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空气中瀰漫著一种压抑到极致的气氛，每个人脸上都写著凝重和不安。
    大家拿著锄头、镰刀，一边走，一边用目光扫视著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尤其是找到鞋子的那片沟底，希望能奇蹟般地发现点什么。
    然而，奇蹟没有发生。
    一天下来，除了疲惫和更多的失望，一无所获。
    第三天，搜寻工作在无声的嘆息中停了下来。职工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小声地交换著看法。渐渐地，一个统一的、最能让人接受的结论形成了：
    “肯定是遇到狼了。后山那片林子，前两天就有老职工说看到过狼脚印。
    陆敏一个女同志去捡柴，没带傢伙，怕是……唉，可怜见的。”
    农场的生活似乎慢慢回到正轨，只是气氛比以前更加沉闷。
    打柴遇到狼的结论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每个人的心理。
    邵小琴和叶倩一开始有些难以接受，好姐妹就这么没有了。两个人不眠不休的出去找了两天，回来后又吃不下饭，几天下来，都瘦脱了形，眼窝深陷。
    顾清如和郭庆仪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们每天都会打好饭菜端著一起送到邵小琴和叶倩的床边。
    “多少吃一点吧，身体垮了，陆敏知道了会更心疼的。”
    最后，叶倩和邵小琴不得不打起精神，面对现实。她们俩把陆敏的衣服、隨身物品打包收拾好，
    “清如，庆仪，……我们，得给陆敏家里写封信。告诉她父母这件事情。”
    信的內容，是邵小琴和叶倩含著眼泪，一句一句断断续续地念出来的。
    她们不能写“遇狼”，那太残忍，也太不负责任。她们只能用最官方、也最含糊的语言：
    “……陆敏同志在执行打柴任务时，因突发意外，不幸牺牲……请节哀……组织上会妥善处理后事……”
    不光写了信，她俩还每个人还凑了五块钱塞在信封里。
    顾清如知道了，也默默拿出十块钱，“这是给陆敏的，一起寄回去。给叔叔阿姨买点东西，也算我的一份心意。”
    叶倩和邵小琴推辞了半天，最后还是含著泪收下了。
    钱、信和包袱，一起寄走了。
    处理完这一切，邵小琴和叶倩將那块三个人合用的手錶用一块乾净的旧布包起来，放进了抽屉的最深处。
    生活还得继续。该出工的出工，该吃饭的吃饭，广播里照例播放著激昂的革命歌曲，號召大家“抓革命，促生產”。
    大家心照不宣地迴避著陆敏这个名字。
    这件事过去很久，陆敏父母终究没来，他们也许想过过来，可路费从哪儿来？
    他们来了，又能怎么样？
    质问？吵闹？到头来，只会给自己惹来更大的麻烦。
    最终，他们选择了沉默。
    沉默的接受了这个结论。
    十几岁女儿的青春就这样埋葬在了边疆。
    ……
    眼瞅著就要过年了，这本该是一年中最让人期盼的时刻，可场部里传下来的文件，却像一盆冰水，从头到脚浇灭了心中最后一点火星。
    场部下发了一份“关於稳定知青队伍、促进农场和谐”的內部文件。原则上知青们不允许回家过年，要求大家“稳定思想，深刻领会组织关怀，安心边江，扎根农场”。
    这通知是什么意思，场里领导们心照不宣。上面这是怕人心散了，年根底下这股子思乡病一犯，再有人借著探亲的机会一走不回，这队伍可就不好带了。这“扎根边江”，说得再明白不过，就是要断了大家回城的念想。
    至於如何稳定思想，自然是通过知青和当地职工结婚，来稳定。身体稳定了，心自然就稳定了。根扎在这儿，人也就留下来了。
    很快，这个小道消息就顺著宿舍、食堂、田间的地头，悄悄地传遍了整个农场。表面上，大家该干活干活，该吃饭吃饭，可那股子暗流涌动的躁动，却怎么也压不下去。
    尤其是知青们，脸上强装著没事人一样，可眼底深处藏不住的失望和委屈。
    女知青出门都多加一层围巾，把脸遮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她们不再是农场里亮丽的风景，而是一群惊弓之鸟，生怕被哪个大龄职工的目光盯上。
    要知道，那些城里有文化的女知青，原本就是有些人遥不可及的“花”，如今成了完成“扎根”任务的工具，变得触手可及。
    那些平日里连和知青说句话都脸红的大龄职工，此刻眼神里都燃起了异样的光芒。
    他们觉得，自己终於有了资格，也许垫垫脚，就能摘下那朵曾经只敢在梦里想想的花。这批大龄职工，大多是早年隨部队开垦边疆的人。他们把最宝贵的青春都献给了这片土地，部队里男多女少，个人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有嘴快的职工已经肆无忌惮地吹起了牛：“看见没？那些女知青，那就是组织给我发的媳妇！这叫啥？这叫gm婚姻，响应號召！”
    在这片压抑的氛围里，顾清如的情况变得微妙起来。
    她是干部，还懂医。更重要的是，她单身漂亮，没有对象，这在农场里，尤其是在男职工眼里，就成了一个不容错过的香餑餑。
    这阵子，卫生所的大门都快被踏破了。
    来的大多是些大龄的男职工，有的是来看个头疼脑热的小毛病，有的拎著点自家晒的乾果、醃的肉，说是“路过，顺道看看”。总之，都是找各种藉口往顾清如面前凑。
    朱所长看在眼里，气在心里。他背著手，在候诊的人群里来回踱步。
    “下一个！王大柱！”他一声吼，震得整个卫生所都安静下来。
    那个叫王大柱的职工，刚想坐下，就被朱有才一眼瞪了回去。“你那点破事，我门儿清！你昨天在食堂还吃了三碗饭，脖子比谁都粗，哪来的脖子疼？卫生所是看病的地方！给我滚出去！”
    嚇得王大柱还没坐下，就被赶走了。
    朱有才像赶苍蝇一样，把那些没病装病、意图不轨的人一个个都轰了出去。
    然而，那些被轰走的人，並没有放弃。他们开始变换策略，头疼脑热的时候专挑顾清如当班的时候来，点名就要顾医生看。
    朱有才把这些病人，一个个都分配给了周慧良或者张志浩。
    “李卫国，你哪儿不舒服？来，周医生，你给他量量血压。”
    “赵铁柱，你咳嗽？来，小张，你听听肺。”
    “小顾，”他把顾清如叫到后院，指著后院的箱子，“你这几天，別在门诊待著了。药库盘点一下，年底了，帐目得对清楚。你，去那儿。”
    照理说，顾清如现在是副所长，除了坐诊，也分管著卫生所的日常管理。朱有才直接给她安排工作，於情於理都有些不合適。
    但顾清如如何看不出来，这位看似粗中有细的所长，是在用最直接的方式，为她撑起一把伞。
    她在心里默默感激朱所长。