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6月15日，下午两点二十五分。
    就在王恪的五百亿港元化作数字洪流衝进期指市场的同时，香港湾仔，明远传媒大厦九楼，《东方早报》编辑部。
    这里的气氛不比明远大厦的交易大厅轻鬆多少。
    总编辑林为民站在办公桌上——没错，是站在桌上，手里挥舞著刚列印出来的稿件，像指挥千军万马的將军。
    “所有人听著！”他五十多岁了，头髮花白，但嗓门洪亮，“王总在金融市场跟国际炒家拼命，咱们在舆论战场也不能怂！今天下午的晚报，头版头条、二版、三版、四版，全部给我换成这个！”
    他跳下桌子，把稿件拍在离他最近的编辑桌上。那是王恪一个小时前亲自口述、由秘书整理髮来的特稿，標题是：《起底金融大鱷：他们如何吸血香港》。
    副標题更尖锐：“一份由明远研究院独家解析的做空路线图”。
    “这篇文章，”林为民环视编辑部里三十多位编辑记者，“要写得让扫大街的阿姨都看得懂！要写得让茶餐厅的阿伯看完拍桌骂娘！要写得让全香港都知道，这帮国际炒家不是来投资的，是来抢钱的！”
    “林总，”政治版编辑扶了扶眼镜，“这么写……会不会太激烈？毕竟那些都是国际知名的基金……”
    “激烈？”林为民瞪大眼睛，“我告诉你什么叫激烈！现在恒生指数跌了快百分之二十！多少人的养老金蒸发了？多少中小企业要倒闭了？这帮吸血鬼在吸香港的血，你跟我要温和？”
    他走到窗前，指著外面的街道：“看看下面！那些排队取钱的市民，那些愁眉苦脸的店主，那些担心失业的白领——他们需要温和吗？他们需要真相！需要有人告诉他们，是谁在害香港！”
    整个编辑部鸦雀无声。
    林为民深吸一口气，语气缓和下来：“各位，我在香港做报纸三十年了。1997年回归那天，我在会展中心现场，看到国旗升起时，我哭了。那不是伤心的眼泪，是高兴的——香港终於回家了。”
    “现在有人想破坏这个家。我们做媒体的，笔就是枪。这枪该指向谁，不用我多说。”
    他拍了拍桌上那篇特稿：“一个小时內，我要看到排版样张。两个小时內，晚报必须上街。三个小时內，我要全香港七百万市民，人手一份。”
    “是！”编辑部里爆发出整齐的回应。
    键盘敲击声瞬间响成一片。
    林为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才允许自己露出一丝疲惫。他倒了杯威士忌，一饮而尽。酒很烈，但压不住心里的焦虑。
    桌上的电话响了。是他安插在金管局的內线打来的。
    “老林，最新消息：明远资本动用了超过五百亿港元托盘期指。王恪这是在赌命。”
    “结果呢？”
    “还不知道。但索罗斯那边也加码了，听说又调集了三十亿美元。”
    林为民握紧电话：“我们能贏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不知道。但王总说，香港不能输。所以……我们必须贏。”
    掛了电话，林为民走到窗边，看著楼下熙熙攘攘的街道。卖报纸的阿婆正在整理摊位，送外卖的小哥骑著摩托车穿梭，几个学生背著书包走过……
    这就是香港。他爱了一辈子的香港。
    “我们不会输。”他喃喃自语，然后转身回到办公桌前，开始亲自修改那篇特稿的开头。
    下午三点整。
    《东方早报》的印刷车间里，六台德国进口的高速印刷机同时启动。滚筒转动，油墨飞溅，一张张报纸如瀑布般倾泻而出。
    头版头条的標题用了鲜红色粗体字：“国际炒家吸血路线图大曝光！”
    配图是一张漫画：一只戴著礼帽、手持镰刀的鱷鱼（影射量子基金的標誌），正咬在香港地图上，鲜血直流。漫画下面是一行小字：“他们每赚一美元，就有十个香港家庭失去积蓄”。
    第二版是详细的分析文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了国际炒家如何做空香港：先借入港元，换成美元；然后同时拋售港股和港元；等市场恐慌、匯率股市双跌后，再用低价买回港元还债，赚取差价。
    文章里算了一笔帐：“假设炒家动用一百亿美元做空，如果港元贬值百分之十，他们就能赚十亿美元。而这十亿美元，来自每个香港市民的口袋——可能是你的养老金，可能是你孩子的教育基金，可能是你父母的医药费。”
