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上定下的基调与方略，迅速转化为一道道政令、一支支队伍，如同出鞘的利剑，指向帝国的四面八方。然而，涉及根本利益的土地制度改革，其推行过程绝非政令通达那般简单。真正的考验，不在庙堂之高，而在江湖之远，在那一县一乡、一村一社的具体执行与人心博弈之中。
    被选定为首批试点的，是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关中京兆府、中原河南道汴州、以及江南东道苏州。三个“度田清户使团”隨之组建，各有侧重。
    关中使团以户部右侍郎为首，强调“稳妥示范”，务求在皇帝眼皮底下，做出一个公正、高效、少扰民的样板。汴州使团由一名作风硬朗的御史中丞领衔，配备了大量工部勘测吏员，意在快速釐清战后混乱的地权，安置流民，恢復生產。而派往苏州的使团，阵容最为“豪华”，以贾文亲自举荐的一位以“精於吏事、熟知江南民情”著称的礼部郎中为正使，副使则包括了监察御史、户部干员，甚至还有两名精通算学和测绘的翰林待詔，显示出朝廷对江南士族势力的高度重视与谨慎態度。
    使团尚未离京，暗流已然涌动。长安城中，一些与地方豪族有千丝万缕联繫的官员开始活动，或明或暗地打探消息，试图影响试点地区的选择或使团人员的构成，至少希望为家乡或相关利益方爭取一个“缓衝期”或“特殊政策”。江南籍的官员更是频繁聚会，忧心忡忡，商討对策。甚至有消息灵通的江南大族，已经开始派人快马加鞭送信回乡，嘱託“早做准备”。
    对这些，陈星洞若观火。他一方面通过贾文和监察系统，严厉敲打了几个上躥下跳最厉害的官员，明示朝廷决心不可动摇；另一方面，他也默许了某种程度的“信息泄露”——让反对者知道朝廷的决心与具体方略，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压力测试和心理威慑，迫使那些尚在观望的势力不得不提前做出选择：是配合改革，爭取主动，还是顽固对抗，自取灭亡？
    汴州，试点初现成效。
    这里受战乱摧残最重，十室九空，大片土地沦为无主荒田，原有的地主豪强或死或逃，阻力相对较小。使团抵达后，雷厉风行，一面以官府名义发布公告，宣讲均田政策，招募流民登记；一面组织人力，利用简易测量工具和原有的鱼鳞图册残本，结合实地勘察，快速清丈无主荒田和部分有爭议的田地。
    政策简单明了：流民登记即可授田，前三年赋税全免，官府提供少量种子农具借贷。对於部分返乡的小地主，承认其原有的、在限额內的地权，超额部分若自愿出售，官府按统一估价收购；若想保留，则需按超额田亩缴纳更高的赋税，且未来不得再行兼併。
    在实实在在的生存压力和朝廷强硬姿態下，绝大多数人选择了配合。短短两个月，汴州境內数万流民得以安置，荒芜的田野上重新出现了炊烟与耕牛的身影。虽然清丈过程中也出现了小规模的纠纷，但在使团和当地官府的强力调解与仲裁下，基本得以平息。汴州的试点，初步证明了均田令在战乱地区快速恢復生產、稳定社会的有效性，消息传回长安，朝中支持改革的声音为之一振。
    苏州，暗流汹涌，博弈激烈。
    江南水乡，风光旖旎，然而平静的水面下，却是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使团一入苏州地界，便感受到了与汴州截然不同的氛围。地方官员表面恭敬有加，安排周到，但一涉及具体的田亩档案、户籍黄册，便各种推諉拖延，声称“年代久远，多有散佚”、“吴语儂音，登记难详”、“水道圩田，丈量不易”。
