老四开始发高烧，烧得说胡话。他说的胡话很奇怪，翻来覆去就一句——『娘，你走吧，娘，你走吧。』
    “刘氏又去找神婆。神婆这次说了一句让她魂飞魄散的话：『你婆婆不是要找你索命，她是找你男人索命。你知道你婆婆为啥上吊吗？』
    “刘氏说：『因为我对她不好。』
    “神婆说：『不对。你对她不好，她忍了三年都没上吊。她上吊那天晚上，你男人对她说了八个字——你去死吧，別连累我。』
    “刘氏当场就瘫了。她这才知道，老太太上吊之前，赵老四去给她送饭，老太太说不想活了，赵老四没劝，反而说了那句『你去死吧，別连累我』。
    “神婆说：『你婆婆的死，你有一半的罪，你男人也有一半的罪。你现在把红绳和鞋掛在房樑上，你以为是在给她指路，实际上是把她的魂锁在了这间房子里。她走不了了，她每天晚上在房樑上看著你们，看著她的儿子。』
    “刘氏哭著问怎么办。神婆说：『只有一个办法——把房梁拆了。那根房梁是你婆婆上吊的地方，上面沾著她的怨气。拆了房梁，换一根新的，她的魂就散了。』
    “赵老四那时候已经烧得人事不省了，刘氏自己做主，请人把房梁拆了，换了一根新的。拆下来的旧房梁，她按照神婆说的，拉到村外烧了。
    “烧房梁的那天晚上，刘氏在火堆旁边看见了一个人——她婆婆，站在火光里，穿著那双绣花鞋，脚底下踩著火焰，一步一步往西走了。走了三步，就消失了。
    “从那以后，赵老四的病好了，刘氏也不做噩梦了。但赵老四的腿废了——他发高烧烧坏了神经，后半辈子一直拄著拐杖。
    “村里人都说，那是老太太在惩罚他——她让她儿子用两条腿，换了她的一条命。”
    老李讲完了，烟也抽完了。
    院子里安静得能听见风吹过房顶的声音。
    王德厚的脸色已经白得没有血色了。他的嘴唇在哆嗦，两只手攥在一起，指节发白。
    “你……你是说，”王德厚的声音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我奶奶她……”
    “我没说你奶奶。”老李打断了他，语气平淡，“我讲的是鲁西赵老四家的事，跟你家没关係。”
    但他的眼睛看著房樑上那双绣花鞋。
    鞋在风中微微晃动，红绳在房樑上发出细微的摩擦声，像是有人在轻声说话。
    老李站起来，走到梯子旁边，又爬了上去。这一次他爬到了房梁的位置，伸手解下了那双绣花鞋。
    鞋很轻，轻得不像是真鞋，像是纸糊的。老李把鞋翻过来，看了看鞋底。
    鞋底上刻著两个字——不是用刀刻的，是用指甲刻的，歪歪扭扭的两个字：“还命”。
    老李的手指在那两个字上停了一下。
    他从房顶上下来，把绣花鞋放在院子里的石桌上，然后转过身，看著王德厚。
    “王老哥，你爹叫什么名字？”
    王德厚愣了一下：“王……王长贵。”
    “你奶奶呢？”
    “王……王门赵氏。我奶奶姓赵。”
    老李沉默了几秒，然后问了一句让王德厚彻底崩溃的话：
    “你奶奶上吊的那根红绳，是不是还在你家？”
    王德厚的脸一下子白了。他张了张嘴，想说没有，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一个字也发不出来。
    老李没有等他回答，转身走进了堂屋。
    堂屋里供著灶王爷的画像，画像旁边掛著一面镜子，镜子后面別著几张老照片。老李把镜子取下来，翻到背面——照片背面写著一行字：
    “王门赵氏，卒於1954年腊月。”
    老李的手指在那个日期上停了一下。
    今天是腊月二十二。
    三十三年前的腊月，王德厚的奶奶上吊死了。
    他把镜子掛回去，走出堂屋，看见王德厚的老婆站在东偏房的门口，脸色惨白，嘴唇在哆嗦。
    老李走到东偏房门口，推开了门。
    东偏房不大，一张木板床靠墙放著，床上躺著一个老太太，七十多岁，头髮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她的眼睛闭著，呼吸很轻很浅，像是睡著了。