    第三版是採访实录。记者走访了深水埗的劏房住户、观塘的工厂工人、中环的白领、九龙城寨的小店主，听他们讲述金融风暴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
    一个在茶餐厅打工的阿姨说：“我儿子在广州读书，每个月要寄生活费。港幣一跌，同样数目的人民幣就要多花好多。我只好每天多加班两小时。”
    一个计程车司机说：“股市跌了，坐车的人都少了。昨天我开了十二个小时车，才赚了三百块。”
    一个退休教师说得最扎心：“我一辈子的积蓄都在港股里，想著靠分红养老。现在跌了这么多，晚上睡不著觉，怕钱没了，怕成为子女的负担。”
    第四版是呼吁文章，標题是《香港人，挺起脊樑！》。文章写道：“国际炒家以为香港人只会赚钱、只会享受、没有血性。他们错了！1997年回归，我们证明了香港人有家国情怀；今天，我们要证明香港人有骨气！”
    “如果你有港股，请不要恐慌拋售。如果你有港元存款，请不要挤兑兑换。如果你什么也没有，请告诉身边的人：香港有祖国支持，有七百万市民团结，绝不会被几个金融大鱷打倒！”
    “因为香港是我们的家。家，不能被人抢走。”
    下午三点三十分，第一批晚报运出印刷厂。
    三百辆明远物流的送报车同时出发，驶向香港十八区的每一个报摊、每一个便利店、每一个地铁站。
    与此同时，明远旗下的电视台、电台开始滚动播出特別节目。
    主持人不再是平时那些妆容精致的帅哥美女，而是特意请来的几位德高望重的老报人、老教授。他们用平实的语言，讲解这场金融战的来龙去脉。
    “各位街坊，我是香港大学的陈教授，教经济的。”一位头髮花白的老先生在镜头前说，“今天我破例上电视，是因为有人问我：陈教授，香港会不会变成泰国那样？我说：绝对不会！”
    他拿出一张图表：“为什么？三个原因。第一，香港有祖国支持。中国的外匯储备超过一千五百亿美元，足够守住港元匯率。第二，香港的经济基础比泰国坚实得多，我们有完善的法律体系、透明的市场规则。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香港人有智慧，不会被人当韭菜割。”
    节目穿插了街头採访。记者隨机拦住路人问：“你知道国际炒家在做什么吗？”
    大多数人的回答从“不太清楚”到“原来是这样”，再到“太可恶了”。
    舆论，在悄悄转向。
    下午四点，股市收盘前最后半小时。
    一个意想不到的画面出现在电视上：何雨柱那张憨厚的脸。
    这位四合院的大厨，不知怎么被明远电视台的记者“逮”到了，正在明远大厦楼下接受採访。他穿著那身不太合身的西装，领带歪在一边，但表情异常严肃。
    “我叫何雨柱，北京来的。”他对著话筒，普通话带著浓浓的京腔，“我不懂股票，不懂匯率，但我知道一件事：王工——就是王恪，我们四合院的老街坊——他在为香港拼命。”
    “来香港这半个月，我看到了：香港人勤劳，香港人聪明，香港人爱国。这么好的地方，凭什么让外国人来捣乱？”
    记者问：“何先生，您觉得普通市民能做什么？”
    何雨柱想了想，很认真地说：“我老婆昨天去银行取钱，看到有人排队换美元。她回来问我换不换。我说：换什么换！香港是中国的，港元就是中国钱！你换成美元，不是帮那些炒家吗？”
    “所以我就想啊，咱们普通老百姓，可能没那么多钱买股票托市。但咱们可以不挤兑，不换美元，不给炒家帮忙。这就是最大的支持！”
    这段採访被反覆播放。何雨柱那口“港普混杂”的普通话，他那朴素的逻辑，意外地打动了无数香港市民。
    深水埗一间茶餐厅里，电视正放著这段採访。
    几个老伯边喝茶边议论：
    “这个北京佬说得对啊！咱们换美元，不就是帮那些炒家吗？”
    “我昨天还想去换点，现在不换了！港元怎么了？港元也是钱！”
    “就是！1997年回归都没怕，现在怕什么？”
    观塘工业区，一家小工厂的休息室里，工人们围著电视。
    老板站起来说：“各位工友，从明天起，咱们厂发工资，全部用港元现金，不转帐了。为什么？就是要支持港元！有没有意见？”
    “没有！”工人们齐声回答。
    中环写字楼里，一群白领在茶水间看新闻。