    苏州的豪强大族，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有的摆出“诗礼传家、顾全大局”的姿態，主动邀请使团赴宴，席间大谈桑麻水利、地方贡献，委婉表示家族田產“皆为先祖辛勤积累、合法购置”，望朝廷“体察民情，保全善类”；有的则暗中串联，威逼利诱小户、佃农，要求他们统一口径，否认被隱匿的人口或田產，甚至散布谣言，说朝廷清丈是为了加赋，煽动乡民牴触；更有甚者，买通个別胥吏，在旧有图册上做手脚，或製造田界纠纷，试图將水搅浑。
    面对这些软钉子、绊脚石，苏州使团的正使——那位精於吏事的礼部郎中，展现出了高超的手腕。他並不急於强行推进全面清丈，而是採取了“先易后难，分化瓦解，重点突破”的策略。
    首先，他公开褒奖並重赏了那些主动配合、如实申报的中小地主和自耕农，树立正面典型。其次，他利用副使中监察御史的权威，突然抽查了几个敷衍塞责最甚的县衙仓库和档案房，揪出了两名涉嫌贪墨和篡改文书的胥吏，当即革职查办，震动地方。第三，他亲自拜访了苏州士林中几位素有清望、且家族田產相对清白的老者，诚恳諮询水利农桑之事，並暗示朝廷对配合者后续在科举、名誉上的优待，爭取到了一部分开明士绅的理解或至少中立。
    最关键的一步，他选择了一个田產爭议巨大、涉及多家豪强、多年来诉讼不休的“硬骨头”——一片位於太湖畔的肥沃圩田，作为突破口。使团调集了所有测绘力量，並请隨行的翰林算学待詔设计更精確的测量方法，公开、公正地对这片圩田进行重新勘界丈量。同时，放出风声，朝廷將依据此次清丈结果，结合歷史地契，彻底裁定该片田地的归属与分配，且对查明有欺瞒、强占行为的，將从严惩处。
    此举一下子击中了当地豪强的要害。那片圩田的利益牵扯太深，谁也无法再糊弄过去。在朝廷强大的压力和专业手段面前，几家相关的豪族內部开始出现分歧，有人怕损失过大，主张“捨车保帅”，配合朝廷釐清一部分；有人仍想负隅顽抗，但已难以统一行动。使团趁机加强攻心，最终，在確凿的证据和朝廷不惜兴讼到底的姿態下，其中一家实力较弱的豪族率先低头，交出了部分隱匿的田契和佃户名单……
    苏州的僵局，由此打开了一道裂缝。消息传开，其他地区的观望者和抵抗者开始动摇。他们意识到，朝廷这次是动了真格，不仅有决心，更有手段和耐心。单纯的拖延和软抵抗，恐怕难以过关。
    长安，持续关注与调整。
    陈星每日都会阅读来自三个试点地区的详细奏报。汴州的顺利让他欣慰，苏州的博弈则在他的预料之中。他通过贾文，不断向苏州使团发出指示，给予其临机决断之权，同时调拨更多资源，支持其工作。
    他也注意到，在推行过程中，一些具体问题逐渐浮现：比如北方旱地与南方水田的折算標准如何更合理？桑麻田与果园、鱼塘的经济价值差异如何体现？对工商业者的赋税如何与其在均田令下的“田额”掛鉤？这些都是需要在全面推行前，通过试点进一步细化的。
    “改革不易，尤其是土地之改。”一次御前小议，陈星对贾文、户部尚书等人感嘆，“然开弓没有回头箭。汴州之效，可坚定我等信心；苏州之难，可警示我等不可轻敌。待试点经验成熟，细则完善，便是我星启《均田令》真正全面铺开之时。届时，才是真正触及帝国根基、重塑天下格局的开始。”
    他目光深远：“告诉前方使团，勿求速成，但求扎实。每一步，都要经得起歷史的检验，对得起天下百姓的期盼。对那些真正配合改革、甚至做出牺牲的士绅百姓，朝廷绝不吝嗇褒奖与补偿。星启的天下，容得下守法经营的富户，但绝容不下兼併土地、祸害乡里的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