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会开幕的早晨，北城出了太阳。
    上午八点整，第一批外宾到了。
    两辆公共汽车停在大门外。车门打开，苏联代表团四十七人鱼贯下车。
    安德烈走在最前面。
    左手拎著一只磨了边角的旧皮包，右手攥著那本在北城记满笔记的黑色本子——那上面有他四十三年职业生涯里最密集的一页手绘图。
    经过安检棚时，他朝金属探测门旁的761部队哨兵点了一下头。
    哨兵啪地回了个標准军礼。
    安德烈身后跟著伊万和那位在跑道上腿软过的转运军医。
    两人表情严肃，但转运军医的脖子一路没停过——左看看装甲车，右瞅瞅探照灯，跟进了军事博物馆似的。
    伊万拽了他一把，声音压得很低：“看路。”
    英国代表团的大巴从另一个方向驶来。
    威廉士爵士站在路边迎接自家人，灰格子西装，牛津尖头皮鞋，鞋面上沾了一块灰泥点——大概是从那一百米土路上带的。
    他弯腰擦了擦鞋，直起身的时候，正好撞上安德烈的目光。
    两人隔著五米远对视了一秒。
    威廉士先伸出右手。
    安德烈走过去，握住了。
    “安德烈。”
    “威廉士。”
    两只手握了三秒。不需要更多的话。
    威廉士鬆开手，嘴角动了一下：“没想到有一天咱俩能坐同一边。”
    安德烈把围巾正了正：“我更没想到，让咱俩坐到同一边的，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中国姑娘。”
    门口的登记台前排起了队。
    法国勒费弗尔带著四个同事站在队伍中间，怀里抱著一叠快有半寸厚的列印材料——他在飞机上连夜翻译的叶蓁手术记录，封面被他翻得起了毛边。
    山田领著日本代表团八个人站在法国人后面，胸前掛著一台微型录音机。
    全程录音，一个字都不打算漏。
    顾錚站在安检棚出口处。
    军装笔挺，肩章上的星在冬日阳光下一闪一闪的，像是专门替他老婆的主场镀了一层金。
    他手里捏著一本名册，每过一个人就低头在名字后面打一个鉤。动作不紧不慢，跟检阅部队差不多。
    周海站在他旁边，嘴唇在动，一直在默数人头。
    “一百四十九……一百五十……一百五十一……”
    声音越数越小。
    最后一个签到的是法国里昂来的心臟外科医生，签完名把笔还给登记台的小战士，头也不回地往里走了。
    一百六十。
    周海把名册合上。
    所有正式代表，到齐。
    他下意识扭头，朝大门外看了一眼。
    门外的土路上，停著一辆没有任何標识的黑色轿车。
    车门紧闭。
    车窗贴了膜，从外面什么也看不到。
    周海眯了眯眼：“那辆车谁的？”
    顾錚把名册递给旁边的警卫员，语气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美国的。今早从首都机场出关，大使馆的车接过来的。”
    周海皱了下眉。
    “哈里森来了？”
    “有可能。”
    顾錚嘴角歪了一下。
    “不过他大概还在车里，琢磨要不要下来。”
    黑色轿车后座。
    哈里森把金丝边眼镜摘下来，擦了擦，戴上。
    又摘下来，又擦了擦，又戴上。
    反覆了三次。
    他的膝盖上放著一只摺叠起来的帆布小凳。
    马扎。
    是他在首都机场出关后，让大使馆助理去附近小卖部买的。
    助理问他买这个干什么。
    他说开会用。
    助理当时的表情，像是在確认自己接的到底是不是美国心外科学会的候任主席。
    此刻，车窗外最后一批西装革履的国际专家已经消失在总院大门里了。
    安检棚前的空地上只剩几个执勤战士，和落了一层薄雪的水泥地。
    司机从前座回头看了他一眼。
    “哈里森先生？”
    他没答话。
    他从车窗缝隙里盯著安检棚后面的总院主楼。
    灰白墙体。，栏杆窗户，屋顶上一面红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这座楼和他待了四十年的梅奥诊所比起来，寒酸得不像同一个世界的建筑。
    但全世界最大胆的心臟手术，就是在这里面做出来的。
