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成功以后，法属非洲的局势变了。
    巴黎的新政权要搞社会主义，要在非洲建立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预备成员。
    这对韦格纳来说，是好事，也是负担。
    好事是，又一个地区被纳入社会主义阵营；
    负担是，必须出钱、出人、出物资去帮助法国人稳住局面。
    胡佛等了几年，不就是为了等这一天吗？”
    多诺万接话道：
    “所以，现在的关键是，韦格纳会不会上鉤？
    如果他把大量资源投到非洲，英国和我们的压力就会减轻。
    如果他只是在非洲搞几个样板工程、派几批技术专家，那我们的计划就算是落空了。”
    罗斯福点了点头。
    “不是会不会上鉤。是会不会拖住他。”
    “对。”
    罗斯福沉默片刻。
    窗外，一架飞机正从华盛顿纪念碑上空掠过，
    “威廉，你读过韦格纳的讲话吗？就是前几天在经济人民委员会上的那个。”
    “读过。关於创造型岗位和谋生型岗位的论述。”
    “你觉得他是想表达什么？”
    多诺万想了想。
    “他想让德国工人从流水线上解放出来，去做更有创造性的工作。”
    “不。他在重新定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罗斯福的声音放慢了，
    “以前的社会主义宣传，说的是『我们比资本主义更公平』。
    韦格纳现在要说的是——我们比资本主义更先进。
    不仅是更公平，而且是更先进，更有创造性，更能满足人的全面发展。
    这不是德国人的口號，是他们的未来战略。
    韦格纳要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人，可以比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更有尊严、更体面、更有盼头。
    他想吸引的不只是德国的工人，是全世界的工人。
    英国的工人，美国的工人，非洲的工人，全世界的工人。
    他们的標语不是全世界的无產者联合起来吗？韦格纳现在要用事实把这句话变成现实。”
    “如果他成功了，我们就输了。
    不是输在战场上，是输在人心上。
    所以，我们必须让他在非洲失败。
    不是军事上的失败，是信心上的失败。
    让他的人民看见，他在欧洲能成功，在非洲不行。
    社会主义可以在鲁尔区生根、可以在萨克森发芽、可以在柏林开花，但到了非洲，就水土不服。
    要让全世界看见，韦格纳的社会主义是有边界的。
    出了欧洲和亚洲，这套就行不通了。”
    “胡佛埋的这颗雷，现在该响了。
    我们不能让韦格纳以为非洲只是法国的问题，是他们那边所谓的法国同志的问题。
    我们要让他觉得——非洲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是他韦格纳的问题。
    那个死了的德国年轻人，就是最好的文章。”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两条线。明线，通过我们在欧洲的媒体渠道，把乌班吉沙立事件炒热。
    標题要写好——什么非洲的觉醒、第一个倒下的德国人、社会主义的理想能在非洲活下去吗？
    標题要吸引人的眼球，但措辞一定要客观，不要太露骨，但要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韦格纳的社会主义，在欧洲行得通，在非洲未必。
    暗线，通过我们和英国的情报渠道，向非洲的分离主义组织提供支援。
    但不要让他们知道是谁给的，让他们以为是某个国际友人在帮助非洲人民的解放事业。”
    多诺万从牛皮纸信封里抽出另一份文件，放在桌上。
    “总统，这是当年胡佛埋下的另一颗雷，比他以为的那一颗要深得多。
    主要是在南非——德兰士瓦、奥兰治自由邦、开普省。
    当时，我们的情报部门是通过一个名叫罗兹的英国矿业集团做中间人接触的。
    他们提供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支持当地白人右翼组织建立秘密武装。
    其目的是在非洲南部建立一个亲西方的白人政权，作为抵御共產主义南下的战略屏障。”
    他顿了顿。
    “韦格纳一定不会清楚这些情况的。
    如果他真的决定介入非洲，事情一定会比他自己想像的更棘手。”
    “那就是我要的效果。让德国人感到棘手。”
    多诺万合上笔记本，站起身。
    “总统，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德国人不肯上当、不肯介入非洲呢？”
