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古巴哈瓦那，旧城圣弗朗西斯科街，海明威的公寓里，打字机的声音一直响到天亮才停。
    海明威的书桌上散落著咖啡杯、空酒瓶、菸灰缸、草稿纸。
    从敞开的窗户望出去，大西洋的波涛正在月光下闪动著暗银色的碎光。
    欧內斯特·海明威坐在打字机前，赤著脚，他穿著皱巴巴的衬衫，眼睛有些泛红，桌上的稿纸已经堆了厚厚一摞——这是他正在创作中的新小说，標题页上写著一行字：
    《丧钟为谁而鸣》。
    海明威在西班牙待了好几年。
    西班牙的反动势力武装在英美的支援下悍然发动叛乱，新建立的西班牙共和国在血与火中飘摇。
    海明威当时是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去了西班牙。
    芝加哥和古巴的同志们——那些属於美共的朋友们——则直接加入了国际纵队。
    就在那时，海明威三次亲临前线，跟共和国政府的人、国际纵队的军官、各国的记者坐在一起，认真地谈著战局。
    他亲眼看见马德里被围困时的惨烈，也亲眼看见共和国的军队在共產国际的整合下，纪律一天天严明起来。
    在西班牙国內局势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以共產国际为首的德国同志们的坦克和飞机跨过庇里牛斯山脉，国际纵队的兵力在短时间內激增，反动势力的防线开始崩塌。
    德国同志带来的不光是装备，更是一整套组织经验。
    他们帮助西班牙同志建立起坚固的战线，建立起稳固的后方，建立起能把每一颗子弹、每一粒粮食送到前线士兵手里的保障体系。
    在他们的支援下，国际纵队发起全面反击，反动势力的部队土崩瓦解，马德里解围，巴塞隆纳光復，整个西班牙全都插上了红旗。
    海明威在哈瓦那的公寓里整理著西班牙四年留下的笔记。
    打字机旁的稿纸越堆越高。
    他在写罗伯特·乔丹——一个美国西班牙语教师，国际纵队的爆破手。
    一九三五年春天，乔丹奉命潜入敌后，与一支游击队配合，炸毁一座桥樑，以配合共和国的全面反攻。
    他写到乔丹在山路上与那支游击队的初遇。
    疲惫、沉默、伤痕累累的人。
    有西班牙人，有法国人，有德国人，有义大利人，还有一个从波兰来的犹太人。
    他们的步枪型號各异，口音五花八门，但臂章上绣著同样的三色星。
    乔丹问那个德国人：“你为什么要来？”
    德国人抽著烟，看著远方的山脊。
    “我十七岁的时候，韦格纳同志在柏林宣布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
    我的父亲——一个鲁尔的矿工——在那天晚上喝醉了，抱著我哭了。
    我以前不明白他为什么哭。后来我明白了。他在战爭里失去了三个兄弟，两个在凡尔登，一个在索姆河。他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没有希望了。”
    “韦格纳同志给了我们希望，是真正能攥在手心里的希望。
    现在我们来了。
    西班牙的工人同志需要帮助，我们就来了。
    就这么简单。”
    海明威把这些话一个字一个字地敲进稿纸里。
    他想起自己在西班牙前线见过的那些德国人，他们也是蹲在战壕里跟西班牙士兵分同一根烟、同一块麵包的普通人。
    他们的军服上绣著红旗，钢盔上画著红星，说话时带著鲁尔、萨克森、巴伐利亚的口音，跟西班牙人比划著名手势也能聊上半天。
    海明威喝了一口威士忌，继续写。
    他写到乔丹和那支游击队一起在山洞里等待进攻的命令。
    那是大反攻的前夜。
    电报机在角落里嘀嗒作响，一个年轻的西班牙通讯员戴著耳机，手指在键上跳动著。他翻译出从马德里发来的密电。
    “黎明。全线出击。”
    海明威的手指停了一下。
    他想起自己在马德里听到的那个消息。
    德国同志带领的国际纵队全面反攻，共和国军队正面压上——两条战线同时发动。
    不到四十八小时，反动军队在布尔戈斯的指挥部就被攻克了。
    一切都结束了。
    他继续往下写。
    乔丹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检查炸药。导火索、雷管、引爆器——这些东西摸上去冰凉。
    他把爆破装置塞进背包，拉上拉链。
