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倒。”
    田国富没动，把公文包打开，从里面抽出厚厚一摞材料放在桌上。
    材料是列印的，封面贴著標籤，上面写著“全省纪检监察工作情况匯报”几个字。
    他没有翻开，而是用手掌在材料上按了按，像是在確认它们不会散开。
    “林书记，今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七千八百三十二件，处分七千一百零九人，移送司法机关三百一十六人。
    挽回经济损失四亿两千万元。这些数字，比去年都有所上升。
    不是问题多了，是力度大了。
    存量在减少，增量在遏制，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林惟民听著，没有打断。
    他伸手拿起桌上那摞材料，翻开第一页，目光落在那些数字上。
    七千八百三十二。
    七千一百零九。
    三百一十六。
    四亿两千万。
    这些数字不是冷冰冰的，每一个背后都有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故事。
    他看了几秒，把材料摊在桌上。
    “有什么典型案件？”
    田国富翻开自己的笔记本，找到折角的那一页。
    “有一个，是某县的副县长，姓刘。
    他在任期间，利用分管城建和国土的职务便利，为开发商在项目审批、土地出让、规划调整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財物折合人民幣一千二百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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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案子，有几个特点。”
    他停了一下，像是在组织语言。
    “第一，他收钱的方式很隱蔽。
    不直接收现金，而是通过他妻子开的一家諮询公司，以『諮询服务费』的名义收钱。
    这家公司没有办公场地，没有员工，没有业务，就是一个壳。第二，他做事很谨慎。
    从不直接跟开发商见面，所有的事情都通过中间人传话。
    第三，他的反侦察意识很强。
    每次收钱之后，都会把相关记录销毁，连手机通话记录都定期清理。”
    林惟民听著，手指在桌沿上轻轻敲了一下。
    “那怎么查出来的？”
    田国富说。
    “从一笔异常的银行流水查起的。
    他妻子的公司帐户，有一笔三百二十万的转帐，对方是一家房地產公司。
    我们顺著这笔钱往上追，发现这家房地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刘副县长审批过的某个项目的开发商。
    再往下追，发现这家諮询公司的註册地址，是一个虚擬掛靠的地址，根本没有实体。
    然后我们调取了刘副县长的通讯记录，发现他和这个开发商在审批前后有过多次通话，每次都不长，但频率很高。”
    林惟民点了点头。
    “他认了吗？”
    田国富说。
    “刚开始不认。
    留置之后，沉默了三天，一句话不说。
    后来我们把他妻子涉案的证据摆在他面前，他才开口。
    交代的过程很配合，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也没乱说。
    最后在悔过书里写了一句话：『我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没想到还是被查出来了。』”
    林惟民把材料拿起来，翻到刘副县长的案卷那一页，看了几秒。
    “这个案子，要作为典型案例通报。
    让那些心存侥倖的人看看，再隱蔽的手段，也藏不住。”
    田国富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
    他翻开另一页继续说。
    “还有一个案子，是某国企的董事长，姓王。
    他在位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物资採购、工程发包、人事安排等方面为他人谋利，收受財物折合人民幣八百余万元。
    这个案子的特点是，他不直接收钱，而是通过打牌的方式变相收钱。
    他喜欢打麻將，经常约一些供应商、承包商到私人会所打牌，每次输贏都很大。
    他故意输，对方故意贏。
    一把牌下来，输个几万十几万是常事。”
    林惟民皱了一下眉头。
    “我们有证据证明，那些供应商在打牌之前，已经通过其他渠道知道了项目招標的底价。
    他们贏的钱，本质上就是好处费。
    王董事长也交代了，他打牌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对方『贏』得心安理得。”
    林惟民沉默了一下。
    “这个案子，也要通报。
    让那些以为『换个花样』就能逃避监督的人看看，换什么花样都逃不掉。”
    田国富合上笔记本。
    “林书记，还有一类问题，虽然不是职务犯罪，但影响很坏。就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今年我们查处了四十七起，处理了八十三个人。
    有的是搞文山会海，有的是搞过度留痕，有的是搞推諉扯皮，有的是搞虚假整改。
    这些问题，看起来不像贪污受贿那么严重，但对老百姓的伤害，一点不比贪污受贿小。”
    林惟民站起来，走到墙边那幅地图前面。
    地图上標註著全省的行政区划，每一个市、每一个县，都用不同的顏色区分著。
    他的目光从省城移到那些偏远的县城和乡镇停了几秒。
    “国富同志，你刚才说的那些数字，七千八百三十二，七千一百零九，三百一十六。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多少家庭的破碎，是多少人的悔恨，是多少老百姓的寒心。
    我们不能只盯著数字，要盯著数字背后的人。”
    他看著田国富。
    “今年的工作，有成效，但还不够。
    明年的工作，要突出一个『一体推进』。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这三个要同时发力，不能偏废。不敢腐，要靠高压震慑。
    只要还有人敢伸手，我们的利剑就不能放下。
    不能腐，要靠制度约束。
    把制度的笼子扎得更紧一些，让想伸手的人伸不了手。
    不想腐，要靠思想教育。
    让干部从內心深处不想贪、不愿贪、不屑贪。”
    田国富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著。
    “国富同志，你回去之后，把今年的工作总结一下，重点分析一下还有哪些薄弱环节。
    明年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往前推一步。
    特別是基层的『微腐败』，老百姓感受最直接。
    村支书、乡镇站所的负责人，他们手里掌握著惠民资金、扶贫款项、低保指標。
    这些钱，是老百姓的救命钱。
    谁敢动，就严惩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