    “那就让他们上別的当。世界很大，不止一个非洲。但我们先从非洲开始。”
    罗斯福转过身，背对著多诺万，望向窗外的宾夕法尼亚大道。
    “我以前相信这个国家，也相信这个制度。
    它能修补自己的漏洞。
    现在呢？墙上有了洞，我们往墙上拼命地刷漆。
    洞还在，只是看不见了。
    看不见的，不等於不存在。”
    “这不是办法，只是在拖下去罢了。
    这么做的结果就是拖到洞自己慢慢变大，大到所有人都看见。
    到那时候，就不用我们补了。
    房子已经被我们自己拆掉了。”
    多诺万沉默了很久。
    “总统，您是不是……太悲观了？”
    “这不是悲观，人总是要认清现实的。”
    罗斯福抬起手，轻轻挥了一下。
    门开了，又关上了。走廊里的脚步声渐渐远去，办公室恢復了惯常的寂静。
    窗外，华盛顿的阳光还是很好。
    但罗斯福不觉得暖。
    他伸手拿起桌上那份非洲局势评估报告，翻开第一页。报告的第一行字是：
    “法属赤道非洲局势持续恶化，分离主义武装活动日益频繁……”
    他读到“日益频繁”这四个字的时候，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知是笑还是別的什么。
    也许都有，也许都没有。
    与此同时的乌班吉沙立密林深处，萨莱的营地里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
    从东边来的，从西边来的，从北边刚果河对岸来的，从南边大西洋沿岸来的——大大小小十几个部落和武装派別的头领，带著各自的隨从，扛著五花八门的武器，
    他们踩著雨季来临前最后一段乾燥的日子，从四面八方匯聚到了这片被红树林和藤蔓包围的空地。
    萨莱托人带的口信——“非洲解放联合会议，共商大计。”
    他没说谁来主持，但所有人都默认是他。
    谁让他手里有枪，有英国人从南边运上来的新式步枪，有从前法国外籍兵团流散出来的教官，还有一个所有人都听说过、却谁也说不清底细的“国际友人”在背后撑著腰。
    空地中央搭了个棚子，用棕櫚叶盖顶，底下摆了几排用树干削成的粗糙板凳。
    萨莱坐在最前头，左边坐著从喀麦隆来的一个部落酋长，右边是从刚果河下游赶来的一个民兵指挥官。
    其他头领按照各自实力和地盘大小依次落座，有的穿著旧殖民军的制服，有的围著色彩艷丽的腰布，还有的乾脆光著膀子，只在脖子上掛一串兽牙项炼。
    萨莱站起身，清了清嗓子。
    “诸位。今天把大家请来，不为別的事，就为一件——我们非洲人的事。”
    他停了一下，目光扫过在场的人。
    “法国人走了吗？走了。德国人来了吗？来了。
    他们来干什么？来修路，来建学校，来办医院。
    来告诉我们——你们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预备成员』。
    预备？非洲不是预备队。”
    角落里有人在点头。
    “欧洲人的仗打了一百年，分了一百年，吵了一百年。
    他们打完了，分完了，吵完了，然后对我们说——你们应该联合起来。
    联合起来干什么？联合起来给他们当小弟。
    不是，非洲不是任何人的小弟。”
    他举起一根手指。
    “所以，我今天请诸位来，是想跟诸位商量一件事——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
    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让欧洲人一个一个地收拾我们。
    我们要联合起来，要有一个统一的纲领、统一的指挥、统一的行动。”
    人群中出现低低的谈论声。一个来自查德以北的部落头领举起手。
    “联合起来？谁当头？谁说了算？”
    萨莱没有直接回答。
    “这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事。
    所以我们才要开会商量，要画地图，要分地盘。
    你家在哪，我家在哪，他家在哪——画清楚了，各守各的，互不侵犯。
    然后再商量联合的事。”
    这番话听起来很公道，但在场的人心里都清楚，地图画起来容易，守起来难。
    谁的地盘肥沃，谁的地盘贫瘠；谁靠河，谁靠山；谁有矿，谁有林——这些都是要爭的。
    帐篷里的气氛陡然微妙起来。
    会议开了整整一个上午，吵得不可开交，谁和谁都不对付。
    临近中午有人提议先吃饭，吃了饭再议。
    萨莱同意了，起身说去方便一下，离席而去。
    眾人等了很久也没见他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