    但老李注意到，老太太的双手露在被子的外面，十根手指的指甲——全部被剪得禿禿的，指甲缝里是黑色的，像是沾著什么干了的东西。
    他弯下腰，凑近看了看。
    指甲缝里的不是泥，是蜡——黑色的蜡烛蜡。
    老李的脊背一阵发凉。
    他直起身，转过身，看见王德厚站在门口，脸上的表情已经不是恐惧了，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退的绝望。
    “王老哥，”老李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针一样扎进王德厚的耳朵里，“你奶奶的指甲，是你剪的？”
    王德厚没有回答。他低下头，看著自己的脚面。
    “还是你娘剪的？”
    王德厚的肩膀开始发抖。
    老李没有逼他。他从石桌上拿起那双绣花鞋，走到东偏房门口，把鞋放在了门槛上。鞋尖朝外，鞋跟朝里。
    “王老哥，”老李说，“你奶奶的鞋，你还给她。她穿上了，就能走了。”
    王德厚抬起头，眼眶通红，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她……她真的能走吗？”他的声音像一个孩子。
    老李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从褡褳里掏出那包糖瓜——已经用得差不多了，只剩下最后几块。他把糖瓜放在绣花鞋的旁边，鞋尖前面，一字排开。
    “你奶奶活著的时候爱吃甜的？”老李问。
    王德厚点了点头，眼泪终於掉了下来：“爱吃。她活著的时候，每次赶集都给我买糖瓜。后来她死了，我……我再也没吃过糖瓜。”
    老李沉默了一会儿，把最后一块糖瓜放在了鞋尖正前方。
    “今晚你別关门。”老李说，“把东偏房的门开著，堂屋的门也开著，院门也开著。从东偏房到院门，一路不要有门槛。你奶奶穿了鞋，就能顺著这条路走出去。”
    王德厚抹了一把眼泪：“走到哪儿去？”
    “往西走。”老李说，“往西走，別回头。”
    他推著大金鹿，出了院子。后座上的榆树皮已经码好了，用麻绳捆得结结实实。
    王德厚追了出来，手里攥著几张票子：“榆树皮的钱！”
    老李头也没回：“饭还没吃呢，不收钱。”
    王德厚愣了一下：“你还没吃饭呢！”
    老李已经跨上了大金鹿，蹬了一脚。自行车在坑洼的土路上顛了一下，往西边去了。
    风从背后追上来，吹得他的棉袄鼓了起来。
    他骑出去二里地，在路边停了下来，从褡褳里掏出那个泛黄的小本子，翻到新的一页，用铅笔头写了几行字：
    “腊月二十二，曹县xx村（村名待查）。王德厚（第四个同名），房梁绣花鞋，红绳繫於房梁。奶奶王门赵氏，1954年腊月上吊身亡。指甲有黑蜡，疑似死前被人剪指甲。待核实。”
    写完之后，他把本子合上，塞回口袋。
    他抬起头看了看天。太阳已经偏西了，腊月的天短，再过两个钟头就得黑透。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今天是腊月二十二。明天就是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的日子。
    他必须在明天之前赶到下一个村子，把最后几件事办完。
    大金鹿在土路上继续往前跑，车轮碾过冻硬的泥路，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老李的脑子里一直转著那双绣花鞋。
    鞋底上那两个字——“还命”。
    不是用刀刻的，是用指甲刻的。人的指甲，刻在鞋底上。
    谁的指甲？
    是老太太自己的，还是別人帮她刻的？
    老李想到了老太太被剪得禿禿的指甲，想到了指甲缝里的黑蜡。
    他心里有了答案，但他不想確认。
    因为那个答案，比任何鬼故事都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