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七月三日，伦敦下著雨。
    麦克唐纳站在唐寧街十號二楼的窗前，雨不大，但绵密，打在窗玻璃上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翻动书页。
    他的手扶著窗框，指节泛白，这半年他瘦了很多，西装显得有些空荡荡地掛在身上，领口松得能塞进两根手指。
    医生说是糖尿病，要他注意饮食、注意休息、不要太操劳。
    可內阁等著他拍板，议会等著他答辩，国王等著他匯报，国际局势一天一个样，每一桩每一件都像绑在他脖子上的绳索，越勒越紧。
    他的身体就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垮的呢，也许从麦克唐纳坐上首相位置的那天就开始了。
    一九二九年，全球经济危机刚刚爆发，他受命组建內阁。
    那时候他还相信能用改良的办法稳住英国——提高失业救济、推行公共工程、跟各方工会谈判——一件一件来，总能找到出路。
    他错了。
    经济危机不是英国一家的病，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病。
    经济危机开始之后，右翼势力就开始蠢蠢欲动。
    报纸上天天骂他“通共”，俱乐部里天天传他“要搞红色政权”，连情报部门內部都有人开始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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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知道该信谁，不知道谁可以信，財政部长在盘算英镑贬值，外交大臣在跟美国人私下接触，陆军大臣在考虑退休后去哪家军火公司任职，没有人在想英国怎么办。
    没有人想，但他必须想。
    麦克唐纳无力地从窗前转过身，走回办公桌前坐下。
    桌上摊著一份刚送来的电报，德国海军在北海举行联合演习，参演国家的舰艇总数超过一百艘。
    麦克唐纳盯著那行数字看了很久，然后拿起笔在电报上签了个“已阅”，签完把笔放下，望著那份电报出神。
    他想起一九一八年，德国战败，公海舰队在斯卡帕湾自沉。
    那些德国水兵亲手凿沉了自己的军舰，一艘一艘地沉入海底。
    那时候谁能想到十几年后的今天，德国人的舰队会重新出现在北海，比当年更强大呢？
    他想不到。也许德国人自己也想不到。但韦格纳想到了，他想到了，所以他做到了。
    这就是区別。
    窗外的雨还在下。麦克唐纳站起身，走到衣架前取下那件旧风衣。穿上风衣扣好扣子，对著镜子整理了一下领带，领带是旧的，领口是松的，脸色是灰的。
    他看了一会儿镜子里的人，那个在一九二四年领导了第一届工党政府的人，那个在一九二九年经济危机中临危受命的人，那个在一九三一年国家危难之际组建联合政府的人——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人，现在只剩下这具空荡荡的躯壳。
    麦克唐纳拿起桌上的文件夹，夹著那份早已擬好的辞职信。信不长，措辞平淡，只说自己“因健康原因，辞去首相职务”。
    下议院会议厅里的人比平时多。
    麦克唐纳站在发言席上，展开那份辞职信。
    台下几百双眼睛在看著他，
    “自即日起辞去首相职务，感谢诸位多年来的支持与合作，愿国王陛下和政府诸公继续为国家福祉而努力。”
    念完了，麦克唐纳把信放在桌上，转身离开发言席，走过內阁成员席，走过后排议员席，推开了会议厅的门。
    窗外白金汉宫的维多利亚纪念碑在雨雾中若隱若现。明天，维多利亚纪念碑还会在那里，但唐寧街十號的书房里会换一个人坐在那把椅子上。
    麦克唐纳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感觉，也许有点失落，也许有点轻鬆，更多的是累。
    同一时刻，斯坦利·鲍德温正坐在保守党领袖办公室的窗前望著同一条街上的同一片雨雾。
    窗外的光在他的脸上明明灭灭，像那些正在侵蚀他脸色的念头，来去匆匆，一拨接一拨地涌来。
    他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也许是电话铃声，也许是敲门声，也许只是等一个结果——一个他早已知道、却不愿面对的结果。
    下午四点，电话响了。
    白金汉宫打来的，宫廷侍从的语气客气而程式化：
    “鲍德温先生，国王陛下希望您能儘快进宫。”
    鲍德温掛断电话，站到窗前，闭了片刻眼睛。
    车队在雨中缓缓驶入白金汉宫。
    鲍德温下车时，雨已经停了，但空气中还残留著湿润的泥土和青草的气息。
    他跟著侍从走过长长的走廊，侍从推开那扇沉重的橡木门，乔治五世站在壁炉前，
    “鲍德温先生。”
    国王伸出手。鲍德温握住那只手，触感微凉。
    “陛下。”
    乔治五世鬆开手，指了指壁炉旁的扶手椅。
    “坐吧。”
    鲍德温坐下，乔治五世在他对面坐下，
    “拉姆齐今天上午递交了辞呈。他身体確实不好，我看得出来，瘦了很多，气色也不好。我劝他好好休养，他说会的。”
    乔治五世停顿了一下看著他，
    “现在的问题是，谁来接替他呢？”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鲍德温先生。”
    鲍德温沉默了片刻，
    “陛下，这几年，局势变化太快。法国的革命、波罗的海三国的动盪、德国海军的扩张……每一件事都在考验这个国家。
    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了。
    工党的政策在工人中有市场，但得不到下议院多数支持。
    自由党已经分裂了，只有保守党，是目前唯一还能凝聚共识的力量。”
    “所以，你愿意接受这个职务？”
    鲍德温抬起头。壁炉的火光在他脸上跳动著，把那些疲惫和皱纹都照得格外清晰。
    “陛下，我不是愿意，我是不得不。
    我没有选择，也许这就是政治家最大的无奈——你以为你在选择道路，其实你只是在被时代推著走。”
    乔治五世看著他，目光复杂。
    “鲍德温先生，你这些话，拉姆齐也说过。”
    “什么时候？”
    “一九三一年，他组建国民內阁的时候。
    他说，他不想当这个首相，但他不得不当。
    因为他不当，这个国家就会乱。”
    鲍德温沉默了很久。
    “陛下，拉姆齐比我诚实。他不想当，他说出来了。
    我想不想当？我不知道。
    也许我想当，也许我不想当。
    我已经分不清了。
    但如果我不当，保守党內没有人能服眾。
    莫森、张伯伦、霍尔——他们各有各的派系。
    我上台，他们至少还能坐下来谈。
    別人上台，连谈的机会都没有。”
    乔治五世站起身，
    “鲍德温先生，我登基快三十年了，见过太多首相。
    有的能干，有的平庸，有的聪明，有的愚蠢。
    但有一点，他们是一样的——他们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你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吗？”
    乔治五世转过身对他伸出手，鲍德温站起身握住那只手，
    “陛下，我知道这个国家需要什么——稳定。”
    “你给得了吗？”
    “给得了。”
    乔治五世鬆开了手。
    “鲍德温先生，希望你是对的。”
    “陛下，我也希望我是对的。”
    和国王的谈话完毕，鲍德温穿过走廊，走过庭院，坐进车里，驶出白金汉宫。
    他一路望著窗外伦敦的天空——雨停了，云还没散，城市笼罩在一片铅灰色的阴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