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高育良在信里说他到新岗位后第一件事就是下去跑，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心倾听民意，用行动解决民忧，跑了大半年把全省所有的县都跑了一遍，有的县跑了不止一遍；
    看到祁同伟在信里说他在纪委的工作重点是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把监督执纪的关口前移，不让小问题演变成大错误，不让好干部滑向腐败的深渊。
    他把这些信看完之后装回信封里，锁进抽屉深处，那个抽屉里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信了，每一封都像是从远方寄来的种子，带著那边的土壤、气候和阳光的气息，让他不用出门就能知道那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变化。
    傍晚的时候他在研究院的院子里散步，看到银杏树的叶子在夕阳里金灿灿的，每一片都像是被谁用画笔细细描过之后才贴上去的，脉络清晰可见，边缘光滑圆润，叶片薄薄的、软软的、凉丝丝的，落在手里像是握著一小块凝固的阳光。
    他弯腰捡起一片叶子夹在笔记本里，然后慢慢地走回办公室。
    推开门的时候他发现桌上多了一个红布包，和以前那个一模一样，红布已经洗得发白了，边角磨出了毛边，但繫著的结还是那么紧实，怎么也扯不开。
    他拿起那个红布包在手里掂了掂，沉甸甸的，里面装的是今年的新麦子，不知道是谁送来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送来的，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寄来的。
    他没有打开，把它放进了抽屉里，和那些信放在一起。
    他坐在桌前拿起笔，铺开信纸，在檯灯的光晕里给沙瑞金写回信。
    他的字写得慢，不是因为手在发抖，是因为心在斟酌，他要把自己这些年对干部成长的理解和感悟用最朴素的语言说出来，让沙瑞金能够看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他写道，干部不是培养出来的，是在风浪中摔打出来的，不是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是峭壁上的松树能够在石缝里扎根、在风雪中挺立、在雷击后重生。
    摔打的过程是痛苦的，会有失败，会有挫折，会有误解，会有委屈，会有孤独，会有力不从心的时刻，会有想要放弃的念头。
    但这些痛苦不是白受的，它们会变成你的鎧甲，会变成你的拐杖，会变成你的灯塔，会变成你的翅膀。
    让你在再大的风浪中也不会沉没，在再黑的夜里也不会迷路，在再陡的山路上也不会摔倒，在再远的路途中也不会忘记出发时的方向。
    你在信里说的那些困惑和烦恼，每一个真正干事的干部都会经歷，每一个真正成长的干部都要跨越。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身后有千千万万像你一样的人，你前面有无数值得你为之奋斗的事业和人民，你左右有愿意与你並肩作战的同志和战友。
    往前走，不要怕，不要停，不要回头。
    他写完之后把信纸折好塞进信封里，用胶水封口，贴上一张普通邮票，邮票上印著一只展翅高飞的白鹤，鹤的翅膀张开著，像是要衝破方寸之间的束缚，飞向无边无际的天空。
    他把信封放在桌上然后站起来关掉檯灯，拉开窗帘让窗外的月光洒进来。
    月不圆但很亮，照在院子里那棵银杏树上，把光禿禿的枝干照成了一道道银灰色的线条，像是谁用钢笔在黑色的纸上隨意勾勒了几笔，简单而有力，乾净而利落。
    远处的楼里还有几盏灯亮著，不知道是谁还在加班，不知道是谁还在学习，不知道是谁还在等待。
    但他知道那些亮著的灯里，有一盏是沙瑞金的，有一盏是李达康的，有一盏是高育良的，有一盏是祁同伟的，还有很多盏是他不认识的人的。
    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著，思考著，奋斗著，用他们的方式为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创造更好的生活。
    那些灯会一直亮著，亮到天亮，亮到太阳出来，亮到不需要灯也能看清前方的路。
    那是一个个不眠的夜晚，一段段难忘的经歷，一滴滴无声的汗水，一行行无言的足跡，一束束微弱但坚定的光。
    它们匯聚在一起，就是这片土地上的希望，就是这片土地上的未来，就是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力量。
    一个突然的消息在元旦过后没几天传了出来。
    林惟民那几天正在研究院里审阅一份关於区域协调发展的年度报告，窗外灰濛濛的，冬天总是这副模样，天低云暗，空气乾冷，偶尔刮一阵风就能把人的脸割得生疼。
    他办公室里的暖气烧得很足，窗玻璃上蒙著一层薄薄的水雾，从外面透进来的光线经过那层水雾的过滤变得柔和了许多，落在桌上那摞厚厚的材料上像是蒙了一层纱。
    老周推门进来的时候手里拿著一份刚列印出来的传真，纸还是热的，墨跡还没有完全乾透。
    他把传真放在林惟民面前，说了一句“林书记，您看看这个”。
    林惟民拿起来，一眼扫过去，眉头就微微皱了一下。
    传真是国家卫健委发来的，內容是关於某地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情况通报。
    措辞很谨慎，数据也很克制，但字里行间透出来的那种紧迫感让林惟民感觉到事情不简单。
    他当过省委书记，经歷过清江防汛、经歷过抗洪抢险、经歷过各种突发事件，对这种通报背后的紧张和焦虑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嗅觉。
    不是他敏感，是经验告诉他在这种通报里，说出来的往往不是最重要的，没说出来的才是要命的东西。
    他放下传真，靠在椅背上想了一会儿，然后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號码。
    电话那头是老吴，他在卫健委工作了大半辈子，对各种传染病防治的流程和机制了如指掌，说话向来直来直去，从不拐弯抹角。
    林惟民问他这个情况到底有多严重，老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句让林惟民心里一沉的话
    “林主任，我跟您说实话，我不乐观。
    这个传染性很强，我们对它几乎一无所知。
    没有药，没有成熟的治疗方案，唯一能做的就是隔离。
    但这是一把双刃剑，隔得太松，控制不住疫情；
    太紧了，经济受不了，老百姓也受不了。
    这个分寸，太难拿了。”
    林惟民掛了电话之后，在办公室坐了很久。
    窗玻璃上的水雾在暖气的作用下慢慢消失了，外面的天还是一副灰濛濛的样子，远处的楼群在雾霾里若隱若现，像是一幅没有画完的素描。
    他想起自己在汉东那些年处理过的几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规模都不大，很快就控制住了，但每一次都让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