    十八颗猪心臟。
    他在脑海里又看见了那间凌晨两点的实验室，看见了自己手里那把怎么也控制不好角度的眼科剪。
    十八次。
    全部失败。
    他低头看了一眼膝盖上的马扎。
    帆布面，铁管腿，撑开之后离地大概三十公分。
    格雷厄姆·哈里森活了六十二年，没坐过这种东西。
    他推开车门。
    皮鞋踩在薄雪上，咯吱一声轻响。
    安检棚前的战士抬眼看了他一下。
    他报了自己的名字。
    战士翻了翻附加名单，手指在最后一行停住。
    “哈里森先生，请进。旁听区在主会场最后一排走廊位置。”
    他把马扎夹在腋下，穿过安检门，走进了总院主楼。
    主会场设在总院最大的阶梯教室里。
    一百六十个座位分成六排，从前到后呈扇形排开。
    讲台正中央一张长桌，桌上一只麦克风，一杯白开水。
    白开水还在冒气。
    讲台后方的黑板上，什么都没写。
    但黑板下面靠墙竖著两块白色展板，上面钉满了手绘的心臟解剖图和术式流程图。
    红蓝铅笔的线条细密清晰，像是用尺子量过每一根血管的走向。
    安德烈坐在第一排正中。
    他的黑色笔记本已经翻到了空白页，钢笔帽摘下来搁在桌角，笔尖朝上。
    威廉士坐在他左边，两条腿交叠，右手食指有节奏地敲著桌面。
    这是他紧张时的习惯动作——上一次出现这个动作，是二十年前他自己站上皇家外科学院的演讲台。
    高海平和刘建民坐在第二排。
    高海平面前摆了两支笔，一支红一支蓝，跟叶蓁学的。
    刘建民在翻手里的资料，翻了三页又翻回来，显然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勒费弗尔在第三排左侧，那沓翻烂了的列印材料摊在面前，关键段落画满了萤光笔標记。
    山田在第三排右侧，笔记本上已经提前写好了几个问题。
    他飞了九个小时，在飞机上想了九个小时，就想出这几个他想当面问叶蓁的问题。
    最后一排走廊尽头。
    哈里森把马扎撑开，坐了下去。
    帆布面比想像中矮得多。膝盖几乎顶到下巴。
    他把笔记本搁在膝盖上，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那支金色钢笔。
    周围没有人看他。
    或者说，所有人都知道他坐在那儿，但没有一个人转过头来。
    在这间教室里，他没有头衔，没有席位，没有话语权。
    他只是一个坐在帆布马扎上的旁听生。
    九点整。
    教室里此起彼伏的交谈声像退潮一样，一层一层地压下去。
    后门开了。
    叶蓁走进来。
    白大褂，袖口卷到腕骨上方一寸的位置，露出一截细瘦但稳定的手腕。
    头髮拢在脑后扎成一个低髻。脖子上什么都没掛。
    她手里拿著一支红粉笔，一支蓝粉笔。
    没有讲义。
    没有幻灯片。
    没有提词器。
    一百六十一个人的目光同时落在她身上。
    她走上讲台，步子不快不慢，鞋底踩在水泥檯面上，一下一下，和走廊里查房时的节奏一模一样。
    她把两支粉笔放在长桌上。
    然后抬起头。
    目光从第一排扫到最后一排。
    不快，不慢。
    扫过安德烈——安德烈微微欠身。
    扫过威廉士——威廉士停下了敲桌面的手指。
    扫过勒费弗尔——勒费弗尔下意识坐直了身子。
    扫过山田——山田的手悬在录音机上方，屏住了呼吸。
    扫到最后一排走廊尽头的时候，停了不到半秒。
    她看见了哈里森。
    她的目光没有多留。
    收回来，落在面前的麦克风上。
    她伸手调了一下话筒高度。指尖碰到金属支架的时候，发出一声极轻的叮响。
    叶蓁开口了。
    “欢迎各位来到北城。”
    她的英语清晰、平稳，带著一点她自己都不自觉的中式节奏感。
    每一个重音都落在该落的地方，像她下刀时的分寸——不多一分，不少一毫。
    “医学没有国界。”
    她顿了一拍。
    这一拍的沉默里，窗外北城的风颳过屋顶的红旗，猎猎作响。
    “但心外科的新规则，从今天起，由中国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