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田令》的推行与官道驛站的修筑，如同为星国这架新生的战车更换了更为坚实稳健的车轮与车轴，使其內政运转与疆域控制力显著提升。然而，陈星与贾文等核心臣僚深知，欲使国祚绵长，根基永固，仅靠土地、道路与严刑峻法远远不够。民心所向，不仅在於温饱安寧，更在於精神认同与文化归属。尤其对於一个迅速兼併了西凉、融合了部分胡部、且志在吸纳更多地域与族群的崭新政权而言，建立一套能够凝聚人心、教化万民、並为本国统治提供合法性阐释与人才储备的文教体系，已是刻不容缓。
    “官学”的设立，便是这盘大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但这官学，绝非旧日世家门阀把持下、只讲经学章句、空谈心性的清谈之所。陈星与贾文、吴学究等人反覆商议，定下了星国官学的基调：重实用，明法令，启民智，选贤才。
    王城太学率先改革，成为新式官学的样板与最高学府。其下分设数科：经史科；算学科；律学科；工巧科；边务科。
    教材的编纂，由太史令吴学究总责，他带领著一批经过甄选、思想较为开明或务实的老儒与少壮文士，日夜编修。陈星亲自审定了大纲，要求“文字简白，道理明白，不尚浮华，切於实用”。最终成书的教材，虽不免仍有时代局限，但比起以往那些佶屈聱牙的经典註疏，已显得“面目可亲”许多。
    招生方面，更是打破了森严的门第壁垒。王城太学及各郡官学，每年定期举行“入学试”，凡十五至二十五岁、身家清白者，无论士、农、工、商乃至归附胡酋子弟，皆可报名。考试內容並非传统的诗赋策论，而是侧重基础认字、算术及对《星律》基本条文的了解。成绩优异者，不仅免学费，官府还补贴部分生活费；成绩中平但家境贫寒者，亦可申请“学贷”。
    此令一出，北地震动。世家大族起初多持观望甚至牴触態度，认为此举“败坏学风”、“与贩夫走卒同席”，有辱斯文。一些自恃清高的老儒，更是公开批评官学教材“不伦不类”、“有辱圣贤”。然而，对於广大的寒门子弟乃至部分中小地主、商户之家而言，这却是一条前所未有、看得见摸得著的晋升阶梯！不用再看门阀眼色，不用耗尽家財去攀附名师，只要自己肯下功夫读书认字、明法懂算，便有机会进入官学，甚至將来为官为吏，改变命运！
    於是，在《均田令》激起土地利益波澜的同时，另一股由下而上的、对知识与改变命运的渴望，开始在星国境內悄然涌动。各郡县首次“入学试”放榜之日，无数寒门学子与家人相拥而泣的场景，成为这个秋天最动人的画面之一。一些开明的世家，在察觉到这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后，也开始悄悄將族中庶出或较为聪慧的子弟送入官学，以图在新的权力结构中占据一席之地。
    文教的兴盛，不仅体现在官学的设立上，更渗透到民间生活的细微之处。隨著官道驛站的畅通和商业的初步復甦，原本只在王城和少数大城市流传的“星元通宝”和新颁布的《星律》摘要，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向乡村市镇扩散。驛站墙上、县城门口，常常张贴著以白话写就的官府告示，宣讲新法要义、劝课农桑、表彰良善、警示奸猾。虽然大多数百姓仍不识字，但总有那么一两个读过几天村塾或刚从官学放假回来的后生，愿意在茶余饭后，为大家念一念，讲一讲。
    苏小小主持的內府，也巧妙地利用商业网络推广“文教”。她令官营商队在出售盐铁布匹时，附带一些印製著常用字、简单算法口诀或《星律》核心条款的廉价小册子，甚至推出“购货满额赠册”的活动。这些册子纸张粗糙，印刷也谈不上精美，却在民间悄然流传，成为许多家庭孩童识字明理的启蒙读物。
    文化的渗透与融合，同样体现在对待胡人的策略上。在北疆一些胡汉杂居的郡县，官学中专门开设了“双语班”，既教胡人子弟汉话汉文，也允许感兴趣的汉人子弟学习简单的胡语和了解草原习俗。庞德麾下一些通晓汉胡双语的將领和文吏，也常被邀请至官学或集市，讲述边塞故事、胡地风物，在潜移默化中增进相互了解，消弭隔阂。
    当然，阻力与反弹从未消失。旧有文化观念的惯性是强大的，一些地方豪族暗中阻挠佃户子弟参考，讽刺官学为“匠役学堂”；某些偏僻地区，新教材的推行遇到保守乡绅的抵制；胡人內部，也有顽固头领认为学习汉文化会导致部落传统消亡而心生牴触。对此，陈星的態度明確而坚决：大势所趋，顺之者昌。对於合法合理的不同声音，允许討论，逐步引导；对於恶意阻挠、破坏国策者，则依旧由监察府与地方官府联手，依法处置，绝不姑息。
    文教之兴，润物无声，却又力有千钧。它不像一场战爭的胜利那样立竿见影，却在更深的层面，塑造著一个国家的灵魂与未来。当第一批官学学子尚未毕业，当那些粗浅的白话册子还在乡间传阅时，一种新的、对“星国”的认同感与文化向心力，已然如同春草，在北地广袤而曾经荒芜的文化土壤中，顽强地萌发生长。
    陈星在一次视察王城太学新建的算学斋时，看到那些出身各异的学子，聚精会神地摆弄著算筹，爭论著一道田亩赋税的计算题，眼中露出了欣慰之色。他对陪同的贾文、吴学究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今日播下这些种子，或许你我未必能见到参天大树成林的那一日。但星国的未来，必因他们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