    一个年轻女孩说：“我爸妈刚才打电话，说把定期存款取出来了，全部买了滙丰股票。他们说，就算亏了，也要支持香港。”
    另一个男孩说：“我买了十万块恆指基金。不多，但尽份力。”
    “我也买！”
    “算我一个！”
    这种情绪像野火一样蔓延。不是通过组织，不是通过动员，而是通过一个个普通人的自发选择。
    下午四点三十分，股市收盘。
    恒生指数收在12015点——比中午休市时涨了87点。
    更重要的是，成交量创下了歷史新高。不是恐慌性拋售，而是有大量中小单在买入。
    金管局的数据显示，港元匯率稳定在7.823，没有继续恶化。
    而在期指市场，那场五百亿港元的自杀式反击……成功了。
    陈峰衝到王恪的办公室时，几乎是用撞的打开门：“王总！我们……我们做到了！七月期指合约收在12680点，比上午涨了780点！空头……空头开始平仓了！”
    王恪瘫在椅子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他只是点了点头，然后闭上眼睛。
    脑海里，系统界面弹出：
    【舆论战效果评估】
    【市民信心指数回升：+32%】
    【市场恐慌指数下降：-41%】
    【国际炒家做空成本上升：+18%】
    【阶段性任务“鼓舞市民信心”完成度：94%（优秀）】
    【情绪点奖励：+300万】
    【特別提示：真正的守护，在於让每个人成为守护者。你做到了。】
    王恪关掉界面，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他拿起手机，给林为民发了条简讯：“老林，报纸办得好。今晚我请全编辑部吃饭。”
    很快收到回覆：“饭就不吃了，我们赶明天的早报。王总，今天只是开始，明天还有硬仗。”
    王恪回覆：“我知道。但今天，我们贏了第一回合。”
    他走出办公室，来到交易大厅。
    所有人都站在那里，看著他。没有人说话，但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有光。
    王恪走到大厅中央，深深鞠了一躬。
    “谢谢各位。”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今天，你们创造了歷史。”
    掌声响起，经久不息。
    晚上七点，王恪回到家。
    娄晓娥在门口等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紧紧抱住他。
    王继业跑过来，手里举著一张《东方早报》：“爸爸！我们老师今天在课堂上念了这份报纸！她说，香港人一定要团结！”
    王恪抱起儿子：“继业觉得呢？”
    “我觉得老师说得对！”孩子很认真，“爸爸，我把我的压岁钱都买了香港的邮票——也算支持香港吧？”
    王恪笑了：“算。只要是支持香港，做什么都算。”
    那晚，香港很多家庭都在討论同一件事。
    不是股市涨跌，不是匯率高低，而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这个家，值不值得守？该怎么守？
    答案在每个人心里。
    而在新加坡，索罗斯的指挥中心里，气氛截然不同。
    这位金融大鱷看著电视上香港市民的採访，看著报纸上那些尖锐的文章，眉头第一次皱紧了。
    “我们低估了香港人的凝聚力。”他对助手说，“也低估了中国政府的决心。”
    “老板，明天还按原计划进攻吗？”
    索罗斯沉默了很久。
    “调整策略。”他终於开口，“集中火力攻击一个点：联繫匯率制。只要打破这个，香港就输了。”
    “那股市和期指……”
    “放弃。”索罗斯站起身，走到窗前，“舆论战已经输了。再纠缠下去，没有意义。我们要的只是利润，不是名声。”
    窗外，新加坡的夜景璀璨如星。
    但索罗斯知道，这场战爭，已经不像他预想的那么简单了。
    因为香港，有一群不要命的守护者。
    还有七百万，正在觉醒的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