    外面天亮了吗？他不知道。
    隧道里永远是黑的。但从洞口透进来的那一点点光，已经不像昨夜那么深了。
    他听见远处传来炮声，整个地平线都在颤抖。
    那是德国同志带来的重炮，一百五十毫米、两百一十毫米，一发就能把碉堡连同里面的机枪手一起掀上天。
    海明威把这段写完，划火柴点燃一支烟。
    烟雾在打字机上方慢慢散开。
    他想起一些事情——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简单到不值一提，却一直刻在他脑子里。
    那是在马德里解放后的第三天，他走在格兰大道上。
    一个西班牙老太太从窗户里探出头来，问楼下走过的国际纵队士兵：“你们是谁的军队啊？”
    那个士兵仰起头，笑著看向老太太，用蹩脚的西班牙语回答：“我们是您的军队。”
    老太太哭了。
    士兵站在原地，手足无措，不知道该继续走还是该上楼安慰她。
    他站在那里很久，直到老太太擦乾眼泪，朝他挥了挥手：“谢谢你们。”
    海明威把这段记忆压进脑海里。
    打字机旁的菸灰缸满了。
    海明威没有去倒，他重新把稿纸卷进打字机，在最后一段的下面，敲下了这样一行字：
    “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为你，为每一个活在这世界上的人。”
    稿纸从打字机上抽出来，海明威靠在椅背上，望著窗外渐渐亮起来的天际线。
    大西洋尽头，太阳正在升起。
    现在，他让罗伯特·乔丹在炸桥之前对那个德国同志说出了这样一段话——不是原话，是意思相近的话，用他能表达的、他认为正確的方式说出来。
    “你知道吗，”
    德国同志听完乔丹的话后说，
    “韦格纳同志说过一句话。
    他说，资本主义最大的罪恶不是剥削，是它让普通人觉得自己的苦难是理所当然的。
    工人觉得自己天生就该穷，农民觉得自己天生就该被剥削，难民觉得自己天生就该被拋弃。
    我们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理所当然。”
    “怎么打破？”
    “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的。
    然后证明给他们看。”
    海明威把这段话也敲进了稿纸里。
    他想起自己在美国的作家朋友们——多斯·帕索斯、福克纳、菲茨杰拉德。
    他们也在写，写美国，写人性，写迷惘的一代。
    但他们不写西班牙，不写那些从世界各地赶来、为一个不属於他们自己的国家献出生命的人。
    为什么不写？海明威不知道。
    也许他们觉得那是別人的事，也许他们觉得文学不该掺和政治，也许他们觉得那些戴著红星臂章的志愿兵只是狂热的傻瓜——不值得写进小说里。
    海明威不这么想。
    他们都是人。
    活生生的，会怕、会疼、会死的。
    他亲眼看见他们在战壕里瑟瑟发抖，亲眼看见他们抬著担架从炮火下爬出来，亲眼看见他们倒下。
    那些人有名字，有面孔，有家人，有过去，有未来。
    他们不是报纸上的统计数字，不是政治家嘴里的宣传口號，是会流血的血肉之躯。
    烟抽完了。海明威把菸蒂按进菸灰缸。
    海明威望著窗外，大西洋上泛起一片金色。
    太阳升起来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西班牙之后，世界革命还要继续。
    英国，美国，亚洲，非洲——那些地方的人民仍旧等著解放。
    海明威不知道还要多久。
    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
    但他相信总会等到那一天。
    打字机旁的稿纸在晨光中翻动著。
    罗伯特·乔丹的故事写完了，但故事里的那些人还活著——在西班牙，在德国，在苏联，在芝加哥，在每一个有人站起来反抗压迫的地方。
    那些红旗还会继续插下去。
    等到在某一天插遍全世界的时候，他希望还有人记得这些人。
    记得他们的名字，或者记不住名字也没关係，只要记得他们做过的事就行。
    海明威抽出一张新稿纸，在顶端写下：
    一九三五年七月，哈瓦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